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1月15日訊】目前，中共在面臨著來自美國在貿易、科技、人權、軍事等方面的巨大壓力，以及如何應對香港民眾抗議、提振國內經濟等棘手問題上，基本是束手無策，所採取的方式也是在加速其死亡的進程。而且，「天滅中共」的天象亦一再彰顯。可以說，中共正處於其垮台的前夜。由此，人們開始思考，中共軍方高層或許也在思考，當那一天到來時，中共豢養多年的軍隊，是否還會與三十年前鎮壓學生那樣凶殘？而凶殘過後將背負怎樣的人生枷鎖，是否也曾想過？

近日，海外有媒體刊登了2001年異見作家周勍對東德最後一任國防部長的採訪記錄，從中或許可以帶給中共軍方高層某些啟示。

這位最後一任國防部長名叫特奧多爾•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1935年2月27日生於德國古斯泰維爾的一個農業工人家庭，1952年參加東德人民軍海軍，先後擔任艦隊參謀長、司令、海軍副參謀長、副司令、司令，上將軍銜，1989年11月18日出任東德政府的最後一任軍職國防部長，1990年4月起任國家人民軍總司令。在兩德統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現役。退役後為前東德一家小公司工作，負責開拓俄羅斯市場。

霍夫曼在兩德統一過程中最大的貢獻是：未動一槍一彈，將當時華約各國中武器裝備最精良的一支軍隊，即東德100萬人民軍，下令解散，並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聯邦軍隊組成的德國國防軍。此外，東德人在萊比錫大遊行時，他還曾下令禁止士兵攜帶武器，在東德人沖向柏林牆時，他沒有下達讓邊防士兵開槍的命令。

為何會做出如此選擇？霍夫曼講述了當年的歷史背景。當時幾乎所有的華約締約國都處於深刻危機中，東德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兩德必須統一，而且是在和平不流血的情況下實現統一，並設想建立一個條約共同體。其第一步就是建立兩德間的邦聯。但是在1990年3月的選舉之後，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失去了民眾的信任，這一進程就以意想不到的步驟開始了，而且東德領導人能施加的影響很小。

當時，東德人喊出了「永遠不要社會主義」、「我們是一個民族」等口號，而「永遠不要社會主義」的潛台詞就是需要資本主義的統一的德國政府。在霍夫曼看來，之所以出現這一結果，首要原因肯定是因為東德人缺乏民主與自由，當每個個體日甚一日地感覺到這種缺憾時，社會就將趨於癱瘓。

更為關鍵的是，當黨和國家領導人距離人民越來越遠時，當他們對現實和公民的需求越來越淡漠，甚至極其荒唐地背離社會科學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時，當他們的統治越來越具有專橫、武斷、強制的色彩時，只需要在火藥桶內投入區區一個火星，便可以引發廣大東德民眾的公憤。這一場景發生於1989年的夏秋之際。彼時，東德民眾外逃浪潮四起，數萬人為爭取社會變革而和平示威。

基於時代這樣的背景，霍夫曼認為，軍隊是人民的一部分，軍人的情緒和人民的呼聲沒有什麼不同。而且當時軍隊中的將士都決定尊重並服從人民的意願。他作為國防部長的任務，就是讓軍隊在和平的前提下融入兩德統一之中。事後，他在和原東德領導人一塊兒聊天時，常常會問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有更好的選擇，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沒有，根本再無別的選擇。這就是說，在當時，德國的統一進程不可避免。

迄今為止，霍夫曼對當年的決定並不後悔，「我們對原東德人民負有責任，我們也完成了這一責任。」「我們是為了未來才直面過去曾犯過的錯誤。」

在霍夫曼看來，軍隊不可能也不願意違背人民的意願，軍隊也不應是黨和國家領導層對付內部矛盾、維持自身統治的工具。

對於隔斷東西德的柏林牆，霍夫曼認為這對東德來說並不是強大的標誌，而是比較弱小的標誌，因為如果這個國家情況很好，人民就不會外逃。當1989年他看到柏林牆打開時人民歡天喜地的情形，他就開始問自己：這堵牆究竟對我們有什麼用處？這堵牆只給人民帶來了痛苦。

作為既得利益者，霍夫曼是否會後悔失去的一切？面對這樣的問題，霍夫曼表示，如果東德不解體，自己很有可能在海軍司令的職位上退休。他個人會生活得更好，不過他坦言，現在豐富的生活用品在東德時用他的退休金很難買到，因為物資短缺，很多東西用錢根本買不到的，他也很難像現在這樣自由出國旅行。

霍夫曼的經歷和選擇，對於當今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共軍方高層或許有所啟迪？如果他們考慮未來。那就是，此時專橫、武斷、干盡壞事的中共已經是天怨人怒，走向解體是大概率事件。當有一天中國人再次走上街頭抗議時，中共軍方將面臨兩個選擇，即助紂為虐還是順應民意。霍夫曼說得好，軍隊不可能也不能違背人民的意願，軍隊也不應是黨和國家領導層對付內部矛盾、維持自身統治的工具。

歷史洪流滾滾向前，所有逆天而行者都終將被歷史淘汰，霍夫曼的決定也是在告訴後來者，順應天意才可以獲得真正精神上的自由。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