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1月05日訊】數天前，中國政府以法庭辯護詞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擬吊銷劉正清的律師證。
劉正清是中國最受尊敬的人權律師之一。為追求民主法治，為中國國家治理的正常化，劉正清無數次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是中國律師界的英雄。劉正清曾為黃琦、秦永敏、張海濤、謝陽等等最危險的政治案件辯護，曾為中國最受迫害的群體——法輪功學員辯護，曾因為勇敢辯護而在法庭上被逮捕。
劉正清學識淵博，其文辭和邏輯均堪稱律師界的驕傲，其堅定的法治信念堪稱律師界的一面照妖鏡。然而，中國政府決意消滅劉正清律師（吊銷執照），並借劉正清案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告：「敢不聽話者，殺無赦！」
劉正清案是中國政府滅絕人權律師的最新努力。2017年8月份以來，中國政府開始了新的迫害律師的運動，目的是要徹底消滅人權律師和不聽話的律師，目標指向所有律師（不限於人權律師），迫害的重點為律師的言論，迫害主導機關為司法行政機關，迫害手段以騷擾、恐嚇、（對親友和同事）株連迫害、司法行政迫害等為主，以綁架、逮捕等為輔。這一輪對律師的迫害，規模之大、後果之嚴重（人權律師正在被群體消滅）是1979年中國司法系統重建以來沒有的。這一輪迫害也是司法系統重建以來中國政府第一次下定決心消滅人權律師（包括不聽話律師）。相比較而言，2015年「709事件」中中國政府的目的只是管控律師，禁絕人權律師參與社會運動和群體事件。
我姑且把這一輪滅絕人權律師的大迫害稱之為「2017大迫害」。
「2017大迫害」以來，李柏光莫名其妙暴亡；高智晟、余文生、李昱函、陳武權等被綁架或逮捕；祝聖武、劉正清、文東海、覃永沛、陳科雲、李和平、謝燕益、程海、玉品健、馬連順、隋牧青、王理乾、王龍得、黃思敏等被吊銷或者剝奪律師證；劉曉原、彭永和、陳家鴻、王宇等被迫害而無法律師執業；藺其磊及其北京市瑞凱律師事務所的全部5名律師被拒絕辦理律師年度考核；所有的人權律師都收到了如果拒不改正「錯誤」必被嚴懲的恐嚇。所有的「2017大迫害」的受難者都因為言論而獲罪，被迫害的理由中均有公開發表「不當言論」、公開發表案情和律師觀點等「罪狀」，或者迫害的真實原因主要就是「言論違法」。祝聖武、劉正清、吳有水、楊金柱等人甚至被指控言論危害國家安全。
之所以說「2017大迫害」的目標是滅絕人權律師，是因為這一輪迫害如此鮮明的、強烈的以言論為迫害重點。律師之所以是律師，就是因為律師能夠運用法律知識和法律思維闡述觀點。沒有嘴的人，肯定不是律師。中國政府如此嚴厲的禁止律師發表獨立的法律觀點，如此嚴厲的迫害堅持發表獨立觀點的律師，勢必導致寧死不屈的人權律師被消滅，而活下來的都是沒有嘴、沒有靈魂的所謂律師。所以「2017大迫害」的目標就是消滅人權律師，其後果也必然導致人權律師被消滅。
中國政府把言論作為「2017大迫害」的重點，是因為「709事件」之後律師直接參與街頭運動、聚眾事件的情況幾乎絕跡了，而人權律師「亂說話」、啟蒙社會、傳播真相成為了最嚴重的問題。也因為隨著民間言論被殘酷迫害而凋敝，人權律師發布的案情通報等資訊成為國際社會瞭解中國人權、法治狀況的視窗和國際抗議的依據，這讓中國政府感到尤其憤怒。中國政府認為人權律師「亂說話」嚴重威脅到中國政府在向極權恐怖國家轉型的過程中維護國際形象的努力。
大多數人認為人權律師不可能被消滅，認為開放的中國不可能消滅人權律師。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歷史上，法西斯德國等國家就消滅了人權律師，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消滅了律師。
事實上，人權律師必須依賴中國政府提供的管道去表達觀點、開展活動，中國政府可以很輕鬆的把人權律師從律師執業機構全部清除出去，把人權律師從法庭全部趕出去，把人權律師發布資訊的管道全部關閉。沒有執業證的人權律師不是人權律師，而是社會活動家。另一方面，消滅人權律師並不會造成極端嚴重的國際後果，因為消滅人權律師並不是消滅「律師」，中國政府依然能夠提供律師服務，中國政府依然可以用經濟開放來轉移國際社會對人權法治的關心。只要想一想那個沒有律師（只有領政府工資的所謂律師）、沒有法官（只有穿軍裝的所謂法官）的八十年代中國的對外開放遠比現在受歡迎，就明白這個道理了。
消滅人權律師，並不一定要剝奪他的律師證或者綁架、逮捕他。事實上只要人權律師屈服（投降）並閉嘴（不再發表獨立的觀點），這個人權律師就是被消滅了。不能獨立發表觀點的律師不能稱之為人權律師。過去經常有人權律師向中國政府暫時屈服而後繼續抗爭，但這在「2017大迫害」的時代已經不可能了，因為中國政府對於不真心屈服的人權律師殺無赦。
「2017大迫害」持續一年之後，中國人權律師群體已經被衝擊的七零八落，但中國政府依然在奮力「清剿」。劉正清案正是中國政府清剿人權律師的最新努力。在劉正清被吊照之前約一周，民間傳言中國政府準備吊銷劉正清、李金星、蔡瑛的律師證。現在看來傳言不假。
人權律師被衝擊的七零八落不是人權律師的恥辱，而是中國政府的恥辱。人權律師並不懼怕中國政府的監獄，他們早就做好了為民族前途而蹲監獄的準備。但是中國政府在「2017大迫害」中採取的迫害手段，和「709事件」完全不同，導致人權律師無法依靠烈士精神來捍衛其尊嚴。中國政府採取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手段，無底線的騷擾、恐嚇、迫害人權律師家屬、同事，無底線的以黑社會手段實施迫害。
人權律師很難為了一個律師證而眼睜睜看著家人被株連迫害（如果被逮捕了反而可以從容面對家人被株連）。人權律師賴以開展業務的律師事務所，根本不可能為了保護人權律師而坦然接受被株連的後果，尤其是在中國政府甚至株連處罰律師事務所的所有律師的情況下（他們僅僅因為和人權律師在同一個執業機構）。因此，在中國政府決心已定的情況下，人權律師被滅絕是註定的命運。
回過頭來看，「709事件」的受難者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可以悲壯的被綁架、逮捕，而不是被以「社會主義改造」的手段悄無聲息的消滅。從「709事件」受難者謝燕益、李和平、王宇、劉曉原等律師在2018年被以黑社會手段剝奪律師證並被恥辱的剝奪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向法院起訴）的事例，均證明了「2017大迫害」是一場無法用烈士精神來對抗的極端嚴重的迫害。
人權律師天生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派，因此人權律師註定無法抵抗中國政府以「社會主義改造」手段實施的迫害。如果中國政府採取綁架、逮捕行動，人權律師被迫革命（如709案被捕律師一樣）反而能夠捍衛尊嚴。
責任編輯：李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