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教育主管部門從上海市質量高的老學校挑選了十幾所定為重點中學。說來可笑，這些重點中學如南洋模範、徐匯、格致等等都是滿清洋務運動的產物以及西方國家尤其是教會到上海開辦的，沒有一所是中共從零開創的。其他城市的情況也是如此。舊官僚聶輯槼在他家私宅園地建立的輯槼中學被改名為市東中學，也算重點。重點學校不能沒有業務水平高的教師，於是延國先生被調到市東中學，但最初幾年只讓他擔任圖書館的管理員，直到1959年中共為慶祝所謂「建國十年大典」必須有些拔尖的項目，能勝任這一任務的老教師多已退休或逝世，纔安排延國先生執教語文。由於延國先生對於選購添置經典著作與工具書很內行，市東中學的圖書館藏書豐富而質量高，新來的年青教師說「不亞於我所從畢業的師範學院」。

正應了「名師出高徒」這句話，延國先生本著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師道，盡其所能地迂迴施展，他運用的方法與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教育研究室主編張志公先生在《傳統語文教學》一書中闡述的歷史經驗不謀而合，突破了中共突出專制政治並且教條化和刻板僵化的教學大綱，培養了一批古漢語水平較高並且能寫詩歌與小說的學生，這些學生後來考進著名大學，不少人畢業後成為作家與大學教授，遇到難題依然求教於延國先生；可是延國先生本人始終屈居於中學教師的職位，校方連模範教師的榮譽稱號都不評給他。儘管遭受這樣的虧待，延國先生並不在意，他在授課時滿腔熱情，講解課文尤其是古漢語作品時聲情並茂很有感染力，而且深入淺出極便於學生領會。

市東中學圖書館從原輯槼中學繼承的英文原版書之中不乏文科名著與質量高的數理化參考書。中共當局接管輯槼中學後，把文科的英文書籍悉加毀棄，把硬面精裝的英文數理化書粘上標籤，作為圖書擺上書架後分類的間隔物，而不供借閱。那時中學只開設俄語課，我的英語是自學的。筆者當學生時每週都有中共作為改造思想之手段的義務勞動，有一回筆者被安排到校圖書館修補圖書，見到一批作為標籤的好書而想要借閱，但管理員說「不能出借，因為已報廢，而且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出版物難免含有思想毒素「。我據理力爭，回答「馬克思的著作是上一世紀德國出版的，可見帝國主義國家的出版物未必含有思想毒素。倘若因為是英語版的就被歸類為有害，那麼你該怎樣理解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說的『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句話呢」.延國先生繞過書架走來，隨手拿起我想要借閱的那本書，問我該書好在哪裡。那是一本比當時統一規定的教課書載有更多解題方法的代數書。我把該書與蘇聯為普及而降低了難度的教課書作了比較，並指出我們那時用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數理化課本雖未標明譯自俄文本，卻實際內容相同，而且插圖都一模一樣。延國先生感到我在學習上確實下了功夫，便大聲地對另一管理員說「這本做標籤的書已摔裂了，另換一本吧！」那位管理員就把那本書扔進了裝廢紙的垃圾桶裡。下班時延國先生把那本書揀出來給我，說「這是廢紙要丟掉的，你拿去吧！」一個月後校方讓我參加數學競賽，我得了獎，該歸功於那本「廢書」中的解題方法。倘若延國先生沒有傳統師道的深厚愛心，豈能冒著風險幫助我。

1956年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課程把教學內容分為語法與文學這兩部分，教材也相應地分作《漢語》和《文學》分冊。文學課本按照作品的歷史順序編排，可是1957年的「反右」與1958年的「大躍進」後不僅改回了沒有語法內容的語文教材，而且所選的課文完全不顧文學史體系及德育，大量選入為中共歌功頌德的謊言誇大之作。延國先生擔憂教學質量下降，但又無法不採用官方規定的教材，便利用重點中學為學生提高升學率而開展的每週一次的課外活動興趣小組的相對於正規課時的自由度，他以筆劃秀美敦厚的正楷字體刻蠟紙油印諸子百家及其他古漢語文史名著的片段，以講授呂叔湘編著的《文言虛詞》為引子，順勢舉例地講解他精心選擇的作品，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古漢語水平，而且增進了社會意識。例如，在講解「焉」這個詞時，他引用《史記》中記述漢高祖劉邦痞子形象的劉邦原話「迺翁馬上得天下，焉用儒生！」他雖沒講毛澤東，但我們已在語文課內讀過毛澤東流氓無賴口氣十足的政論文，自然會聯想到而更覺出中共政權的專制無恥。在講解作文修辭方法的排比句式時，延國先生引用語文課本中的《史記.屈原列傳》，把「屈原疾王聽之不聰，邪曲之害公……」繪聲繪色地加以表現，使我們聯想到中共新封建官場比古代帝王封建時期更甚的黑幕。

在延國先生正氣凜然的有益影響下，一位出身於「五代紅」家庭的同學對中共的邪惡有了深刻認識，變得極有正義感。他大學畢業前「文革」尚未結束，他擔心一位年幼時家境貧寒曾被總統蔣中正譽為苦學成才的老師有被狂熱的「紅衛兵」打死之虞，便託摯友查找關於炸藥的知識。友人從德國出版的全套厚厚幾十大本的《化學大典》中找到線索，告訴了他，他用砂糖，高錳酸鉀，與含燐的火柴頭這三種容易買到的物品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在舊書包內，用乾電池通電引爆。儘管這樣自製的土炸藥的爆炸威力遠不及軍用的真正炸藥，但已足以炸裂教室改成的所謂「牛棚「（毛澤東把不滿專制的人稱為牛鬼蛇神，故有此名詞）的薄墻，把那位面臨生命危險的老教師救出來藏身到這位同學預先聯係好的農民家中，直到「文革」將近尾聲而老教師不再有太大的危險了纔把他接回上海。幾位知心朋友稱讚這位同學見義勇為，他回答「延國先生與我救的那位老師教會了我該怎樣做人，他們都是國寶級的學者，今後挽救被『文革』摧殘的文化少不了他們。我做了應該做的事，也算是報答師恩。」

延國先生年青時曾與另一位著名學者楊寬合著《呂氏春秋彙校》。1966年6月「文革」正式開始的前一天，我在上海舊書店見到上述這本書，那天想買而帶的錢不夠，第二天趕去購買時只見書店大門緊閉，門上貼了「掃四舊」通告，一連幾個月沒重新營業。後來書店雖開門營業，但只出售毛澤東的肖像與著作，以及從《人民日報》等報刊選印的社論單行本，照一位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的教師那時的說法「當前的書店哪像個書店，簡直像邪教的廟宇」。我為沒能購得延國先生的上述著作而懊惱，延國先生得知後立即把他收藏的僅有的一本《呂氏春秋彙校》送給我，還叮囑我「『文革』前出版的文科書籍與科技書籍都已被封存或銷毀，但光華出版社影印的國外科技書照舊在發售，憑工作證就可以進入外文書店二樓去購買。你還年輕，多讀些科技書可以開闊思路，將來也有用」。筆者曾因出生於非紅五類家庭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文革」期間在工廠同事的推薦下僥倖有了給大學生講授應用物理學的機會，「文革」後考上研究生班，當了大學教師，這皆得助於延國老師的教導於鼓勵，尤其是他注重人品氣質和繼承傳統文化並另闢新徑的治學方法。

筆者於「文革」結束而大學恢復招生後，與志同道合者協力舉辦了不收學費的義學通用文科學院，以文史哲學為主，兼開理科課程與外語課，校務由教師與學生共同管理，並且在教學樓的走道設置意見箱，每兩週開啟一次，被質詢的教師必須在約定的期限內答復學生寫在紙條上放進意見箱的問題，無論是學術問題還是管理問題。倘若被質詢者連續幾次未能給出令人滿意或至少可接受的回答，就得自動免職。雖然這所完全民辦與自治的高校曾被大陸與香港多種報刊，包括英文版的《中國建設》報導，但因實行了延國先生告訴我們的民國時期的大學民主管理方式，就遭到了政府的刁難。該校雖然只有一屆畢業生，但延國先生傳給我們，並由我們繼續傳承的理念已在社會上引起共鳴，國內外都有人來信鼓勵與捐助，其中包括英國的華威克大學與日本東京的世田谷學院。

由於遭受政治迫害，延國先生終生未娶，但他把學生當子女般愛護，親切隨和，而他的講課生動活潑趣味叢生令人如坐春風，所以「文革」期間學生都不忍心為難他，令其他隨時提心吊膽擔心飛來橫禍的教師羨慕不已。

遺憾的是如今已無法再親聆延國先生的教導。先生曾把他的另一著作《回憶章太炎先生》題字贈我，書中的最後一句話是每當想起太炎先生便禁不住泫然涕下。這句話所表達的心情也正是我思念延國先生的心情。

編輯：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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