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10月28日訊】1959-1962年特大饑荒，餓死人數約7500萬～1億2500萬（見第一、二集），大多數餓死在1959年秋冬至1961年秋收前的約兩年中。期間有兩個死亡高峰期：1959年冬～1960年春的半年多時間；1960年冬～1961年春的半年多時間。夏天和秋天是糧食作物成熟季節，期間餓死人的狀況緩解。4年特大饑荒中，中共高層政治決策有兩個很關鍵的轉折點。否則，餓死人數至少還會翻倍，甚至死亡4億人以上（當時全國總人口6億，農業人口5億多）。
一、赫魯曉夫迫使毛澤東踩下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列車的剎車
大躍進運動造成大饑荒，這是對那場歷史事件的非常片面的認識和膚淺的解讀。作為中共經濟建設高指標和快速度模式的修辭性表達的「大躍進運動」，完全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建立的「一大、二公」的制度基礎上的。即大躍進運動所需要的全部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都是通過人民公社化制度，無償從農村、農業也就是從農民家庭獲取，就是掠奪的。這種掠奪方式是自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沒有先例的，是毛氏共產黨的首創、獨創。它是大躍進運動賴以發動、運行和持續的制度基礎。沒有人民公社制度就不可能發動大躍進，也不會發生亘古未有的延續4年有餘的特大饑荒。想要終止特大饑荒，首先就得終止「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終止了人民公社制度，大躍進運動就失去了制度載體和生產要素資源。不論是人民公社制度還是大躍進運動，兩者都是毛澤東不願意放棄的。黨內高層也沒有人敢於說服毛澤東放棄他不願放棄的上述兩項東西。惟有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政府總理）赫魯曉夫有此能耐。
毛澤東要在5年內鋼產量超過英國。1958年夏天即大躍進運動開始的第一年年中，毛澤東採納了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的在5年時間，即1962年鋼產量達到或者超過英國的設想。1957年中國鋼產量是535萬噸；英國是2200萬噸。考慮英國每年鋼產量遞增4%，到5年後的1962年產量約在3000萬噸。中國在1962年鋼產量「搞到3000萬噸，可能是3500萬噸，也許是4000萬噸」。這是毛澤東聽取匯報後為大躍進運動中的鋼產量5年超過英國定下的調子。
以全國上億人民搞土高爐煉鐵為中心的1958年大躍進運動，當年的粗鋼產量為800萬噸，這個數字是政府正規鋼鐵廠冶煉出來的。億萬農民土高爐煉出的鐵大都是不能用於煉鋼的高含硫廢鐵。1960年粗鋼產量達到1866萬噸。比1957年增加1311萬噸。而到此時，僅四川涪陵專區（10縣）人口比1957年減少了80萬，人口減少近五分之一。活著的人，大多患水腫病或者疳病（枯瘦如柴）。以此比例估算，全國人口減少近1個億（5億農業人口計算）。如果把這個時間段四川涪陵專區當成全國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比例最高的地區，全國餓死人比例只按該地區的一半計算，那全國也減少了近5千萬人口（4年大饑荒才過去2年）。也就是說，1960年鋼產量比1957年增加1311萬噸是用至少5000萬條人命換來的，甚至可能是1億人命。每增產1噸鋼的代價是餓死5～10條人命，古今中外沒有如此昂貴的鋼成本，也沒有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極端瘋狂的模式被赫魯曉夫的一個「決定」給打斷了，逼迫毛澤東剎車。
先談赫魯曉夫作出他的決定前夕中國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缺糧的窘況。1960年的整個夏季，中共國家主管糧食調運的副總理李先念，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若干國家重點工業項目基地人口的糧食供應時刻面臨中斷的危機心急如焚，先後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各省，特別是南方各省按照中央指令緊急調出糧食，絲毫不顧及延續了1年半時間的特大饑荒中農業人口餓死的悲慘局面。如1960年9月底，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四川成都，參加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大會並宣讀新組建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任命文件（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任西南局第一書記）。事後回北京，鄧離開賓館去機場前，再次告誡李井泉要執行中央調糧指令說：「餓死四川人是小事，北京、上海餓死人國際影響大，不好，事大…… 」李井泉寧可餓死四川人也要向省外調出糧食的罪惡行徑，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的西南大組會議上遭到會與者的嚴厲批評，下不了台。鄧小平來會場給他解圍，說：「中央也有責任」。
鑒於糧食成熟收割時節，飢餓的億萬農業人口、包括公社生產隊幹部，無疑會本能地偷拿偷吃偷藏，以生產小隊為區域組建的公共食堂也會超上級「定量標準」給大家多吃一點。上述情況都會減少公社裡的糧食收穫庫存總量，致使政府能夠調出的糧食數量減少。針對此種情況，中央還指示：從地裡收割的糧食由生產大隊統一保管。下屬生產隊食堂人口的口糧由大隊按照上級定量標準統一發放。為杜絕生產小隊從地裡收割糧食過程中私拿私藏，規定糧食從地裡收割要直接運送到大隊保管室。為此，四川省委書記兼省長李大章還親自赴川東各地督促地委、縣委抓緊執行此規定。
赫魯曉夫迫使毛澤東大躍進列車剎車。該年（1960）7月，北戴河兩平方公里面積的中共中央夏季度假區內一間會議室裡，毛澤東正召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層大佬開會，討論他的繼續大躍進的宏偉計劃，儘快實現他的超英（國）趕美（國）中國夢。會議中的7月25日，突然接到蘇聯大使館轉來的蘇聯政府通知：「中斷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協議書以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將於7月28日開始到9月1日離華回國。停止重要設備和物資的供應。」毛澤東頓時神色黯然，似五雷轟頂。出乎所料，赫魯曉夫竟敢動殺手鐧，對毛澤東的大躍進釜底抽薪，迫使他不得已踩下瘋狂的大躍進列車的剎車。
赫魯曉夫早就對毛澤東的大躍進計劃潑過涼水，對人民公社制度進行過批判。毛澤東自以為赫魯曉夫已經被中蘇兩國簽訂的經濟技術援助合同所捆綁，不會違約的。便肆無忌憚的從政治關係層面挑戰蘇共在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老大哥的權威。沒想到赫魯曉夫忍無可忍，終於出手。北戴河會議議程被打斷，繼續大躍進計劃被迫中斷。
由此開始，在被黨史教科書稱為「務實派」的周恩來、陳雲等中共高層大佬開始出面為毛澤東收拾已經破爛不堪的局面，民間不雅的俗話叫「揩屁股」。周恩來們還得小心翼翼的，要給毛澤東留足面子，讓執拗的毛澤東政治「軟著陸」——在肯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正確並取得了偉大成就」的政治謊言的前提下，緩慢停止大躍進運動並對人民公社監獄制度向「右」的方向鬆動，挽救崩潰的農業經濟。「車」剎得很緩慢。
赫魯曉夫四兩拔千斤，中斷毛澤東大躍進運動，如「救星」挽救了億萬還掙扎在死亡線的中國農業人口的性命，至少少餓死1億以上人口。功德無量。
二、農村人口起死回生的轉機實際從1961年初才開始
毛澤東剎車是被迫的極不情願的。周恩來們說服毛澤東中止極端政策的方法也是講技巧的。在延宕了3個月後的（1960年）11月3日，經過毛澤東簽署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農業12條」）下發。這是毛澤東同意把人民公社監獄制度鬆弛的政策標誌。核心內容是：否定和糾正人民公社「五風」，即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生活特殊化風。退賠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侵占、損毀的社員私人的財物（如房屋）。重新給農村人口劃自留地。清算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罪行（如毆打人致死等）。調糧賑災，救濟饑民；組織恢復農業生產。上述內容的貫徹執行，由中央、省委、地委、縣委組織工作團，以整風整社運動的形式開展。這一政策調整，黨史教科書中叫做「糾左「。這個糾左工作拖延到1961年初才在農村人民公社裡啟動。當時的情況是，整個農業經濟幾乎喪失了再生產能力，公共食堂無米下鍋，奄奄一息的社員們等待糧食救濟，甚至連春種的糧食、蔬菜種子也嚴重缺乏，連從北京中央國家機關下來的工作團幹部也患上了浮腫病，餓死人的高峰期仍然延續…… 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總理周恩來擬就的進口兩、三百萬噸糧食的方案還等待毛澤東最後拍板。不過，農村的政治高壓氛圍鬆弛了，原來如虎似狼的幹部的氣焰消失了。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又出台了《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農業60條）。其中對於公共食堂制度的去留問題，「由社員自己決定是否參加公共食堂，不參加的退給口糧。」實際是宣判了公共食堂的死刑。由此，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建立起來的農村監獄制度基本解體，倒退回公社化運動前的農業高級社形態。農民由囚徒變更成農業社時期的農奴。被禁錮在人民公社化監獄裡近兩年半漫長歲月裡的垂死的億萬農村人口，開始掙扎著從地獄的門縫裡艱難地爬出來…… 很多人仍然死在爬行的路上。
農業經濟從崩潰到生產的恢復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就全國農村整體而言，特大饑荒到1963年夏收才結束。這個農業經濟從完全崩潰到逐步恢復過程中，中共高层裡面心急如焚的劉少奇後來最遭毛澤東嫉恨。4年後（1966年）毛澤東在文革剛發動時期（8月5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直接批判了劉少奇在「1962年的右傾」錯誤。雖然從1961年開始，農民們大都借重新劃分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等政策之機，從私自多挖自留地開始，發展到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幹等一夜回到農業合作化運動前的生產關係形態，但都是偷偷摸摸的欺上不瞞下的干。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包產到戶成為普遍現象。當年秋收後，特大饑荒才基本緩解，農業再生產的能力才基本得到恢復。從1958年開始的人口負增長的情況才停止。包產到戶從地下走上地面，是「七千人大會」的重大政治效應之一。劉少奇敢於在七千人大會上委婉含蓄否定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承認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道出了中共黨內絕大多數幹部和黨員壓抑在心底的相互間都心照不能宣的，絕對不能說出口的看法想法。會後，黨內黨外颳起了「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三風），就是否定1958年以來取得的「偉大成績」，否定「大好形勢」，把政治、經濟、社會現狀說得一無是處——黑暗。反右傾運動搞錯了，要平反——翻案。以鄧子恢、陳雲、劉少奇等高層大佬公然支持下面搞包產到戶——單幹風。在這「三風」猛刮的半年中，農村大部分地方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盛行。除彭德懷幾個在廬山上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的大佬外，幾十萬右傾分子獲得甄別（意思是擴大化，搞錯了）。支持單幹風，策動翻案風的黨內的二號人物劉少奇，做了他一生中唯的一件好事。如果把1960年11月《農業12條》簽發看作踩剎車的開始，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這一瘋狂的列車到1962年春天才完全制動下來。
毛澤東把上述有利於恢復農業生產，使農民吃飽肚子的政治、經濟政策的鬆動（調整）作為黨內的右傾路線錯誤，和劉少奇結下了血海深仇。4年後（1966年）發動文革，打到劉少奇。
中共黨史學界，通常把1962年上半年視為自1957年反右運動後出現的「黨內恢復了『實事求是』、『民主生活、集體領導傳統的』短暫的春天。套用歷史上西方學者對斯大林死後出現的蘇聯政治形勢的評價術語，叫（政治）解凍時期。好景不長，當年（1962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又像1959年7-8月的廬山會議一樣，突然打斷原定的會議議程，終結了僅半年的「黨內民主生活空氣」。把階級鬥爭為綱重新作為中共黨的工作重心提出來。停滯了半年的毛澤東的政治列車又準備重新啟動了，半年後的1963年初，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叫四清）和城市「五反（後來也叫四清）就開始在部分地方試點，之後推及全國。
在經濟領域，毛澤東又力排眾議，重新啟動在特大饑荒中因赫魯曉夫使壞而被迫中斷的大躍進運動。只是換了個名稱，叫「要準備打仗」（備戰、備荒為人民），具體任務是舉國之力搞「三線建設」。過程是：從1964年開始，摒棄了主管經濟計劃工作的副總理陳雲、李副春等擬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即「首先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安排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的輕重緩急的次序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計劃草案。」把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放在首位，同時大量增加軍費開支。且使用政治運動的模式。
（1）集中國家財力、物力、人力搞「三線建設（在中國西南部和靠近西南部的山區建設軍事工業和為其配套的工業基地）。
（2）在農村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試圖恢復在1961年被糾正了的共產風，重複1950年代的「最大限度掠取農村、農業、農民的資源作為「三線建設」的生產要素。
由此，原本在1965-1966年基本解決了口糧嚴重短缺問題的農村，從1967年開始，重新發生口糧緊張的社會現象。又連年饑荒不斷，直到1979年後再次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搞單幹為止。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人息政亡」非必然，但毛澤東不死連可能性也沒有。
1978年下半年開始的非毛化改革運動，其發生有其深刻而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背景和華國鋒個人原因。不是必然性的。這個問題不在本《專題集》所談範圍內。
赫魯曉夫作為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開政治改革先河的第一人，當年（1956年2月24日晚）他在蘇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專題報告，全面批判與否定斯大林，批判與否定斯大林主義，猶如驚天霹靂，由共產黨中央自己撕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黑暗恐怖內幕，拉開了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專政國家政治改革的序幕。赫魯曉夫改革的政治影響廣泛而深遠。被中共黨史界吹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方案完全不能與之同日而語，前後兩者的時間不僅相差20幾年，最關鍵的是政治屬性與後果完全迥異。
赫魯曉夫首先清算、否定、批判了危害蘇聯人民30多年之久並犯下滔天反人類罪行的斯大林，為歷史上所有的受斯大林政治迫害者平反或者給予「同情」（同情：即使有錯誤也罪不至死）；從政治上「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宣布蘇聯是全民國家，蘇共是全民黨；在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切實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生活水平；對國際共運倡導和平過渡，即摒棄無產階級（共產黨的代名詞）暴力革命，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應該走議會道路，通過選票控制議會多少席位，從而實現社會主義；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倡議和平共處。改革後來被勃列日涅夫政變所中斷，但他開啟的改革之門在30年後由後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先生重啟，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最終葬送了共產黨統治，解體了由共產恐怖主義元凶列寧創建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整個東歐共產黨國家也一夜變天，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由赫魯曉夫開啟-戈爾巴喬夫完成的否定蘇、東共產黨專政的顏色革命的成功，標誌二戰後肆虐的共產主義運動大勢已去，意識形態完全徹底破產。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二戰中給斯大林提供巨大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助紂為虐，致使共產主義由蘇聯擴張到東歐和東北亞地區（包括東南亞3國），不僅禍害包括世界最多人口國家中國在內的十幾個國家的人民，同時還讓美國自己在韓戰、越戰中付出了數十萬人死傷與巨額的軍費開支的代價。羅斯福造成的共產主義蔓延與肆虐的局面由共產黨內的改革家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來終結，從中應該總結什麼歷史經驗與教訓呢？
而鄧小平作為毛澤東血債幫大佬，約18歲開始在莫斯科接受共產國際恐怖主義訓練，從骨子裡面仇視人民、仇視人道主義、仇視政治民主。雖然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整肅，受到批判，後又復出復落。鄧小平玩命人生幾乎丟掉性命。但是他作為紅色共產恐怖主義分子中的一員大佬，潛意識裡服從，認可共產黨內的潛規則，在黨內殘酷的權力爭鬥遊戲中，成王敗寇，成為其不可捨棄的信條。對黨外，嗜血成性，如在西南三省的土改運動中，殺戮手無寸鐵的所謂地主、反革命分子血流成河。中共建政後，向毛澤東告密，誣告在黨內地位比他高的高崗，以扳倒高崗為自己往上爬鋪路。從他在文革中給毛澤東寫信揭發、批判劉少奇，還悔過永不翻案，以求自保；在華國鋒政變後給華國鋒寫信，諂媚表忠心，希望被啟用等非常下賤的政治投機表現來看，完全暴露出是一個無人格尊嚴、無道德操守的卑鄙小丑。在1978年由胡耀邦主導的政治非毛化運動中，鄧反對對1957年反右運動做政治否定，堅持反右運動政治正確，阻攔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阻攔為高崗平反。
他還報復打擊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反共產黨官僚階層的）群體，安上一個「三種人」的政治罪名，承續華國鋒當權時期的迫害。
以1978年夏天《光明日報》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作為標誌，開始的非毛化運動，不論是政治領域（如平反運動）或者經濟領域（如農村的包產到戶）的改革，都完全不是鄧小平提出與推動的。相反他全面維護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始終舉著毛澤東思想這面紅色旗子、緊握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這把刀子，打壓黨內黨外非毛化政治訴求。他所設計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與黨內胡耀邦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的藍圖和億萬國民的意願完全相反。最後在1989年繞過黨規和國法，調動軍隊鎮壓了延續10年的非毛化社會政治改革運動。後來按照鄧小平的版本進行經濟改革。雖然鄧小平鎮壓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運動，但是，到胡錦濤溫家寶卸任為止的30年改革中還是積累了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正面成果，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但是，被習近平上台後全盤顛覆，政治上一夜倒退30年。
這些年，特別是近七、八年，整個共產黨官場和官場權力觸角所到之處，完全喪失了政治道德與人類基礎道德底線了，與毛澤東相比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竟然連公立大醫院醫生們都為吃藥品回扣，假醫生職業為掩護普遍的謀財害命……還受到國家衛生部直到地方衛生局的層層保護。老百姓上醫院看病都普遍面臨被醫生（特別是公立大醫院醫生）坑害的巨大風險，這在之前任何人類社會都是沒有過且不可想像的。 如果說胡錦濤、溫家寶交班前其機制還存有一絲自我修復的可能；則習氏共產黨政權完全喪失了這種可能，走入了萬劫不復的階段。繼續下去，相類似於1959年開始的4年特大饑荒的全社會性的大劫難是否會在中國重演？完全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顏智華，中學歷史高級教師。中、小學學校教育問題和中共建國後政治運動史研究學者，代表著述有80萬字的《餓死在人民公社囚籠裡的140萬鄉親——四川省涪陵專區農村共產主義運動紀實》。）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