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2月14日訊】去年10月26日下午在台大社科院有一場「貨幣政策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主辦單位是財團法人蔣碩傑先生文教基金會和台大經濟系，五位主講者和兩位主持人，都是台灣金融界的頂尖專家，有的還是貨幣金融政策制定者。談的是貨幣政策和央行制度，以及政策溝通和央行透明化，吸引了滿場聽眾，無中途離席者且欲罷不能。

除了講者的內容精彩外，此議題的重要性深受關切可見一斑。沒錯，貨幣早已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但其神祕難解卻也深深困擾著世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錢(貨幣)取代水更為貼切。該場研討會是蔣碩傑文教基金會主辦，以貨幣政策為主題，可說非常合適，因為蔣先生畢生就以探究貨幣為職志，而且深知貨幣與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息息相關，若認識不當，政策訂定錯誤，禍害無窮。

該場研討會中雖有講者提到蔣先生，也談及蔣先生對動態總體貨幣政策、經濟發展和開放總體的基礎性貢獻，卻都偏於學術研究和論文，而蔣先生的幾個基本觀念卻沒有受到重視，它們在金融風暴已成家常便飯、當今更大風暴又蠢蠢欲動的時刻，很有必要再提出，尤其貨幣政策制定更需予以嚴肅看待。

首先，關於貨幣的定義問題，這也就是貨幣究竟是「流量」或「存量」的課題。蔣先生始終如一抱持「流量」的概念，認為貨幣宛如人體的血液流動不停，讓經濟體系動態地順利運作，而經濟體系的運作當然是無數的「個人」之交互關係、或交易行為的持續不斷進行。說得白話些，貨幣是當「交易媒介」之用的，本身沒有價值，只是一層「面紗」，這也是古典經濟學家的說法，換另一個角度看，以當前的經濟詞彙就是指的「狹義貨幣」。

蔣先生在1981年6月20 日發表於《中國時報》的那篇〈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裏，就這麼說：「……我所以堅持要用狹義的『貨幣數量』的定義，其理由是在通貨膨脹威脅之下，貨幣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會再被廣泛的用作『價值的儲藏工具』了。同時也只有狹義的『貨幣』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儲蓄性存款，雖然可以用作『價值儲藏工具』，卻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須轉換為『貨幣』才能用以購買或支付，與其他『票據』等並無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張不可將儲蓄性存款與狹義的貨幣合併在一起而統稱之為廣義的貨幣M2。在這一點上我和弗利曼教授的看法並不一致。」

蔣先生在1982年7月發表的〈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一文中又說：「在通用貨幣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製貨幣的國家，一般人民及廠商要想得到一些貨幣以供行使之用，必須先從事一種生產或服務行為以賺得相當價值之貨幣。其所賺得之貨幣，即是他對國民生產的貢獻之指標。他們以如此賺得的貨幣來購買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行為應得的成果。」

他接著寫說：「假使有人既不從事生產或服務，又不肯以適當之代價向人告貸，而私自製造一批貨幣，拿到市上來購買商品，那就等於憑空將別人的生產成果攫奪一份去了一樣。這不是和竊盜行為一樣麼？而且這竊盜行為是極神秘而不露痕跡的。它能夠不啟人門戶，不破人箱籠，而叫人失去財物。吾人不妨戲稱之謂『五鬼搬運法』。這種法術，費景漢教授曾稱之為凱因斯的魔法。其實這絕非凱因斯所發明，在我國兩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過。就是漢文帝在他老糊塗之後，曾經因為聽說他的嬖佞鄧通依相法當餓死，就特地賜他一座銅山，並准他私自鑄錢。這就等於特許他使用『五鬼搬運法』，任意搬取別人財物一樣。因為別人辛苦生產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鑄的錢，就可以取得。這種特權自然是眾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輕有為的景帝即位後，就迅速將他的特權取消，並且將他那份富可敵國的財產，全部籍沒，使他最後還是餓死街頭。」

蔣先生又說：「現代的鄧通們聰明得多了。他們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鈔票的特權，而只慫恿政府銀行去大批增加貨幣供給，用極低的利率來貸款給他們，由他們去使用以購取財貨。其結果也同樣的能以非從事生產所獲的新製貨幣來攫取別人生產的結果，而他們卻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們一筆低利貸款，就遠遠超過漢朝鄧通一輩子可能鑄造的錢。至於他們因此積欠銀行的負債，他們另有一套『金蟬脫殼之法』來解脫。」

這麼巧妙的偷天換日法術，蔣先生指明是凱因斯引介的，他寫道：「這一套法術，雖然也未必是凱因斯所發明，卻曾經由他推薦給法國財政局。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政府曾因戰費欠下一筆龐大的公債。這公債的利息與還本，成為法國或政府戰後財政上極沈重的負擔。凱因斯在他當時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建議：假如他對法國財長借箸代籌的話，他一定要故意製造一場強烈的通貨膨脹，使物價大幅度的上漲，那麼這筆戰時公債的真實負擔自然也隨之減輕了。我做學生的時候拜讀了這篇文章，深怪這位大師何以竟如此充斥著野狐禪氣息，所以始終對他的理論頗存戒心。不料今日台灣的報界竟滔滔者皆凱氏之徒也。」

蔣先生只承認「狹義貨幣」，而且對央行濫發貨幣致「通貨膨脹」戒之慎之。那麼，央行應如何印製鈔票量呢？他建議「應依實質經濟成長率再加上可容忍的物價上漲率」作為「貨幣供給增加率」。這樣的主張，與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的「以法則替代權衡」極為類似，但弗利曼認定的貨幣，是「廣義的貨幣M2」，而台灣的央行也認定M2。

除了狹義貨幣和貨幣供給量的上述主張外，蔣先生對「利率」的看法也與凱因斯或當今主流大異。他抱持的是「可貸資金」學說，認為利率應由資金的供給與需求決定，亦即「市場利率」。對於「低利率政策」極力否定，蔣先生對台灣早期的「經濟奇蹟」之成果，認為「放棄低利率政策」，讓利率提高是一大關鍵，但也因而被誣為「主張高利率」。

在金融風暴無時無刻都會出現的當世，蔣先生對貨幣金融的道一以貫之「三種主張」，更顯現出其真知灼見。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蔣先生，若能活得長久一些，或能獲獎呢！或許在他持續為文發聲下，錯誤貨幣政策也早消失了啊？！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