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9月21日訊】1966年文革爆發。這一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信中指出：「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一信號預示，教師群體的巨大災難即將來臨。８月初，毛又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予以明確的支持：「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接著北京各中學紅色恐怖迅速升溫，並在8、9月間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短短的時間內，僅北京市一地，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人數達1,772人，其中教師占絕大多數。
在文革結束後的幾十年內，提起北京被打死的教師，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卞仲耘其實不是教師，而是中共基層黨組織的主要領導。網上可查見，卞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常識表明，在中國的學校內，黨的書記負責控制教師的思想。卞仲耘給學生開過哪門課？卞在教室內、在三尺講台旁，有過給學生傳道授業、講課指導、答疑解惑的經歷嗎？沒有！同樣早已被蔽屏的是，1957年在卞書記領導的學校反右鬥爭中，北師大女附中究竟有多少教師曾被劃為右派、遭受無情打擊。
長期以來，人們完全忽略了卞仲耘作為中共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的身份，而將她當作受害教師寄予深深同情。文革中，災難深重的教師通常可分三類。一類是專業學養稍顯厚重，超出一般教師以上，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一類是因捕風捉影的「歷史問題」或「右派」分子；還有一類是因平素不願靠攏組織，私下言論存有異見的「現行問題」。這些教師被統稱為「牛鬼蛇神」，即便那些小心翼翼、未被歸為「牛鬼蛇神」的教師，起碼也屬「臭老九」。卞仲耘作為早年參加革命的中共基層領導人，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可能有「現行問題」，更談不上「反動權威」，就連「臭老九」這一賤稱，也與卞毫不沾邊。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不是將卞仲耘當作教師中的「牛鬼蛇神」揪出來，而是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執行者」、「走資派」揪出來的。
在那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師絕對是弱勢群體，他們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噓不已。全國範圍內，教師被紅衛兵任意批鬥、圍攻、毒打的事件，被社會廣泛視作「革命行動」。現已漸入老年，口稱「青春無悔」的「老三屆」，全都是這一歷史的見證人。他們之中親手毆打教師的兇手，也絕非少數。文革後整個社會對教師產生廣泛同情，但對於文革中受衝擊的各級官員與基層黨政領導幹部，雖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種同情恐怕是極有限的。僅管現今中小學教師借助家教、補課、興趣班等花樣，大肆尋租撈錢；大學教師照本宣科、弄虛造假、騙取「課題經費」，更是公開秘密，但文革結束之初，整個社會對教師的同情，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事件上，只要淡化她作為「中共基層領導」的真實身份，強調他作為教師的虛幻身份，在爭取社會同情的策略方面，肯定可多得分。
女附中的高幹子女居多，這批人即現今所謂太子黨。他（她）們的父輩在紅色政權建成後的最初六、七年內，即已織成無形的資訊關係網絡，以便互通重要的政治資訊，作為選擇行為策略的依據，以求自我保護。太子黨們正是依仗上一代資訊資源優勢，把握中南海新的態勢，以便窺測方向，迅速在學校捕捉、瞄準鬥爭目標。卞仲耘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犧牲品。
1966年6月1日，中央台廣播了被毛澤東贊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將鬥爭目標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全國各高校很快被「發動」起來。僅僅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領導的班子，也成了女附中紅衛兵的「革命對象」，並開始遭洶湧的大字報圍攻、批判與漫駡。6月13日，中共中央發佈通知：全國大、中、小學校一律停課鬧革命。由此運動繼續被引向深入，鬥爭很快升級，這使原本在北師大女附中處於統治地位、足以呼風喚雨的卞仲耘，不僅失去自由，也開始遭受紅衛兵喪心病狂的「武鬥」。
十幾歲的女孩子平時也許弱不經風，一旦被「發動」起來，穿起軍裝戴著紅袖章，擼起袖管手揮棍棒，殺氣騰騰地宣稱要「誓死捍衛毛主席」，那架勢令人不寒而慄。教師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們不僅被戴著高帽子遊街、下跪，或「坐噴氣式」，被打翻在地時紅衛兵小將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這是什麼樣的「一隻腳」？這是穿著厚皮軍靴的「腳」，這種厚皮軍靴也只有曾參與打天下的高幹家庭才會有。這個穿著厚皮軍靴的「腳」，往往是踏著受害人的頭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別以為我這是在信口開河，當年真實歷史的慘狀，我遠遠無法完整表達。
我至今記得，那段時期內北京曾有一名教師，被一群紅衛兵押著在街上遊鬥。紅衛兵手上帶鋼扣的大皮帶不斷抽打在他的頭上、臉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望之下，這名早已傷痕累累、額頭淌著鮮血的教師，忽見對面有汽車急駛而來，猛地奮力朝著汽車衝撞，當即慘死於車輪之下，場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對這樣陷於絕境的自殺者，紅衛兵的評價竟是：「態度極不老實」；當年社會上對受害教師的自殺，結論全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
卞仲耘死於這一年的8月5日，她死於紅色恐怖的罪惡，死於高幹子女令人髮指的暴行，這一點在今天已無絲毫疑問。8月5日又是一個重要標誌性日子，毛澤東在這一天公開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由此宣告劉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數萬紅衛兵，打死卞的主要兇手被推舉為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對打死卞的兇手給予了鼓舞：「要武嘛！」這一基本史實，凡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無人不知。從此兇手更名為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也改校名為「紅色要武中學」。8月23日起，紅色恐怖的暴行開始向全國漫延。8月24日，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對他的部下告誡：「如果你們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的回答是：「好人打死壞人，是活該；好人打死好人，是誤會；打死了就算了，我們根本不用管」。公安部長一席話，標誌著一個社會完全進入野蠻、黑暗的時代。
文革結束後，卞仲耘的不幸受到人們廣泛的同情。其中一個原因是卞被人為添加了虛假的教師身份，同時淡化了她作為主宰教師生殺大權的中共基層頭目的真實身份。2009年，卞的銅像在北師大實驗中學（原女附中）的實驗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兇手則以「太子黨」與留美博士的雙重身份回國，在卞的銅像面前惺惺作態地默哀、憑弔，並向卞的家屬作了輕描淡寫的道歉。獨立製片人胡傑在記錄片《我雖死去》中，也是把卞當成優秀教師加以頌揚與懷念。網上大量關於卞受迫害文字在海內外廣泛傳播，但沒人注意到，文革中那些在底層受到最野蠻殘害的教師和他們屈死的陰魂，至今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同時作為中共控制教師思想的學校最高領導卞仲耘，卻成了受迫害教師群體的代表。至今只要談起教師在文革中的悲慘境遇，人們想到的是卻是卞仲耘。在我看，這對無數受盡迫害與摧殘的教師而言，實在有欠公正。
美國著名華人牧師馮秉承，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學生。在佈道視頻中馮牧師講起一件事：北京某中學門房的校工，被懷疑有「歷史問題」（可能正因「歷史問題」而不許教書，只得當門房工），被紅衛兵抓起來批鬥、毒打，勒令交待「反動罪行」。這是1966年的冬天，氣溫約零下20度。被捆綁在操場旗杆的這位校工，遭受的是怎樣一種法西斯酷刑呢？紅衛兵先將一桶燒到沸點的開水，從他的頭頂澆灌而下，緊接著又是一桶近於冰點的冷水澆下去，再接著又是一桶開水……這是一幕喪心病狂、慘絕人寰的迫害，幾桶水下去，受害校工頭上臉上早已皮骨分離……
這個可憐的受害者，果然是「死了也就算了」。半個多世記過去，除馮牧師在佈道時提起外，人們早就忘了受害者曾經作為一個生命而存在的事實。還有上文提及的在街上被遊鬥、被毆打，只能一頭撞向汽車以求解脫的教師，還有無數我們根本不知情的受害教師。互聯網上甚至找不到他們的姓名，但他們每人都有自己一段極其慘痛的經歷。他們與卞仲耘不同，因為他們在強力專政的鐵蹄下，只能屬於被唾棄的異類或任人宰割的牲畜；他們的生命如同螻蟻一樣微不足道，人們不可能為他們建造紀念銅像，也不可能有人表示道歉。
當初迫害、毒打他們的兇手，也許早成為呼風喚雨的各級黨政領導，或是腰纏萬貫、二奶簇擁的官員，或是留洋博士、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之流。大批受害教師的苦難正在被一天天地遺忘，而曾經是中共基層組織中掌控教師思想的主要領導人卞仲耘，卻代表全體受盡迫害的教師群體，受到人們在互聯網上、在電子媒體上的廣泛懷念。這正是麥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記指出的「道德錯亂」（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著對無恥與不道德的公然認可。
不要用卞仲耘在遭受太子黨的淩辱與毒打時的慘相，去掩蓋卞在學校曾享有絕對統治地位的真實。如果說我對文革中深受災難的教師懷有10分的同情，那麼對卞的同情，充其量僅保留5分。原因在於，卞仲耘並非教師，而是控制教師思想動向的中共基層領導，因而也沒有資格代表教師。打死卞仲耘的主要兇手，其父系「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重要成員，被打死的卞仲耘，也是「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重要一員，雙方屬同一陣營。卞仲耘之死，似乎印證了惡魔史達林的一句話：「死一人是悲劇，死1000萬人只是個數字」；卞仲耘之死，完全可歸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經是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同樣因受迫害而死，也無法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責任一樣。其中一個道理似乎在於，劉少奇在對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從來就不會手軟。
卞仲耘又如何呢？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