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14日訊】認為中共專制是由傳統文化造成的，從而將其歸罪於傳統文化，這在對中共專制持批判態度的人當中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但在我看來，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歷史上是有不少糟粕的東西被中共利用，但後者並不是由前者造成的。事實上，它是在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將蘇聯斯大林模式的極權體制照搬到中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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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認為中共專制不是傳統文化造成的？
首先，這是因為中共專制與中國歷史上的皇權不是一回事。
在那些將中共專制歸罪於傳統文化的人看來，中共專制不過是皇權專制的翻版，而皇權專制是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是由傳統文化造成的，所以中共專制也是由傳統文化造成的。這個推理能成立嗎？我認為不能成立。之所以不能成立，關鍵就在於皇權並不等於專制，而中共專制與皇權又有明顯區別。
乍一看，中共專制跟皇權確有一些相似乃至相同之處，比如個人集權、等級制等等，但實際上這兩種政治體制之間的區別要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相似和相同。在人們批判中共時，許多人都習慣說它如何如何專制，其實按照現代政治學的標準，準確地講，中共建立的政治體制並非專制制度，而是極權制度。專制制度與極權制度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不可混為一談。
那麼專制制度與極權制度的差異究竟體現在哪？
簡單的講，在專制制度下，統治者儘管掌握了大部分權力，但並沒有掌握所有權力，特別是個人生活領域的權力，因而他們對社會的管控雖然是嚴苛的，但並沒有覆蓋到社會的所有空間和群體，個人就更不用說了，人們的自由雖然不多，但並沒有完全消失。而在極權制度下就不一樣了。極權制度意味著統治者幾乎壟斷了所有的權力——除了處理國家大事和公共事務的權力，還包括指導個人私生活的權力，意味著統治者的權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個角落和每個人，控制了人類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生活的一切領域，國家由此變成了一個吞噬整個社會的龐大政治兵營，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力來達成，個人不再有任何獨立空間和自由。在這種體制下，大權在握的統治者不僅掌控著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還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價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
至於中共極權體制與皇權專制的具體區別，則主要又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在中共極權體制之下，全國人民都必須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而黨卻不需要聽命於任何意志，可以為所欲為，因為黨凌駕於一切之上，在它之上再沒有更高的權威，它就是不受任何制約的最高權威，黨的意志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是法律。而黨的至高無上又具體體現為黨的領袖的至高無上。而皇權講的是什麼？是君權神授。所謂君權神授，一方面固然是指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天，因而是世間最高的權力，大家都必須服從於他；但另一方面，卻又明確肯定了在皇權之上還有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天」。換句話說，即便是皇帝，也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也必須服從天意，不能為所欲為。可見，皇權對天，對神，是懷有敬畏之心的，黨權則沒有任何敬畏之心，神對它而言是不存在的，天雖然存在，卻不具備意志的，是它要戰勝、駕馭的對象。
中共極權制度不同於皇權專制的第二個特點是一黨專政，即中共一個黨壟斷全部的國家權力，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並通過黨的各級組織從上到下牢牢控制整個國家的各級政權。儲安平先生當年曾形象地把這種情形概括為「黨天下」。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
與中共的一黨專政不同，皇權可以說是皇帝一個人的專政。如果說一黨專政是「黨天下」，那麼皇帝則可以說是「家天下」。兩者有何不同？簡單的講，權力的大小不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人都知道一句話：「皇權不下縣」。什麼是「皇權不下縣」？用秦暉教授的話說，就是「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可見，皇權雖大，卻也沒有大到無遠弗屆的地步，而黨權卻是無遠弗屆的，幾乎就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中共極權制度不同於君權制度的第三個特點在於，後者對社會的管控雖然是嚴苛的，但範圍卻是有限的。有句老話叫作「山高皇帝遠」，意思就是偏遠地區連皇帝也管不到。豈止如此。皇帝對百姓的經濟生活、私生活可以說干涉不多，即使有管控也是鬆散的。而在中共的極權制度下就大不一樣了。共產黨最大的愛好就是管天管地管人，什麼都要管，不僅要管國家大事，而且要管個人生活裡的小事。所以相比較而言，生活在皇權下的人還是有一定自由的，而生活在黨權下的人則基本無自由可言。
既然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共專制壓根就不是什麼皇權的翻版，而是一種極權體制，把傳統文化與皇權的關係套用來解釋中共極權制度的形成能說的通嗎？當然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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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否認中共專制是由傳統文化造成的，不僅是因為它並非皇權的翻版，更重要的還在於，傳統文化與中共專制是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
當然，如果我說歷史上一點沒有與中共專制合拍的成分，那也不符合事實。事實上，歷史上的一些糟粕有許多與中共專制可謂不謀而合。
比如以商鞅為代表所主張的愚民。商鞅認為，「民強國弱，民弱國強」，要想國家富強，就必須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減人民的抗異實力。不僅如此，商鞅還認為，一個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戰勝敵國、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首先必須制服自己境內的平民。所以他說:「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書·畫策》）「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則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認為，人民「朴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商君書·弱民》）只有使廣大人民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實實地聽從統治階級的任意擺布，這樣國家就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會更加牢固。
除了愚民，還有些人主張鉗制民眾的言論，強調統治者一聲令下，人民便須絕對服從，像機械人一般，連議論的空間也不准存在。《商君書》說:「人主為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這種嚴管民間言論的主張無疑也是歷史中的糟粕。
在文化思想領域，有的學說不容許有與國家法律規範相牴觸的道德、思想、文化、價值和觀念的存在。《商君書》說:「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
那些糟粕與中共專制是合拍的，被它大量吸納了，也滋養了它，但那些本身與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也是相悖的。
傳統文化主要包含儒、道、佛三家。其中道家和佛家是有神論，主張放棄世間的一切執著，包括對權力的執著，而中共專制則是以無神論為思想基礎的，以對權力的無限追求為特徵的，它們彼此之間當然是對立和排斥的。
那麼儒家呢？
眾所周知，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什麼是「仁」？孔子曰：「仁者愛人」。由此出發，儒家主張為政者應該施「仁政」。何為「仁政」？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在他看來，統治者如果實行德治，群臣百姓就會自動圍繞著你轉。「仁政」用孟子的話說，就是提倡「以民為本」。他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反對兼并戰爭，他認為戰爭太殘酷，主張以「仁政」統一天下。在經濟上，孟子主張「民有恆產」，讓農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權，要減輕賦稅。
與儒家的「仁政」背道而馳，中共專制主張的則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的名言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八億人民不鬥行嗎？」說到底，中共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共產黨的暴政，它跟儒家的「仁政」可謂水火不容。
五四以降，儒家被主流思想界誤認為是鼓吹專制的，其實不然。儒家思想尤其是以孔孟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其反專制反獨裁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早期儒家將社會的價值規範和政治理想稱為「道」，將君主代表的權力稱之為「勢」，認為「道尊於勢」，前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孟子云，天下有達尊三，爵（權位）、牙齒（輩分）、德（道德規範）。權位之爵為「人爵」，道德規範乃「天爵」，「天爵」高於「人爵」。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了「君權神授」，「君權神授」的目地不僅是以天之神聖賦予皇權之神聖，所謂「天子受命於天」，同時也是以高高在上的天對皇權的一種約束，使其不敢為所欲為。
與「道尊於勢」和「君權神授」相反，中共專制的邏輯則是黨權至高無上，黨的領袖說的話就是真理，他們不受任何制約，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約束他們。
主流思想界對儒家的另一個誤讀是人為儒家提倡愚忠，其實也不然。孔子在說「君君臣臣」的時候，強調的實則是君臣雙方的責任和義務，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說明君與臣是對待的、互為條件的。在孔子那裡，臣對君的「忠」是有條件的，「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這樣，就把君臣關係統攝於更高的「道」這麼一個價值理想上。「道」成為君臣關係存在的前提，喪失了這個前提，臣的一方完全可以終止君臣關係——臣是有主動權的。孟子認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樣的原則貫徹到底就是:「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孔孟的君臣之道顯然與愚忠毫不相干。
與儒家對君臣關係的理解和主張不同，中共專制鼓吹的是「馴服工具論」，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中共十八大後提出「核心意識」，強調不得「妄議」，則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新「馴服工具論」。
可見，儒家與中共專制也是對立和排斥。
試想，既然以儒道釋為主的傳統文化與中共專制在根本上是對立和排斥的，後者可能從前者的土壤中生長出來嗎？當然不可能。
3
既然中共專制不是也不可能是傳統文化造成的，那麼是由什麼造成的呢？我認為是由中共奉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的。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馬克思列寧主義追求的是建立人間天堂。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界一樣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正是這種客觀規律決定了，人類社會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最後必然邁入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發展的高級階段，不僅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實現了人人平等，而且物質產品極大的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勞動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人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換句話說，共產主義社會乃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形態。也就是人間天堂。
既然如此，那麼揭示了共產主義必將到來的歷史規律，肩負著實現共產主義歷史使命的共產黨人是不是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歷史規律、絕對真理和至善至美的化身？當然是的！既然共產黨人是歷史規律、絕對真理和至善的化身，那麼他們的意志是不是就成了人類社會的最高意志，他們是不是就有資格有能力也應該統管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而且有理由無所顧忌的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一切，而其他人則都應該無條件的聽從他們的旨意，服從他們的命令？當然也是的！!而當一個政黨自居為歷史規律、絕對真理和至善至美的化身時，他們就自覺不自覺的打開了通向極權主義的大門。
其次，更可怕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暴力論」和「專政論」的狂熱鼓吹者。
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要推翻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且認為暴力革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手段，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暴力也好，專政也好，都意味著強制，一種不受限制的強制。講白了，也就是無法無天為所欲為。而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不受限制的強制，不正是極權主義大廈的重要基石嗎？
第三，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未來在建立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
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使用過「計劃經濟」這個詞，但在他們設想的未來社會裡，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整個社會生產過程是在直接的計劃調節下進行的。列寧在繼承馬恩思想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這個概念，認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必須「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然而，正如當代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一旦代替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其結果必然導致極權主義。這是因為，如果社會主義要用中央計劃取代市場，那就必然要建立某種機構來負責制定計劃，哈耶克將其稱之為中央計劃局。為了貫徹計劃、控制資源的流動，中央計劃局就必須擁有對於經濟事務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從長程的觀點看，統制經濟與民主程序是不能並存的。統制經濟必然造成無孔不入的全面壓制，因而導致現代最為嚴酷的政治控制——極權主義。
最後，列寧斯大林明確強調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必須實行一黨專政。
1917年「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奪得了政權。在1922年俄共11大政治報告中，列寧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列寧還曾坦承說，「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我們的黨是一個執政黨,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定,對於整個共和國都是必須遵守的。」斯大林繼續發展了列寧強調一黨專政的思想。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蘇維埃、職工會、共青團、合作社以及其它社會組織組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共產黨是這個體系的「領導核心」，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按他的說法，黨的指示和決議「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它群眾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個事實應當認為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體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蘇共不僅把黨的領導原則寫進了黨章，而且還寫進了蘇聯憲法。聯共(布)十七大通過的黨章聲稱：「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1936年通過的蘇聯憲法更是明確規定，共產黨「是勞動群眾的所有團體及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試想，極權制度的關鍵是什麼？不就是一黨專政嗎！
綜上所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共產黨國家的極權統治有著顯而易見的血緣關係，一旦共產黨奪取政權，指導他們的這套思想勢必把他們引向極權主義。蘇共如此，中共可能例外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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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思想層面上，中共實行的極權體制是被其奉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那麼在現實層面，這種體制則可以說是照搬斯大林模式極權體制的直接產物。
1912年「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蘇共的前身）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以極權體制為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到了斯大林時代，這種極權體制則被打造的更加完備和成熟了。通常被稱之為斯大林模式的極權體制或極權主義。
斯大林模式的極權體制有什麼特點？
首先是一黨專政。
就具體內容而言，斯大林時代的一黨專政又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基本方面。第一，黨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按照蘇共二十七大通過的黨章的說法：「黨決定國家發展的總的前途，保證對人民創造性的活動實行科學的領導，使人民爭取實現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的鬥爭具有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和目標明確的性質」。其次，黨負責選拔和任免幹部。這一原則其實早在列寧時期就定下來了，斯大林更把它看作是黨對政府領導的第一個表現。第三，黨還履行監督和檢查職能。可見，蘇共對權力的壟斷囊括了政治決策權、人事任免權和監督權，既包括了政治領導，也包括了組織領導，可謂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以至於到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地步。
其次是個人獨裁，也就是斯大林獨裁。
列寧去世後，斯大林通過陰謀手段逐步清除了黨內各大反對派別，將原本分歸3大巨頭掌管的黨、政、軍大權獨攬到自己一個人的手中。特別是通過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確立了自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約束的個人獨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黨中央總書記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6月衛國戰爭爆發後又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戰後取消國防委員會，他又兼蘇聯武裝部隊總司令。與此同時，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變成了凌駕於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及最高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中央政府）之上的黨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權力中心。當中央全會不按期召開時，決定一切的實際上變成了政治局。而高居於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則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權力是俄國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僅包括全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而且斯大林還把全部經濟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使他能夠不受監督地，隨心所欲地支配全國的物質資源與財富。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會控制。
在斯大林的極權體制下，黨不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還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價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也就是說，整個社會和國家從政治、經濟到精神文化以至於人們的私生活全都是統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蘇共史權威阿‧阿夫托爾漢諾夫所總結的那樣，「蘇維埃國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超級國家中發展起來的。在這個超級國家中，官僚階層不僅領導政治、行政、國民經濟、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領導蘇維埃人從搖籃到棺材的每一個行動。這是歷史上唯一以最嚴格的方式規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愛好與思想的國家。」
第四是警察國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時代，除了掌握最高權力的斯大林，權力最大的就是祕密警察。他們被賦予了凌駕於黨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權，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公民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如果說在列寧生前，祕密警察還僅僅只是被用來針對普通民眾的，那麼到了斯大林時代，它的作用則被無限度地擴展到了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黨和政府的最高層。在祕密警察無所不在的陰影籠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由於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老大哥」地位，中共當政後所建立的整套社會制度，可以說完全照搬了斯大林模式，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一黨獨尊、一黨專政、政教合一、個人獨裁、全方位的社會控制等等，都不是中共自己發明的，而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
綜上所述，無論是中共專制與皇權的明顯區別還是傳統文化與中共專制的根本對立，也無論是這種專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與斯大林模式政治體制的關係，都充分說明了一點：這種專制並不是由傳統文化造成的，將其歸罪於傳統文化不但在邏輯上講不通，也與事實不符。更重要的是，將中共專制歸罪於傳統文化，不但開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罪責，也歪曲了傳統文化的本來面目，不可避免的會把人們的思想引入誤區。這也正是筆者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對這種誤解加以澄清的原因所在。
責任編輯：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