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1月16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Peter Huessy／高杉編譯）本文將探討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首先，能否在削減核武器的同時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其次，有限的導彈防禦系統能否可靠地抵禦核導彈威脅？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能！」

但同時，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警告：如果俄羅斯和中共都把有限導彈打擊威脅作為自己的戰略，那麼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需要繼續得到改進，才能夠可靠地抵禦這種威脅。

此外，其它的很主要的威脅也依然存在，為此，美國方面需要持續穩健的核現代化和強大先進的、利用廣泛的技術和各種能力的、綜合了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的戰略，而在目前，這些在美國軍火庫中都還未成形。

背景

自1972年美國參議院批准了《反彈道導彈條約》（ABM Treaty）以來，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就被禁止了。

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允許美國和蘇聯各自選擇兩處不同的防禦地點，每個地點可各部署100枚反彈道導彈，以防禦諸如進攻性導彈基地或各自的首都等重要目標。蘇聯部署了A-35反彈道導彈系統來保護莫斯科。美國部署了民兵反導系統保護北達科他州的基地。

1974年美國與蘇聯同意調整雙方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數量，其中，部署地點減少為一處，導彈數量降為100枚。蘇聯選擇莫斯科做為部署地點，美國選擇北達科他州的民兵彈道導彈基地部署了防禦系統。

1976年，美國關閉了北達科他州的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因為當時認為，蘇聯可以輕易地用更多數量的導彈淹沒這100枚攔截導彈。蘇聯防禦莫斯科的反導系統仍在繼續使用。

後來，「用導彈防禦系統保衛美國不受蘇聯或中共彈道導彈的攻擊是一件壞事」成為了一種堅定的信念。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邏輯？

因為有觀點認為，每個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都必須保證有能力在對方首先實施核武器攻擊之後反擊摧毀對方。這個詞後來被稱為「相互保證毀滅」，通常用其首字母縮略詞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來表示。一種有爭議的觀點認為，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可能會極大地限制蘇聯和中共對美國最初的核攻擊作出反應的威懾能力，因為他們擔心，無論如何，可能作出的有限核反擊都會被美國的防禦系統吸收。

這種瘋狂的假設導致了美國連續幾屆政府都宣布該條約為「戰略穩定的基石」。該條約早期的支持者們預測，取消這種導彈防禦系統將意味著核超級大國之間將不再有任何理由繼續擴充其核武庫，從而有望結束「核軍備競賽」。儘管在1972年，美蘇兩國總統簽署了第一份核武器協議——《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簡稱SALT），但它仍允許雙方通過增加數萬枚核彈頭繼續增強核力量。

事實上，正如後來被披露的那樣（近日「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也對此發出了類似警告），蘇聯推動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不是為了「結束」核軍備競賽，即使是簽署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議》（SALT），也被稱為「軍備控制協議」，莫斯科的真實意圖也是為了爭取時間並加速自己的核現代化。

蘇聯還通過「信息誤導」和「鼓動宣傳」（如宣揚「核凍結運動」等等），試圖推動美國單方面削減核武器並停止研發升級。而且，他們的策略奏效了。

1972年，當尼克松總統與當時的蘇聯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時，蘇聯擁有的戰略性遠程和短程核武器數量遠遠少於美國。1967年，約翰遜政府的國防部長還宣布建立一個有限的導彈防禦系統，以阻止新出現的中共導彈威脅。

然而，當時的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堅持認為，美國可能部署的導彈防禦系統是對蘇方的威脅。當尼克松一上任，蘇聯領導人就向尼克松建議，雙方一起禁止所有的導彈防禦系統的部署，以「結束核軍備競賽」。我們現在從蘇聯的檔案中知道，當時莫斯科擔心美國強大的導彈防禦系統會大大削弱美國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後來所說到的蘇聯曾計劃「先發制人」的對美國的第一次核打擊。

雖然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只能是削弱了蘇聯領導人尋求使用導彈進行威脅或訛詐的政策，但是，如果沒有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情況下，蘇聯的核彈頭將更是會不受阻礙地飛向美國本土的目標。蘇聯領導人希望保持這種狀態，同時他們也希望利用這個協議來爭取時間去改變雙方核武的戰略平衡，使之對自己有利。

儘管美國國內支持《反彈道導彈條約》的人士確信，蘇聯對《反彈道導彈條約》的興趣只是為了維持「相互保證毀滅」（MAD），但正如我們後來所注意到的那樣，蘇聯還有其它動機，主要是為了遏制美國的核現代化，而蘇聯也藉此機會趕上並最終超過了美國的彈頭數量和核武水平。

蘇聯的核擴張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議》和《反彈道導彈條約》幾乎沒有能夠遏制蘇聯隨後出現的核力量擴張，儘管也存在著一些相反的觀點。雖然美國方面確實也增加了自己的核武庫，主要是通過在陸基民兵導彈和海基北極星導彈上增加多彈頭的方式，但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制定了計劃的核現代化的全部工作都一再被推遲、削減或完全停止，除了B-2轟炸機的研發之外。

20世紀70年代，MX導彈和B1轟炸機從未被軍方採購，俄亥俄級潛艇和轟炸機巡航導彈的資金也被一再削減，至少推遲到1981年才被部署。

事實上，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國幾乎所有的核武器現代化項目都被國會在年度國防預算審議中削減了。因此，到20世紀末，雖然戰略核彈頭水平大致相當，但美國所有類型的核彈頭數量從2.6萬枚降至2.3萬枚，而蘇聯部署的核彈頭數量從1.1萬枚增至3萬枚，幾乎增加了3倍。

到1980年，蘇聯公開宣稱，「力量對比」對蘇聯有利，而對美國不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蘇聯核力量和常規力量的擴張導致。

到1981年里根總統就職時，蘇聯的一支關鍵的戰略核力量已經超過美國，因為蘇聯部署的高速多彈頭陸基彈道導彈數量大大超過了美國。蘇聯的核力量擴張勢頭最終使其僅戰略性遠程核彈頭的部署就達到近1.2萬枚，而美國到最後才達到大致與之相當的水平，而這還要感謝里根總統成功推行的那個核現代化計劃，而這個計劃由於前幾任政府的擱置和削弱而一直受到了影響。

導彈防禦計劃

在美國進行核現代化的這一時期，是否應該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問題被推到了國家安全政策辯論的前沿。1983年3月，里根總統提議美國開始研究和發展強大的導彈防禦系統，以挫敗蘇聯未來的導彈攻擊，以及包括中共、朝鮮和伊朗等流氓國家在內的較小的核國家的威脅。

正如前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所指出的那樣，國會中那些一向反對導彈防禦系統的勢力仍然不情願為導彈防禦系統提供資金。儘管兩個主要政黨分別控制著國會，但從1983年開始，里根成功地獲得了大量用於導彈防禦系統的資金。

麥克法蘭解釋說，里根說服了國會一些資深議員支持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在這一領域的技術非常出色。制定導彈防禦計劃的目的是為了迫使蘇聯同意大幅削減核武器，這是里根政府的一個關鍵目標。

人們認識到，強大的美國導彈防禦系統非但不會刺激蘇聯繼續進行核軍備擴張，反而可以被用來確保大規模核軍備削減，因為有效的防禦將使蘇聯在進攻性核武器方面所尋求的優勢化為泡影。同時，隨著雙方核武器庫的現代化，部署的核彈數量將可能出現大幅減少，這正是里根在第一和第二階段核武裁軍條約中所尋求的。

核協議開花結果

麥克法蘭回憶起自己當時被資深參議員問到的問題：「在核武器控制協議達成之前，我們還要支持導彈防禦系統的開支多久？」美蘇最終達成的協議包括1987年的中程核力量（INF）和1991年的戰略武器削減談判（START I），里根在1981年首次制定了這些協議。

麥克法蘭當時猜測，如果把里根1983年的《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簡稱SDI）的演講內容作為衡量標準，他估計需要大約4年時間才能達成第一份協議。果然，第一份協議——1987年的《中導條約》，消除了歐洲和亞洲所有射程為500～5000公里的導彈（以及它們攜帶的核彈頭）——完全在麥克法蘭所預測的四年時間表之內完成了。

不久之後，1991年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 I）成為現實，將美國和俄羅斯部署的戰略核彈頭削減了近50%，減至6000枚。1993年，布什和葉利欽代表美國和俄羅斯簽署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Bush-Yeltsin START II），又將戰略核彈頭數量削減至3500枚。

在1992年1月的聯合國大會上，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甚至提議美國和俄羅斯共同大幅度削減核武器，同時部署一個全球性的多層次導彈防禦系統，以防範導彈威脅。

不幸的是，儘管1991年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配備頂尖的核查措施）得以實施，但葉利欽之後的莫斯科當局卻反對《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部分原因是該條約禁止多彈頭陸基導彈——而這是蘇聯長期以來視為在危機或衝突中可以對美國施加關鍵影響力的首要核打擊武器。

事實上，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曾在1996年的《紐約時報》上宣布反對《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並警告說，如果該條約獲得通過，就等於「解除了俄羅斯的武裝」。

軍備控制還是導彈防禦？

葉利欽時代之後，所面臨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新上台的普京政府是否會恢復過去的蘇聯核戰略，即使用核武器進行脅迫和訛詐。俄羅斯杜馬最終明確表達了莫斯科的意圖。2000年，在布什總統和葉利欽總統簽署《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大約8年後，在美國參議院批准該條約後，俄羅斯杜馬宣布它可能將會同意該條約，但條件是美國必須將其所有的導彈防禦工作都留在實驗室裡。

具體地講，俄羅斯聯邦法律在批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時將其實施與美國繼續遵守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ABM Treaty）掛鉤，同時禁止美國的所有導彈防禦系統，甚至包括那些旨在防範流氓國家威脅的導彈防禦系統。由於不願意禁止多彈頭陸基導彈（俄羅斯部署的主要核力量），俄羅斯杜馬採取了一個狡猾的策略，通過向美國提出他們知道美方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條件，來確保該條約永遠也不會生效！

現在，一些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批評者支持俄羅斯國家杜馬的做法，認為冷戰的結束大大減少了導彈威脅，部署這樣的國土和區域導彈防禦系統根本沒有必要，特別是1999年《導彈防禦法案》所削減和禁止的。

此外，這些批評人士還認為，既然導彈防禦系統不能完美地抵禦數千枚核導彈來襲，因此也不能有效地保護我們的本土城市，那麼這種導彈防禦系統就應該被禁止。簡而言之，儘管美國和俄羅斯部署的戰略核彈頭數量通過軍備控制大幅減少，但在裁軍者看來，「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仍然是戰略穩定的核心，部分保障措施是繼續禁止國家導彈防禦。

出現新的導彈威脅

但這種觀點忽視了美俄核戰略平衡之外所出現的新的嚴重的導彈威脅。儘管軍備控制取得了相對的成功，冷戰也結束了，但冷戰結束後卻出現了兩種新的導彈威脅，這給美國認真審視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必要性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首先，正如1998年拉姆斯菲爾德美國彈道導彈威脅評估委員會（Rumsfeld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所指出的那樣，1991年伊拉克在沙漠風暴（Desert Storm）行動（指1990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針對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而發動的軍事進攻）中對美國使用了導彈，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了支持導彈防禦系統的立法。

其次，正如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所預測的那樣，來自朝鮮的遠程導彈的威脅也出現了。最引人注目的是1998年在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Rumsfeld Commission）發布報告並警告這種趨勢的幾天後，朝鮮進行了「大浦洞」（Tae Po Dong）導彈試驗。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雖然朝鮮導彈的射程未超過2500公里，這仍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進步，而且它有可能將會擁有更長的飛行距離——5500公里，如果部署一個小的有效載荷，將危及美國的關鍵利益。

不僅伊拉克和朝鮮的新的導彈威脅是一個因素，而且隨著哈馬斯和真主黨等恐怖組織的代理人也部署了大量的導彈庫存，並在接下來的20年裡開始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導彈襲擊，其它地方也出現了更多棘手的導彈威脅。

這些非國家組織反映了新的導彈威脅的多樣性，這些恐怖組織最終獲得了數千枚火箭彈和彈道導彈，主要來自伊朗。直到今天，這些火箭彈和彈道導彈還多次被發射到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國、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國在內的美國盟友以實施攻擊。

至於那些「正是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刺激了對手發展導彈」的觀點，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舉例反駁說，比如伊拉克和朝鮮的導彈計劃，這些導彈發展計劃都是在美國部署了最初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以及戰區或區域導彈防禦計劃的部署之前就開始實施了，分別為13年之前和6年之前。

直到1999年，美國國會才通過了《1999導彈防禦法案》（Missile Defense Act of 1999），克林頓總統也簽署了該法案，使之成為法律。該法案要求美國最終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儘管美國仍然是《反彈道導彈條約》（ABM Treaty）的簽署國。

因此，毫無疑問，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導彈威脅早在美國做出反應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之前就已經存在。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彼得·胡西（Peter Huessy）是美國空軍協議米歇爾學會戰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同時也是馬里蘭州波托馬克地緣戰略分析公司（GeoStrategic Analysis of Potomac）的總裁。

原文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李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