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她接受採訪，不許她給丈夫維權，她被威脅說，如果再接受採訪，就要抓她。
記者：您以前意識到余文生律師所做的會有風險嗎？
許豔：一開始他是做民商案件，壓力不很大。2014年，他代理一個支持香港占中的當事人。因為不讓他會見當事人，他堅持律師的會見權，就被抓了。
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他會有危險，包括他這次失去自由，我都沒有心理準備。因為我看到的，就是他正常代理案件，他只是在法律範圍內盡力去幫助當事人。
《憲法》有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權，他從法律角度給出修改憲法的建議，如果得不到鼓勵與表揚，絕對不應該因此而被抓捕，更不應該以此作為定罪的證據。
記者： 2014年他被抓放回後，身體非常差？
許豔：對，他進看守所之前的體檢，身體很健康。被關了99天後，身體就非常差，後來幾天，他走路腿不會邁步，我扶著他，他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用另一隻手抬著那個腿一步一步地邁。結果回來12天後，他就要去醫院做手術。
那次他在裡面遭受了酷刑。坐審訊的椅子，椅子特別高大，還有稜角，他個子不高，手臂根本就環繞不了那個椅子，他們就硬拉，給他戴上手銬，連續長時間審訊，手腫得非常厲害。
放回來的那個晚上，他一下就喝了兩壺水，晚上還必須要開燈才能睡覺。
後來他代理王全璋壓力就特別大，但他也一直盡力。石景山國保阻止他去天津見王全璋，樓下一層停的都是他們的車，國保坐車裡，不讓他出門。但他還是想辦法連夜到了天津，要求會見。
記者：他被抓後，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傳喚，原因是什麼？
許豔：我其實就是一個家屬啊，給丈夫維權而已。他們就連續三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我。
必須要有法律證據才可以刑事傳喚人的，但他們最後也沒有解釋出為什麼要傳喚我，他們說，就因為我是余文生的妻子。
他們威脅我，說如果我再接受採訪，就要抓我。他們不許我接受採訪，不讓我給余文生維權。
記者：那您平時也被監控跟蹤嗎？
許豔：現在樓下的平房裡一直有人，有時是社區的，有時是警察、有時是國保，有拍照的，有跟蹤的。有好幾次，他們限制我出門。
一次我出門，八角派出所警察，還有兩個居委會的、兩個便衣，就跟蹤我。我打出租車，警察直接對出租司機亮明身分，說他是警察，不讓他拉我，讓司機靠邊停車，司機只能靠邊，讓我下來。
我的手機是被監控的，我到哪兒，他們都知道。有次警察就跟我說，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六環？他們什麼都知道。
記者：您知道為什麼把余文生羈押在徐州嗎？
許豔：不知道。余文生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也不是徐州人，徐州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從北京到徐州有一千五百多里， 20天我就要去一次，這一年五個月，我去徐州已有30次了。路途的遙遠讓我的維權路雪上加霜。
高鐵票還有吃飯、住宿等等其它消費，去一次花銷非常大。為節約開支，趕上看守所上午11:30前存錢，早上4點多我就要出發。冬天天還沒亮，我一個人出門，確實感覺特別淒涼，努力的過程很艱辛。
記者：這一年多，您一直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有什麼效果嗎？
許豔：我每次去徐州，為他奔波維權，申請監督，儘可能跑很多部門，看守所、檢察院、法院、公安局、監察委、人大這些監督部門，包括律協，我全都去了。
我去了這些部門，沒有一處是能夠進大門的，這是最讓我傷心和無助的。我根本就找不著監督部門和人，因為大門我都進不去。
在江蘇省、北京市，我也去申請監督，也是進不了大門。有時我就把材料郵寄過去，但是沒有任何回覆。
但我就要堅持為他去維權。我就是不放棄！我努力了！
余文生在家的時候，我是大鬆心，什麼都不管，現在我得擔很多事情了。以前他不在家，過節時我還會哭，但是現在就不會哭了，哭解決不了問題。
記者：這一年多，您一直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有什麼效果嗎？
許豔：我只能拿法律去爭取法律權利，還能怎麼辦？法律條文說得非常好，都有規定各種權利。
但余文生這個案件，我現在就是很無助，感覺到不公平、不正義，法律在各個部門找不到監督。我希望中國能夠有真正的法治，讓每一個人感受到公平正義。
記者：您覺得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最難的是什麼？
許豔：我從北京到徐州為余文生維權，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是，余文生的名字被屏蔽得非常嚴重。
國內網絡上已經搜索不到余文生律師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帳號也已經被封，我的微博帳號也被封，我重新註冊也註冊不了；微信發個貼子，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名字，就發不岀去，在名字中間加上圖標才可以發岀去。經常是一篇文章要修改很多次，才能發出去，發出個聲音都特別艱難。
記者：過程中您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許豔：以前我打電話給他，一顯示「無法接通」，我就非常緊張，擔心他是不是又失去自由了。
有次我跟孩子準備出去，剛和孩子走到車那兒，要打開車門，突然就衝出來一些人，不知道從哪衝出來那麼多人，其實他們就隱藏在附近，後來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傳喚我，審了我 9個小時。
所以後來我每次下樓，走到車上的過程中，總感覺他們潛伏在附近，就特別緊張，擔心他們衝出來抓我，這讓我非常恐懼。
是應該放棄為他維權？還是繼續努力？這個選擇有時很艱難。我確實腿經常發抖，有時候，就是一邊發著抖，一邊往前走。
有時我和孩子說：要堅強、要勇敢，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你要相信爸爸媽媽是愛你的。我覺得對於孩子，這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現在只要出門，我就隨時做好失去自由的準備，我把手機拿在手裡，隨時準備把消息發出去。
記者：余文生律師的事情，對孩子影響很大嗎？
許豔：警察抄家五次，對我傳喚三次，都是在夜間，及週六、日孩子在家的時候，這對孩子傷害非常大。
2015年「709」開始抓捕時，警察敲我家門，余律師不開門，和他們要法律手續，結果他們就用電鋸鋸門，聲音很刺耳。鋸開鐵門後，警察一腳就踹開木門，幾十個人衝進屋子，當著孩子的面，他們把他爸爸推倒，然後把他爸爸雙手背銬帶走。警察走了以後，孩子嚇得一夜沒睡，嚇得流鼻血，鼻血流了七天。
這次余文生是在樓下被圍住帶走的，當時是早晨6點半，他正要送孩子上學。有很多輛警車、特警車、很多警察，孩子見到了這個場面。
現在孩子一回家，馬上就把自己房間的門關上。以前不是這樣，他感到不安全嘛。有時都夜裡二、三點了，我發現他還沒睡，自己在房間裡走。
但每當我想和孩子說他爸爸的情況，孩子都會把話題岔開，或者不說話。可能不想再一次回想吧，就像大人遇到特別痛苦、特別殘酷的事情，也不願意回想，我也這樣。
記者：孩子在學校也受影響了嗎？
許豔：有一次我去開家長會，班主任公開點名字罵我的孩子，說孩子有主意的樣子「特別不要臉」，如果這樣的話遲早會像他爸爸一樣被教訓。當時其他家長也都在。小孩調皮也是正常的，但我沒有想到班主任會這麼說。
以前這班主任對我們家長和孩子都非常好，非常尊重，為什麼突然變化這麼大？我想這都和國保有關吧。
我是想好好保護孩子，但是無能為力。
記者：您有特別無助的時候嗎？
許豔：我們家的習慣，就是每個週末都去野外玩，現在余文生不在家，孩子還想去。我想讓孩子感覺生活變化不大，就答應帶他去。以前都是余文生開車，我不敢開。山道上彎彎曲曲的，開始我就特別想哭，特別委屈、特別無助，特別恐懼，本來不敢走山路，但我不想讓孩子知道我不敢，為了孩子，我還是要挑戰自己。
作為母親，我沒法完全保護得了他，我只能儘量讓他少受傷害。
記者：看您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東西，感覺您時時刻刻都想著余文生律師？
許豔：是，除了我睡著了，每天剩下的時間，我都在想著他的事，想著怎麼為他維權，腦子裡一直在想著他。
過去生活大事小事都是余文生解決，家裡好像什麼事都不需要我去處理。他對我非常好，遇到危難，他都是第一時間保護我和孩子。坐地鐵他會給我讓座，給我背包。弟弟的問題、父母的問題，他都會安排好，包括怎麼教育孩子，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他都能照顧到。
但現在我也沒覺得自己命苦，我相信他，他現在遭遇不公平，是為了公益。
這一年多，遇到特別沒有辦法的時候，最後我也都能想辦法過去，天無絕人之路吧。未來也是一樣，也許很難，但我能做的，就是勇敢去面對。
記者：您和其他「709」家屬不經常在一起？
許豔：有一次我就覺得我好孤單，後來有朋友就對我說，你回想一下，這一年多，有幾次是你一個人在維權，一個人在努力？我仔細一想，確實是。我跑了那麼多的部門，幾乎是沒有一次是一個人去的，都有人陪我、幫我。
有人到車站接我，有人把我帶到住處，有人把我送到機場，下飛機後，有律師等著我接我，整個全程，都有人關心保護我。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好像是我一個人在努力，實際上有很多人在關注和幫助我。
記者：您認為什麼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許豔：我認為不管是對誰，人都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人要真實、誠信，我不喜歡虛假的東西。
不管對方是什麼人，只要你善良地對他，他都會以善良回報你，在他的能力範圍去幫助你。我以我的善良、真誠去對待別人，我得到的經常也是對方的善意和真心幫助。也許對方很有社會閱歷什麼的，但也會以我的這種態度對待我。我很多的親身經歷就是這樣。
我不認識太多的人，包括余文生代理的當事人，幾乎我都不認識，但他出事以後，我就感覺有很多不認識的人在幫我。
那些人開始也許只想幫我一分，跟我接觸以後，他就可能會幫我六分、八分。得到那麼多人的關心和幫助，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的善良和真誠。
記者：聽說您現在想考律師，為什麼呢？
許豔：其實我大學是學法學的，一畢業就進入了家庭，在家就是做飯，教育孩子，基本沒有工作經歷。
現在余文生的律師證被註銷了，以後可能就沒法做律師養家了，那以後的生活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最近一兩年，我很強烈地想去考律師。
余文生簡歷：
余文生，1967年生，中國北京律師，曾代理多起法輪功信仰案，代理「709」王全璋等多位被捕律師案。
2018年1月，被註銷律師證。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時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提出刪除「憲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議，第二天即被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祕密開庭。
2018年11月，余文生獲得「德法人權獎」。
過去一年多，許豔四處奔忙，呼籲救助丈夫。但是，她聘請的律師一直沒有見到余文生，她向很多部門申請監督余文生案，沒有任何回覆。她屢遭中共威脅，三次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她和兒子出境也被限制。
採訪整理：孫天浩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