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1月17日訊】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全稱為《忠義水滸傳》，講述的是一百零八位星宿神君，秉承天意，隨一道黑氣自地底湧出，化作金光轉生人間，成為一眾梁山好漢，演繹了一出交織著拳腳與刀劍的官民正邪之戰，留下了一段赤膽忠魂的傳奇和令人讚歎的忠義豪情。
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雖然出身各異，只因官場黑暗、世道險惡才不得已落草為寇，但正如梁山泊忠義堂中那塊確定梁山好漢次序的石碑上所寫的那八個字：替天行道，忠義雙全，他們反叛的目的就是扭轉宋朝官場的奸邪環境，恢復政治清平、百姓安居的王道仁政，並為此不惜以身犯險，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順應天意，鋤強扶弱、懲惡揚善。
也因為他們秉承著天命，所以上天不僅賦予了他們非凡的武藝，而且時時看護、助力著他們。武松醉酒打虎，魯智深倒拔楊柳，林沖棒打洪教頭，戴宗日行八百里，公孫勝祭風擺陣法……高強的武藝讓他們可以完成使命。
而梁山首領宋江兩遇九天玄女的情形，則是上天看顧他們的明證。第一次，他在家鄉被追兵圍捕，躲入古廟藏身，追兵數次搜尋，幾乎將他捉拿。結果，不是黑塵迷眼，便是怪風烏雲襲人，追兵以為衝撞了神明，最終落荒而逃。
而宋江於睡夢中，魂游天際，由仙童引路拜見玄女，不僅得知前世因果，並領受偈語與天書三卷。而第二次夢遇，更是在宋江攻遼無計可施時，玄女親授破陣之法，助其克敵。在宋江的夢境中，玄女曾諄諄告誡，務要「輔國安民，去邪歸正」，此後方可順利重登天界。這也是後來為何宋江在完成使命後，歸順朝廷的根本原因。
更為神奇的是，當眾頭領齊聚梁山時，順天敬神的宋江又大做「羅天大醮」，報答神明庇佑之恩，並超度無辜被害之人。上天為之感動，一塊巨石從天而降，確立梁山好漢立身之本及尊卑次序。
可以說，梁山好漢個個輕生死重義氣，唾棄貪官污吏。比如宋江，原在山東鄆城縣當押司，刀筆精通，並愛習槍棒。平生喜好結識江湖好漢，為人仗義疏財，扶人之困，因此聞名山東、河北一帶，人呼為「及時雨」；又以大孝馳名，因面黑身矮，人家都喚作「孝義黑三郎」。
再如梁山義軍前期領導人，綽號「托塔天王」的晁蓋，豪爽豁達，勇武果斷，仗義疏財，愛結識天下好漢，兼之武藝高強，因此遐邇聞名。他智取生辰綱後上了梁山，並梁山泊主。其後， 他把劫得的生辰綱及自家財物分給眾人，並整點倉廒，修理寨柵，打造兵器，訓練士兵，嚴明紀律，使山寨一再打敗官軍圍剿，日益興旺，為梁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水滸傳》這樣一部講述梁山好漢承天命、演繹忠義豪情的小說成書後，多次被禁。明崇禎年間，各地起義此起彼伏，大臣左懋第向朝廷建議，《水滸》是本誨盜之書，教壞百姓，讓其造反。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令全國各地收繳《水滸》。清朝時，基於同樣原因，《水滸傳》一直列于禁書榜單，只是時松時緊。不過，《水滸傳》依舊在民間廣泛流傳，許多內容被改編成各種戲劇、地方曲藝，尤其是其中的輕生死重義氣，敢作敢為，劫富濟貧乃至「忠君反貪」等思想，對民眾影響巨大。
中共建政後，儘管先後對《紅樓夢》、《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予以批判，但對《水滸傳》的批判則與毛的態度密切相關。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主流看法是《水滸》是描寫歌頌農民起義的，所以受到吹捧。文革時期，《水滸》先被當作封建文化的糟粕棄之毀之，後來在毛的指導下又獲「重評」。文革後期，毛下指示開始批《水滸》。2009年《文史精華》第12期的一篇文章講述了毛和中共批判《水滸》的來龍去脈。
事實上，毛澤東自少年時就對《水滸傳》情有獨鍾，並認為該書對其影響最大，其書房和臥室中放有12種版本的《水滸傳》。毛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水滸》要當做一部政治書看。」這大概可以解釋毛為何常常在其文章和言論中加進《水滸》的內容和自己的理解。
林彪出事後，毛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曾借用《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的篇章明示「堡壘從內部攻破」，以此來隱喻其對中共黨內高層的擔心。
1975年5月，患有白內障的毛為了避免用眼過度，讓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給自己物色了一個「講史」人選，幫他讀書。北大中文系44歲的蘆荻被選中。蘆荻被安排住在距離中南海約500米的地方。有時夜間11點,有時凌晨兩三點,只要祕書一個電話,她就要騎自行車趕過來。8月13日凌晨2時，蘆荻又接到電話，在這次對談中，毛和蘆荻談起了《水滸傳》。蘆荻將談話記錄整理出來，並得到了毛的認同，這就是毛的著名的「《水滸》批示」。
批示中稱：《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毛對《水滸傳》的評價，顯然是基於其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是對書中梁山好漢承天意、演繹忠義豪情的歪曲。簡而言之，就是：《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宋江所執行的是一條投降主義的路線，否定了晁蓋的革命路線。晁蓋和宋江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宋江上山以後就排斥晁蓋，而且108人就沒有晁蓋的名字、沒有他的地位。
毛的這番批示在第二天被發到了中共宣傳口。當時主管宣傳口工作的是姚文元。姚文元馬上向毛提交了一份報告，表示關於《水滸傳》的評論「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因此他提了三點建議：將指示印發給政治局委員，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靜宜同志，上海市委寫作組。找出版社做好三種版本的印刷和評論。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傳》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
由於姚文元的建議符合了毛始終倡導的文化批判,毛決定將評《水滸》作為當時正在開展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組成部分，當即批示「同意」。經過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劃，一場批判《水滸傳》的運動開始了。
8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8月28日,《紅旗》雜誌登出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8月30日,《光明日報》發表梁效的《魯迅評〈水滸〉評得好》。8月31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轉載了經姚文元親筆修改的《紅旗》雜誌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以及署名「竺方明」的、實際《人民日報》御用班子撰寫的長篇文章《評〈水滸〉》。
9月4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又說:「我們要從《水滸》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歷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麼是投降派……凡是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上海《文匯報》也遙相呼應:「宋江用兩面派手法奪取革命隊伍中的領導權，今天的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做的。」
從1975年8月底起,短短幾天,全國就掀起了大批判浪潮，報刊上評《水滸》、批《水滸》、反「投降派」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據不完全統計，幾個月時間共發表批判文章2000多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類版本《水滸》幾萬部。
中共批判《水滸》的真正用意是什麼？當時日本《每日新聞》刊登駐京記者的評論說:「這次對《水滸》的批判，顯然是超越文藝的範圍而進行的『新的思想鬥爭』。」有人指其重點是批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高官，將他們打成「現代投降派」，影射他們架空毛。不管這是毛的真實用意，還是江青、姚文元的借題發揮，都折射出了彼時中共高層的紛爭依舊很激烈，以及毛對權力的擔憂。
1976年1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署名尹銘的文章《評〈水滸〉的現實意義》，首次將與「反擊右傾翻案風」及嗣後直接的「批鄧」結合起來。鄧小平對此也曾進行了反擊，並在與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等人開會時表示，毛的指示只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胡喬木隨後按照鄧的意見，組織寫評論《水滸》的文章。但在鄧被不指名地說成「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而再次被打倒後，相關文章也沒了下文。
毛死後，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中共又恢復了對《水滸傳》的主流看法，只是絕口不提小說中傳遞的承天命的思想，以及對忠義豪情的讚頌，原因就在於中共從來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傳統文化，信奉無神論的政黨，如果讓人們都信仰神佛，遵循傳統的道德觀念，中共豈有在中國的立足之地？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