【大紀元2019年07月16日訊】在香港人「反送中惡法」抗議一波接一波出現時，台灣也出現了一場持續抗爭的活動。那是長榮空服員工會的罷工，她們向公司爭取利益，認為公司苛待員工，要求公平正義。

由各種報導，應該可以這樣說，香港人的抗議得到全球絕大多數的肯定，而台灣空服員的罷工卻大致受到冷眼相待。畢竟香港人的抗爭是對中共欺壓的抵抗，是爭自由反迫害，為的是全體香港人；而長榮空服員罷工為的是爭個人的利益。而且，前者是人民對抗政府，後者是民間企業員工對抗業主，是個別企業的家務事。所以，雖然都是抗議，但絕不能相提並論。

台灣實施私產經濟，或是市場經濟，實際上政府干預諸多經濟事務，對於勞動這種最重要的生產因素，有《勞基法》等諸多法令的約束，為的是保護居弱勢的勞工，免受強勢資方的剝削。

這是手持「公平正義」旗幟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如今在各個社會都普遍被接受，所以各個國家幾乎都有保護勞工的法令，而組織工會並賦予集體罷工的權利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斑斑史跡也告訴我們，集體罷工不是新鮮事，成功與否倒是見仁見智。不過，或可這樣說，罷工獲得成功者大都是大規模的公營事業，對於私營企業來說，集體罷工的事件並不多，而且往往落得兩敗俱傷局面，甚至有害整體社會經濟呢！

我們知道，集體罷工是既損人又不一定利己的行動，它是所謂的「最後的武器」，也就是說「最不得已的手段」。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裡，發生罷工的機率是很少的，若不幸發生，個別工人還是應有其選擇工作的權利。而且，罷工並不是單純的某些工人之權益事件，它是具有「外部效果」的。亦即，罷工會干擾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對於社會產生破壞力，外部成本因而存在，尤其是對於那些替代品稀少的產業，像自來水、郵電業等公用事業罷工之後會對社會產生重大的殺傷力，宜設法避免。反之，愈是競爭性高的產業，罷工的影響則愈會限於當事人。因此，原則上，罷工的限制宜去除，而在一個完全競爭的社會裡，罷工幾乎是不會發生的，所以也不必加以限制。但是，任何社會都無法達到完全競爭的境界，因而對於關乎民生的獨佔性高的產業，尤其是公共事業，還是應該限制罷工。

不過，我們或可這樣期盼，在無政府管制或保護下，獨佔性的事業是難以存在的，而且一旦解除工會、結社的限制之後，工會的寡佔、獨佔現象也愈難存在，集體大罷工也愈不可能產生，工會也就愈可能發揮其正常功能。因此，我們應該向自由化邁進。不僅經濟應該要更自由，工會組成要自由，社會的每一層面也都必須如此。如此一來，大家所關切的「罷工預告期」和「職業工會是否能夠代表企業工會來發動罷工活動之代表性與正當性」問題，也就不關宏旨矣！

回到這次長榮空服員工會罷工，它是航空服務業，乘客是公司收入的主體，出現罷工就是拒絕乘客，亦即不做生意，甚至關門大吉，如此一來，哪有收入來源，怎可能有工資可發。雖說罷工按理說是短暫的，但「以顧客為尊」的服務業，在惡意傷害顧客之後，顧客怎會再購買這個不良產品，何況該產品還有其他多家供應的呢！「信譽建立不容易，一旦被破壞，要恢復更不容易也！」是的，上次華航罷工好似成功，但華航有公營性質，其損失由國家負擔，但長榮可是純民營的，損失很難轉嫁出去。在經過重創之後，需要再復元並不容易，那麼，它可能會如何看待破壞者呢？參與罷工者回得去嗎？唉！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