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1月22日訊】儲望華，是「大右派」儲安平最小的兒子，生於1942年，鋼琴家，現居澳大利亞。他有兩哥一姐。
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在1957年「幫黨整風」中，發表「黨天下」言論，被劃為右派分子。而且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其餘四人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
儲安平，1932年在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1946年春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創辦《觀察》半月刊，因針砭時政，後遭國民政府查封。1949年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並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8年1月被劃為「右派」，1966年9月失蹤。
幾張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儲安平留在這世界僅有的影像，也似乎印證了這位父親留在兒子儲望華心中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
67歲的儲望華，現在與家人安靜地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別墅裡。儲望華將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為「靜遠齋」。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曾改名靜遠，取自「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以規避身外的政治涌濤。儲望華每年都會回到國內，擔任一些鋼琴比賽的評委或為藝術院校授課。對外界而言，這位儒雅而風度翩翩的白髮學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與鋼琴家，是著名的《黃河》鋼琴協奏曲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他改編的很多鋼琴作品如《新疆隨想曲》、《二泉映月》、《箏簫吟》、《茉莉花》等，不僅被中國鋼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為音樂院校及業餘考級或比賽的常用教材和曲目。近些年，儲安平正在悄悄成為被追逐的熱點，但儲望華並不捲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對父親作過度的解讀。
以下是儲望華的文章。
失蹤
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選擇的離開。回想起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個星期天，也是「文革」爆發的第三天。我那時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任教，平時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每週末回家探望父親。
那之前兩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父親肯定在被「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也感到無比恐慌，不知該和父親說些什麼，氣氛異常沉悶。只是在告別時，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最後的訣別。
幾個月後，已經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姓女士的電話，她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裡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我這才知道，父親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失蹤的準確時間，只能大體猜測是9月上旬「失蹤」的。
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回到家裡，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批鬥，就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里外京西青龍橋邊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造反派看管起來。有一天，他從九三學社被放回家後，就沒有人再見到過他。
我後來在章詒和的書裡看到，那時候經常和父親來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蒼，是農工黨中央黨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親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勞動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剎海銀錠橋邊，父親有時會從棉花胡同到他家裡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門前發現腳底下有一張紙條，似乎是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的，紙條上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日期。
父親要「走」到哪兒？我和哥哥姐姐們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一名幹部，並要求我和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好幾天，也查訪了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專門調查父親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個軍人找到我，其中一個身著海軍的藍制服，另外兩個身著普通的黃軍衣，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案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麼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在父親「失蹤」的好幾年中，我們也不時聽到關於他行蹤的各種傳聞。有人說父親在山西某地勞動改造，有人「親眼見到他了」，還有人說父親「已被監護起來」。雖然消息都虛無縹緲，但我寧願相信它們都是真的。數十年來，我也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面回來，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只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和送行的親友告別、正準備乘車去機場時，忽然看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急匆匆跑來，手裡拿一份文件，對我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將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十年
從1957年成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間還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想父親的時候，我也會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這十年他是怎麼熬過來的？為什麼在熬過了那樣的十年後還會選擇自殺？……。1957年4月1日，父親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鈞邀請，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正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番的父親，很快得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消息。為了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還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們幾次三番動員黨外人士發言，統戰部的一位處長更親自打電話，請父親到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去發言。
在我看來，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理性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於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之一。這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6月1日，父親發言的標題就叫《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
（他還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要鞏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批判、駁斥。6月8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當天下午，陷於口誅筆伐的父親向章伯鈞遞交了辭呈。說起來有些諷刺，從上任到辭職，父親在《光明日報》總編輯職位上還不到70天，卻「成就」了中國歷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難怪章伯鈞後來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儲安平。那一年，父親只有48歲。
很快父親就失去了職務，此後，他到了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是校譯別人翻譯好的英文稿——雖然父親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譯，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譯」，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讓他寫一些文史資料或回憶錄。我記得父親寫過在上海辦《觀察》之前的一些情況。但是大部分時間他無所事事，偶爾會去看看電影，或者看看我在學校給他借回來的一些書。
第二任妻子那時已經離他而去，家裡也沒人關照他，非常寂寞、無聊。「政協」在石景山模式口有個勞動改造的農場，父親有時會被派到那裡勞動，放羊、種菜，後來還做過「蘑菇培植」。
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裡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裡只有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裡充滿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麼能睡？」父親說：「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見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我們二人之間沮喪的氣氛，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無比壓抑。
父親失蹤若干年後，徐鑄成曾寫文章稱父親「由天津躑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聽說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關押在九三學社某處時，曾與同屋的另一個難友交談，談話中說起「塘沽距離天津有多遠」之類的話題。
父親“失蹤」後，難友把兩人的談話向組織做了交代，遂被質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父親與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吃完飯走出來的路上，就說他經常有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他雖然寫過檢查、被勞動改造，但他在本質上，並不以為自己錯了。
1949年，父親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他曾隨全國政協組團到鞍鋼等地參觀，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調研，寫出了不少熱情謳歌的文章。對參加政府工作也滿懷熱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親曾擔任過新華書店全國副總經理、出版總署出版發行管理局局長等職，但對我們子女要求歷來嚴格。在得知國家需要各類不同人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子女輸送給國家。
1951年，韓戰爆發，報紙上宣傳說部隊需要文化教員，父親就讓我大哥去參軍。初中畢業的大哥響應號召去了朝鮮，他後來在東北還成為警衛排的一員，給高崗站過崗。但1957年「反右」一開始，大哥被迫從部隊裡轉業，回到上海，在小學裡教中文。1953年，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中等專業人才，父親又讓二哥到北京建築專科學校學建築。這兩個哥哥因此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國家後來要大力發展農業，父親又極力支持我姐姐去學農。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們家的「工農兵」，這也是父親的安排，唯獨我走了文藝之路。
父親雖然早期參加過新月派，但留學英國的經歷使他深受議會政治的影響，轉而放棄文學而從事政論性文章寫作。他一直夢想辦一張像《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1946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也確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觀察》一直以尖銳而辛辣的風格，批判抗戰以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社會現狀，深受大眾和知識界的歡迎，其訂數從400來份上升到10萬多份。父親曾自豪地宣稱：
新政權建立不久，胡喬木和胡繩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觀察》復刊，周恩來的批覆十分明確：「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復刊！」父親聞知此訊，特別興奮。但復刊後的《觀察》顯然無法繼承其以前的抨擊時弊的風格，變成了以宣傳為主的雜誌，出了幾期後改成了《新觀察》，由戈揚任主編，父親也退出了《新觀察》。
拋卻時代的大背景，我覺得父親的悲劇多多少少也與他的性格有關係。父親是個比較驕傲的人，母親也一直評價父親「恃才傲物」。他喜歡和上層社會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為這樣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銷」出去。但其實這也是把雙刃劍。與父親在抗戰時期一起辦過報紙的馮英子對他有一評價，我認為恰如其分。他說：「安平這個人，他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制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終以為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只是一個書生。」
家庭
父親是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親叫端木露西，出生於蘇州一大戶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戰之前做過天津電報局局長。母親在蘇州讀中學時演過話劇。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蔣緯國。可以想見母親那時候也是頗為出色的。
母親是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時與父親相識的。兩人戀愛不久，父親到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據母親回憶，父親留學之前英文還很差，但等母親一年後也去了英國後發現，父親的英文已經「大不一樣」了。
母親在英國學的是教育學。她後來回憶父親的事情不太多，因為他們倆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偶爾提及，她也總是提父親那些令她不喜歡的方面。在我看來，母親不喜歡的不一定是我父親的問題，而是兩人性格不太一樣。父親與母親的個性都太強了，尤其是我母親。母親的才能也比較高，她那時候跟父親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編，但她感覺父親總是壓著她一頭。母親後來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學校長，在母親看來，是父親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母親受到牽連。雖然母親很早就與父親離了婚，但因為有「共同的歷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親與父親離婚後，一直在上海生活，母親後來又結婚了，改名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個氣象學專家，他們的關係也不錯。上世紀80年代，氣象學家去世後，母親撐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時我已經移民到澳大利亞，幾次勸說她過來，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個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終還是希望保持著自己的尊嚴。
父親後來又與一位姓易的女士結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長得很漂亮。她過去是一個電機工程師的太太，後來跟工程師離婚了，跟我父親結的婚。起初我們都覺得易女士並不是很適合父親的那一類人，不過他們之間感覺不錯，我們子女也沒什麼意見。
1959年，我記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們與父親在天壇公園的一棵大樹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們說，他跟姓易的女士離婚了。父親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飛黃騰達」時與他結的婚，那時候父親的工資也比較高，但自從被打成「右派」後，不僅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對女方來說，自此也變成了「右派家屬」，她不能承受這樣的壓力，所以他們的分手還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們眼裡，父親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親，雖然比較和氣，但他不是一個家庭化的人物，在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過著工作狂的日子。我們兄弟姐妹一共4個，父母離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歸在北京的父親管，姐姐和大哥歸在上海的母親管。母親再婚後，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親這裡。我們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學校，但父親對我們的管教並不多，有空時他經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議政。雖然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去讀書，跟他分開了6年，所以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得到的父愛也少了許多。現在想起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人生
我的音樂之路跟父親有關。父親一直支持我去學鋼琴，也是父親安排我去報考的音樂學院附中。當時的錄取率僅有3%，得知我考上後，父親非常高興。他希望我能成為傅聰、劉詩昆這樣的鋼琴家。後來也是他在家庭會議上力排眾議，決定為我買台鋼琴。「反右」之前，父親屬於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他的工資是9級，有300多塊錢，還算優越。但「反右」之後，他的工資降到了150塊，而且還要撫養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所以1800塊錢的鋼琴，還是一筆挺大的開支。
1956年，我創作的二胡獨奏曲《村歌》在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公演，《人民日報》的報道稱我為「戴紅領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親來信：「你以前常告訴我，在報上讀到了爸爸的名字，現在爸爸也在報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親還覺得我在學校接觸的，絕大多數都是西方音樂，因而經常囑咐我一定要重視從中國民間汲取藝術營養。每逢寒暑假，他必為我「補課」，帶我走訪民間藝人，看地方戲和說唱節目。
但是我們父子之間這樣溫暖的回憶實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樂學院附中讀書，同學看報紙時就會問我：「你父親怎麼是「右派」？」那時中央電影製片廠拍了很多新聞片，父親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鏡頭被一次次播放，然後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人民的」敵人了。可是，在寫信的時候，我還是稱他「親愛的爸爸」，因為平常這麼說習慣了。班裡同學在後面看到了我寫的信，在班會裡就批判我說：「你的立場到哪兒去了？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
從那時候開始，一直持續了幾十年，我都被要求與父親劃清界限，包括上世紀80年代我申請出國留學，文化部的領導人還問我的單位：「他和他父親劃清了界限沒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後，特別高興，和同學們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達旦地慶賀。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長一起找我談話，學校裡有人貼大字報，說「儲安平的兒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後我們還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黨委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其實老師和領導都是比較保護我的，迫於壓力，他們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我放棄作曲，改學鋼琴。
校方還建議我和父親商量，可是不到10秒鐘我就答應轉系。父親又能怎樣呢？雖然我並沒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這對我來說，打擊特別大。我憤慨於命運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無力抗爭。父親好像也很愧疚，覺得連累到我們，到學校看我，給我送東西，連傳達室也不進。父親很少和我們講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內心真實的想法，或許是不願意我們受到他的影響。全家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彼此也儘量迴避涉及政治或者國家的事情。
知道我在學校考試、演奏或者比賽得獎，他也會由衷地高興。談及我們的將來，他總是流露出「你們好自為之」的意思。那時候，我也並不是特別理解父親，畢竟我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對父親的情感也陷於重重矛盾之中。有時候會特別怨恨他，感覺他給我們這個家庭帶來了太多的災難。
我從鋼琴系畢業後，校方覺得我還有作曲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同情，讓我留在了中央音樂學院。那時候，我有一個女朋友是鋼琴系的同學，但我們的交往因我父親的問題而夭折。「文革」爆發一個月後，我也被揪了出來，大字報鋪天蓋地，說我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定時炸彈」。
這期間中央樂團曾三次借調，想讓我參與《黃河》、《十面埋伏》和《戰颱風》的創作，可「做完貢獻」後，就被「樣板團」「刷」回學校，由此被人戲稱為「板刷」。那些改編後的作品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以後的幾十年裡，這樣的挫折經歷得越來越多，我也漸漸學會用沉默和忍耐來接受命運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無法與父親相比。父親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會，而我接觸的領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藝術，把鋼琴曲作好，有更多的聽眾。但是如果父親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實事，是以音樂有作為於國家、社會和人民，他也會很欣慰的。
父親誕辰80周年時，我創作了一部交響詩《秋之泣》。這部音樂作品已經由澳大利亞最好的樂隊墨爾本交響樂團公演。我在該音樂會節目單的樂曲簡介中寫道，這首作品「不僅刻畫了晚秋的蒼涼景色，而且也是對作曲家之父親的深厚緬懷與悼念——在1966年一個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當首演的音樂聲起時，我想，分離這麼多年，我終於以這樣一種方式，完成了我們父子之間的心靈交談。唯願父親那曾經悲苦而孤寂的靈魂能感受到這一切。
——轉自新世紀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