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3月08日訊】我的題目是「從創新的不確定性看產業政策面臨的挑戰」。首先聲明一點，我講的產業政策有嚴格的定義，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產業政策。

另外，我今天講的產業政策，其目的是提升技術進步和創新，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區發展平衡等等這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在我討論的範圍之內。

說到產業政策，目前的認識有誤區。我們假定創新是可以預測，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預測的。有一部分人特別聰明，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也可能是企業家，他們能夠知道未來應該發展什麼，並且就這樣一個前景達成共識。我們認為基於這樣的產業政策，就是正確的。

舉一個例子，聰明如愛迪生這樣的人也犯了兩個錯誤，他認為交流電會贏，最後證明直流電贏了。燃油車和電動車競爭，他認為電動車會贏，實際上他也錯了，燃油車贏了。為什麼聰明的人也會出現錯誤，是因為創新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這個世界之前沒有的，沒有平均值，沒有方差，所以不可預測，但是每個人可以作出自己的決斷。但是這個判斷在事前沒有辦法證明誰是錯的，誰是對的，只有事後才有結論證明”對錯”。

創新有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第一，技術上的可行性是不確定的。第二，商業價值是不確定的。第三，創新的成果依賴於相互互補甚至競爭性的一些技術，它的這個前景也是不確定的。第四，體制和文化對於創新的態度也是不確定的。

分別解釋這四個方面：

一、「技術本身是否可行」是不確定的。

舉個例子，200多年前，英國企業家威爾金森提出用鐵製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東西能不能漂在水上這是不知道的，當他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99.9%的人全反對，所以他被認為是一個瘋子。

100多年前，美國萊特兄弟提出要造飛機的時候，比空氣重的東西要漂在空氣上面，這是不是可行？當時的技術情況下，也是不確定的。所以他們實驗當中反對的聲音遠遠多於支持的聲音。

同樣半個世紀前，美國二戰期間要進行核實驗的時候，核裂變能不能產生那麼大的能量爆炸？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實驗成功之後，才說這是有可能的。

同樣我們最新的例子——iPhone手機，當時喬布斯提出要用多點觸控技術來替代鍵盤，包括蘋果公司的技術專家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這個技術也是不確定性。微軟的技術人員更認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一直在熱衷於搞手寫筆或者鍵盤的這樣的手機技術。

二、商業上的不確定性。

一個東西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在商業上成功與否其實並不知道，最初愛迪生發明照明系統時，煤氣照明系統已經很普及了，電力系統能不能夠戰勝煤氣照明系統，這在商業上並沒有清楚的答案。

同樣，我們知道最近比較多的例子，像英國的協和式飛機，速度非常快，技術上證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後在商業上失敗了。

最近我們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機，技術上沒有問題，而且上了一百多架，但是空客已經停止再生產這種飛機，為什麼，因為在商業上是沒有價值的。

喬布斯在1975年創辦了蘋果，1985年他被趕下台了，為什麼被趕下台，就是因為栽在電腦上，商業上賣得不好，他遭到了董事會全體的批評否決，最後被趕下了台。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是因為一個創新出現後，它的商業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後續的一整套的技術改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個人計算機到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到智能手機，每一個後來的領導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領導者，或者前面的領導者都在下一個新一代的電腦面前變得默默無聞，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沒有能夠看到商業上的變化。

三、相關技術的不確定性。

我特別介紹一下：互補性技術。舉兩個特別有名的例子：交流電直流電大戰，為什麼交流電戰勝了直流電，最重要的一個進步就是後來出現了變壓器，有了變壓器之後，交流電高壓就是上萬伏的電流可以遠距離傳輸，然後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來了。

如果沒有變壓器發明的話，交流電要戰勝直流電就非常的困難。當然了，我們知道這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技術出現，對於交流電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貝爾實驗室發明激光之後，他們的法律專家，專利事務的法律專家都主張不要申請專利，因為這個對於他們ATM沒有什麼商業機會。激光什麼時候變得有商業價值呢？

1976年康寧公司生產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根據這個玻璃就產生了我們今天講的光纖，由此替代了原來的銅線纜，使得4G、5G成為可能，如果沒有玻璃技術大的創新，這個激光就沒有多大的商業可能，現在，激光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包括講課我們也需要用到激光。

燃油車和電動車的變化也是這樣的，發動機的進步，包括傳輸裝置以及汽油改進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些進步燃油車要替代電動車也可能非常的難。

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確定性。

創新是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就一定會使得一些利益受到損害，這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會盡一切努力來阻止這種新技術的出現，有一位技術專家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他說任何一個創新其實遇到的朋友很少，敵人很多。所以他們非常的難。

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很多很多，由於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了。最著名的蒸汽車，蒸汽車比火車還要早，商業上運行比較成功，為什麼最後失敗了，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向英國國會遊說，英國國會出現了所謂的紅旗法，紅旗法一出現了之後蒸汽車速度不能超過人，每一輛蒸汽車前面要舉著一個紅旗，叫做紅旗法，最後這些公司都破產了。

由這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產業政策悖論，當我們制定一個產業政策時，我們是以某種共識的存在和創新的可預期性為前提。按照定義，創新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意味著創新沒有共識，不可預測。

反過來，如果一個東西大家可以達成共識，所有的人，大部分人認為是對的，它已經不再是創新了。同樣，我們可以講，如果一個東西能夠達成共識的話，我們也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達成共識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自覺做，有利可圖，就不需要我們專門出台這個產業政策了。

產業政策的自我證成，一種政策好像證明自己是對的，其實它是不對的。政府要鼓勵養狐狸。另外一個政策說養狐狸的人可以得到財政補貼，可以得到免費土地、優惠的信貸，甚至他們的孩子可以優先上大學。

如果所有經營狐狸的這個商家可以做到補貼，吃狐狸肉、吃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補助，如果任何人要養其他動物或者其他吃其他動物的肉，你必須先養一定量的狐狸，這樣才可以養羊、養豬。那麼狐狸這個產業一定會發展的很興旺。

如果再進一步，政府出台一個政策，這個政策說任何人如果你養了非狐狸的動物，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那麼養狐狸產業就可以變為了最大的養殖產業。但是這不能證明養狐狸這個政策是對的。

這就是我講的一個產業政策自我證成，但不能證明它是對的。這是有針對性的。

我們現在來看新能源汽車，得到各種各樣的優惠，各種各樣的補貼，2025年政府不再允許使用燃油車，都只能使用電動車，那個時候燃油車會被淘汰，但是這也不能證明鼓勵電動車的政策就是對的。因為用政府的政策消滅了其他可選項這是非常危險的。看到一百多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就在競爭，最後燃油車成功了，這是靠市場的成功。

今天，新的技術出現了，可能未來電動車完全替代燃油車，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來完成這些工作，我們可能消滅了也許更有潛力的技術。

我們過去一百年來，燃油車的效率提高了八倍，電動車的效率提高了不到兩倍，而且燃油車本身的進步潛力仍然非常大，所以說，我們只能留給市場來鼓勵，而不是政府鼓勵這些事。

市場與計劃的區別。簡單來說，市場經濟是分散的，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計劃經濟是集中決策，有一批聰明人，專家他們制定一些計劃，政府說了算。

有人問，市場就不犯錯誤嗎？市場當然會犯錯誤，任何體制下都會犯錯誤，因為人本身不是完美。計劃和市場最大區別是什麼？最大的區別就是市場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糾錯的機制。

假如說一個企業家他作出了一個錯誤判斷，企業其他企業家發現可以賺錢，也就是說每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都是其他企業家賺錢的機會，這市場競爭下總會有人挑毛病糾正錯誤，儘管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的決策失誤，但是最後經過競爭，適者生存，留存下來都是有生命力的技術和產業。

相反，在計劃經濟下出現了錯誤，誰來競爭錯誤呢？沒有人來競爭錯誤。有一些犯錯誤的人，做出錯誤決策的人自己不會糾正錯誤，因為糾正錯誤他沒有臉面了，丟人了，其他人也不可能糾正錯誤，因為你糾正了錯誤，就是得罪人，你自己得不到好處。

我們可以看到計劃經濟下犯的錯誤得不到及時的糾正，小錯誤變為了大錯誤，尤其是計劃經濟下，我們可以看到連帶掩蓋錯誤。原來計劃一百萬做成的事，現在計劃投入十個億，你說做成功了，其實是做失敗了。

這樣一個原因，使得計劃經濟包括產業政策，所有的這些決策，最後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的負面的東西也更多。所以我們要想讓技術得到有效的發展，真正變為一個社會的創新，一個社會的創新我們是要讓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後通過市場競爭篩選什麼樣的技術、什麼樣的產品、什麼樣的產業是最有前途的。

現在大家有一些對產業政策定義太寬，幾乎所有政府都叫產業政策，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討論的，不太容易聚焦。

當然了，產業政策轉變比不轉變好。像過去那樣的產業政策帶來的傷害是很大的，減少傷害也是一種進步。我剛才講的東西，並不是說不適合，我只是針對高新技術。王勇講的很清楚，那些產業更沒有必要制定產業政策。

為什麼？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得清楚的事情，企業家裡一定就有人看的比大家更清楚。比如說，中國過去那些各種技術的引進，企業家是削尖腦袋在改變。從最簡單的鄉鎮企業粗製濫造的落後方式，到很現代化的工廠，不是政府要求變的，只要你不阻止，他都會引進，恰恰政府引進的一些東西反而出了大問題。

傳統新型的產業給產業政策提供不了幫助，只能提供誤導，老的產業，只要讓企業家做，那麼它自然有辦法也有積極性做好這個事情。

王勇所說的「有為政府」其實我更喜歡周其仁所說的話，「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只有不用政策法律的辦法阻礙企業家做事，這個企業家就會發展出我們根本想像不到的那些東西，所有的企業家出國考察都會得到很多東西。

我還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不能用一種相反的東西來論證，如果我們一開始製造了冤假錯案，我們再平反冤假錯案，不能證明沒有你就不能平反冤假錯案，也不能證明沒有你就沒有冤假錯案。

真正轉型的是什麼，是轉向市場化，廢除阻礙企業家的行為、企業家創新、企業家的創業這樣一種制度，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我不主張跟某一些人，哪怕你很偉大，馬雲、馬化騰也不要給他任何優惠政策。

這種優惠政策不僅僅是不公平，而且阻礙未來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已經成功的企業家，只要政府不保護他，他必須不斷的努力，才能夠保持先進。

而且我們知道要新的年輕一代老想推翻它，老想取代它，這是好的事情。我不主張給任何人、任何企業家的優惠政策。

我想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政府，我們需要政府保護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包括財產權，這是政府最應該做的。如果政府能夠把這些權利保護了，每個人享受充分的自由，這包括創業的自由，創新的自由。

我們中國人的創造力就會很好的發揮出來。如果說在這些方面不做努力，我們的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證，包括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證，另一方面產業政策說我們在鼓勵這個，鼓勵那個，我認為這是不太恰當的。

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非常複雜，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一個領導人。還有一點，中國還有很多遊說型的集團也非常重要，有的時候像房地產的政策，很多都是房地產企業在這當中發揮的作用很大，有的時候甚至於一個偶然事件會引起政策的調整。

要說中國政策很靈活，是的，但即使一個國家太靈活的東西多了，尤其是從政府來講，可能並不是一件好事，政府需要堅持一些原則，這些原則上個人的自由、企業的自由選擇。

但有的時候這種靈活性，彌補了一下我們這個體制的局限，比如說中國什麼都不能做，但實際上都能做成。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長遠、理想的治理狀態，對於整個國家的治理狀態，還是要有很大的改變。

李燕剛才講的非常清楚，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應該「倡導什麼」和「強製做什麼」兩個區分開來。計劃生育，我們提倡大家少生孩子，30年前-40年代，和我們用強制的手段，包括一個公職人員多生一胎就開除公職，這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

包括企業家要做決策，我是鼓勵政府需要廣泛的傳播，政府所有信息都應該是公開的，企業家和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參考，這就是有意義的。因為政府有一些信息是別人沒有的。

註：張維迎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這是他在 2019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演講。

——讀者推薦

責任編輯：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