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9月23日訊】

(三)在「中共」主導下不能改革

其實，除非共產體制徹底瓦解，否則中國經改的瓶頸難以突破的見解，上文提過的，1988年中國放權讓利改革十年時，弗利曼就向當年掌經改大旗的總書記趙紫陽明示過了。那是1988年9月19日下午，弗利曼夫婦與趙紫陽在北京談兩個小時，而弗利曼返美後罕見地寫給親友一封十多來沒寫過的「聖誕信」，就是評述趙紫陽，內容是「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在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

準此，趙紫陽在中國早期的經改的確是有成效，但由於他要「維護共產黨最高權力」，明顯與擴大市場範圍扞格，其遭逢改革困境是必然的。如上文所提，全球知名的產權學者張五常，早在1981年就憂心中國若改革步調緩慢，會走向印度的「分類管制」之路（指的是1991年改革前的印度）。於今觀之，果然！因為趙雖被軟禁，但其漸進式且在維護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終於產生，於是「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著實令人遺憾！

「六四學運」是中國轉型民主的第一次契機

在此值得再重提的是，「六四學生運動」其實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政治體制的一個轉捩契機，可惜趙紫陽迷信「（共黨）體制內改革」，不敢像兩年之後俄羅斯的葉爾欽一樣站在示威學生這一邊「登高一呼」讓解放軍砲口轉向，卻讓坦克輾壓學生、血流成河，自己也從此被削權、軟禁至死，而中國的民主化終究功虧一簣。

中國第二次邁向自由民主體制的機會出在1999年。當年4月25日，約有一萬名法輪功修煉者在北京中南海「上訪」，由於這批群眾「來無影、去無蹤」，而且所用的請願方式異於一般，他們以寧靜祥和的心態，以及對政府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展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規模的、為了「人權」的請願活動。

隊伍雖然很長，但很安靜、非常祥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接見了法輪功請願代表，合理回應了申訴。二十分鐘內，學員們就秩序井然的解散返家，現場且清潔乾淨，沒有留下一張紙屑。

「四二五事件」是中國轉型民主的第二次契機

這件神奇的事讓當時在場的國外媒體如CNN等均指為1989年天安門群眾事件後，中國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請願活動，並一致肯定這場和平的上訪活動，且對中國的民主寄予厚望。許多外國政府領導人和觀察家們都認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訴和政府回應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後的發展卻是令人詫異且深深痛惜和遺憾，因為事件竟然被反轉抹黑成「上萬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1999年7月20日展開鋪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功」，原本誇下海口以為傾舉國資源，在三個月內就可消滅法輪功，沒想到迄今已過十九年，法輪功不但傳遍全世界各個國家，而且中國境內的修煉者也挺了過來，學員們靠著一股不懼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於邪惡的正信正念力量，促使中共的欺騙與謊言逐一被揭穿、敗露。

這兩個事件都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機」。第一次的民主契機就在趙紫陽拋不開共產黨桎梏下稍縱即逝，換來的是一片腥風血雨。第二次雖在一小撮人的「私念、貪心」的一念之間風雲變色，「第二次的民主化契機」似乎又被硬生生的扼殺，而中國人的悲慘命運似乎又將再持續。不過，這一次是很不一樣的，因為鎮壓法輪功十九年來，不但完全失效，而且在《大紀元時報》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出爐後，自2004年11月起中國掀起一片「退黨、退團、退少先隊」的三退熱潮，至2018年8月已超過3億1千3百萬人退出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顯示中國人民已普遍覺醒並呼喚自由民主。如果自由世界能再大力聲援，相信中共瓦解就在彈指之間，則中國「民主」可期，如此，中國人民、台灣人民，以至於全球人民的幸福也才是可期的。

對照林毅夫的論點和預期，幾乎和 30 年前的趙紫陽類似，夢想在中共最高權力管控下進行改革。如今的中國，不說棘手社會問題已一籮筐，民怨四起，就是高經濟成長率這項標杆也已傾頹，近幾年的成長率連作為支撐社會穩定的8%都保不住，甚至於能否有5%都有問題了。說實在的，對於地球人來說，中國經濟成長率高低如今都是煩惱，因為高成長表示耗用資源更凶，對環境耗竭的地球不啻雪上加霜，若成長率低中國內部社會問題爆炸，失業遍野、暴亂四起的恐怖景象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已，這種「兩難的囚犯困境」唯有求助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快速變革，亦即民主中國「早日」來到才是成本最小的化解之道。

(四)「後共」與「晚清」何等類似

由上文所引述的各種研究和觀察，得到的結論是：迄今40年的改革開放、放權讓利，表面上中國經濟曾獲得快速成長，但實際上背後卻隱藏著深重危機，可用「外強中乾、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形容。不說社會問題一籮筐，像黑洞似的深不可測，就是經濟層面也是危如壘卵，靠的是全球資金在苦撐。陳破空先生2006年7月13日在《大紀元時報》刊出的〈後共與晚清何其相似〉一文，可作為呼應。

陳破空堅決相信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進入後期，因而認為可將當今中國稱為「後共」時期。他於是赫然發現，晚清和後共，這兩個相距百年的封建專制王朝，從本質到形式，都有驚人的相似。

在經濟上，19世紀，閉關自守達200年的滿清王朝，受到當時來自境外海上貿易的衝擊；相對的，1978年底，閉關鎖國的中國，也在全球化浪潮下，鐵幕開了口。在政治上，晚清面對國內外立憲或共和變革的壓力；當今的後共，則受制於海內外民主改革的呼求。

陳破空進一步舉證晚清與後共的雷同：晚清的「洋務運動」等於後共的「改革開放」；晚清「祖宗之法不可變」國策，等於後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立場；晚清主張「富國強兵」和「船堅砲利」，後共則喊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軍事現代化」；晚清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則與後共的「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劃上等號。晚清的「十里洋場」上海與後共的「經濟特區」深圳也可對上；晚清聲稱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也與後共吹噓的「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相對應；而晚清有「外須和戎」故簽〈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後共則因「韜光養晦」，故簽〈中俄邊界條約〉。

除了這些事件的雷同外，陳破空又舉出失敗的「八九民運」等於流產的「戊戌變法」，而主導「六四」鎮壓的鄧小平就等於扼殺「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后，被軟禁的趙紫陽等同光緒皇帝，朱鎔基也與李鴻章相似；今日劣跡斑斑的「太子黨」，正是晚清驕奢淫逸的「八旗子弟」。陳破空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是：晚清被公認為是外來政權，中共也是外來政權，一個由德國人和俄國人混血而成的怪胎，毛澤東和中共批孔孟而崇馬列，就是最佳見證。

上引「體制內」的相似，也見諸「體制外」。清廷腐敗，但晚清多數留學生仍對其效忠，翻譯大師嚴復就是顯例，他留洋回國後，與守舊勢力組成「籌安會」，力主袁世凱稱帝；中共禍國時，也曾有負笈海外的「導彈之父」歸國擁護，還偽證「畝產上萬斤」為「科學」，如今中國所謂的「海歸」學人，有些仍迷信共黨，甚至傾所學與獨裁者合謀「封鎖」網際網路，剝奪人民的知情權。

經由古今如此相似的對比，給世人的寶貴啟示是：當今中國表面上絢麗的經濟表現，實則面臨「後發劣勢」的重大危機，晚清「洋務運動、船堅砲利」的失敗對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正燭照今日中共不思體制變革，不轉向「自由民主」，正步晚清當年的後塵，而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以及熱絡的退黨、退團運動，正是中共敗亡的催化劑，其垂死掙扎的「老大哥」管控和殘酷的反人權鎮壓手段，在「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被「加拿大獨立調查團」的報告證實，並於2006年7月6日公布於世後，更曝露無遺，世人是應儘速覺醒一起來唾棄中共了！唯有「民主中國」的早日到來，才是中國人、台灣人民、乃至全球住民的一帖救命仙丹，而且時間愈拖，危機愈深重。中國「六四事件」民運領袖王丹，在2016年4月25日發表於《蘋果日報》的〈關於中國，給新政府的建言〉一文中，呼籲小英政府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和反對力量，包括海外的民主運動，給予聲援和支持，讓中國早日進行民主化改造，對台灣的利益與安全最有利。

(五)林毅夫是台灣孩子還是算命師？

回頭再看林毅夫及其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曾擔任過經建會（如今的國發會）主委的陳博志，於2015年6月5日在《看》雜誌發表〈林毅夫是台灣孩子還是算命師〉這篇文章。他說身為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是個爭議不少的人物。一個長久存在的爭議是林毅夫算不算台灣人，另一個則是林毅夫看好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言論正不正確。而這兩個問題也有點相關。

陳教授指出，林毅夫1952年在台灣出生，唸大學時為報效國家而從軍，1979年才以台灣軍人的身分游泳投奔中國，而中華民國政府至今仍把林毅夫當叛逃軍人追訴。所以從血統、成長過程，以及法制上來看，林毅夫都可算是台灣孩子。

有很多人認為，因為林毅夫是台灣孩子，所以中共要把林毅夫當樣板、給林毅夫特別好的機會和官位。也有人認為林毅夫擔心台灣孩子的身分會被中共懷疑忠誠度，所以要特別唱旺中國、唱衰台灣。所以大致說來，林毅夫應是台灣孩子沒錯。不過，林毅夫唱旺中國的言論一直受到不少質疑，有人甚至說林毅夫的說法像是個算命先生，成了經濟學界的笑話。

林毅夫掐指一算：中國能連續20年成長8%

林毅夫說，從2008年開始中國有連續20年成長8%的潛力。林毅夫的理由是：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而日本、新加坡、台灣和韓國的人均收入分別在1951、1967、1975和1977年達到美國的 21%，其後日、新、台、韓都有20年平均8%以上的成長率，所以中國也還可以有20年平均8%的成長率。陳教授認為這樣的推論實在太過簡化，既未考慮到其他影響因 素，也未考慮到已發生的一些事實，所以才會被戲稱為算命師。

從學術的角度，陳授授覺得林毅夫這種方法不是完全不可用，但不能當成唯一的方法或證據。先不談各國及當時 之國際情勢的差異，各時間點的美國人均收入及其21%乃是不同的水準。若用絕對所得水準來看，因為200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已遠高於1951到1977各 年，所以同樣是美國人均收入的21%，2008年的中國人均收入已遠高於1951、1967、1975和1977各年日、新、台、韓分別達到的人均收入。 而各國普遍的經驗是所得水準達到較高水準時，經濟成長率會逐漸下降，因此每人平均所得水準已高於當年的日本等國之中國，是否能像當年各國再有20年8%以 上的成長率，是很值得懷疑的。

林毅夫也知道這種較落後國家可以繼續較快速成長的「後發優勢」，是來自高低所得國家間的產業技 術差距。但技術差距並不等於每人所得水準的差距。中國2008年時的所得水準雖然和1975年時的台灣所得水準一樣只有美國的21%，但2008年中國和美國間可免費學習的技術差距卻小於1975時台灣和美國的技術差距。近幾年的全球化、資訊化以及大量的國際投資，使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都能更快應用 到先進國的技術，不像當年台灣和日本那樣須慢慢學習。

這現象使中國近三十年有更驚人的發展，但也就是提早用掉很多技術差距，如今中國很多產業的技術已不輸台、韓甚至不輸日本。而這也表示中國未來可無償或用山寨方式利用的技術差距已遠比當年的台、韓為小，能用技術差距帶動的經濟成長當然也很可能更小。

再說，各國所面臨的國際情勢也不同。日、新、台、韓當年面對的是快速開放和成長的國際環境，前面有先進國家可以學習並提高自己的工資及所得，後面卻沒有多少競爭者在追趕。中國目前面對的卻是全世界總需求不足而成長率低落的新平庸時代，主要國家能做的市場 開放已差不多都做了，而印度和東南亞等大量比中國工資更低的國家，則正要快速像這三十年中共搶奪台、日的產業那樣搶奪中國的產業。正是前有狹路、後有追兵，中國現在的經濟成長機會已和當年日、新、台、韓不相同，陳教授因而說，林毅夫用各國當年經驗中簡單的一項就說中國還可以有20年8%的成長，實在不正確。

人口老化、投資浪費、權貴壟斷

中國經濟成長率唯有下修一途

除了國際情勢，陳教授認為中國本身的問題也和日、新、台、韓很不相同，而使中國更難一樣再快速成長。第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日、新、台、韓當年快速經濟成長時，勞動力也快速成長；但現在中國卻是人口快速老化且勞動力不再快速成長。由於人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是消費最基本的因素，因此人口和勞動力成長的低落，必然造成成長率的低落甚至蕭條。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2011年出版的The Great Crash Ahead(中譯《2012大蕭條》)，以及2014年出版的The Demographic Cliff(中譯《2012～2019經濟大懸崖》)中特別強調「人口斷裂」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中國的十二五計畫也因此而調降其成長目標，可是林毅夫先生卻視而不見。

陳教授也認同，中國經濟成長率下降的另一個重要根本原因是，中國過去多年來的所謂快速成長是靠過量投資和泡沫經濟支撐出來的。中國每年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占GDP的比率近50%，而台灣在同樣發展階段這比率卻不到30%。這表示中國投資遠超過其經濟成長所必要，很多投資是浪費或提早做的，因此在其經濟成長率下降後，投資須下降更多，並因投資需求的減少而使其經濟成長率進一步下降。若再加上泡沫經濟破滅，就是國際上很多人擔心中國的經濟成長會重挫的重要原因。

陳教授認為中國有它獨特的利基，這就是多年來中共利用其大規模和政治獨裁所帶來的談判力量，一直強迫國際 企業甚至外國政府給它較多投資和技術移轉的機會，這的確有助於中國過去的快速成長。不過，隨著中國和外國技術差距的縮小，這種做法恐怕引起外國更大的不滿，而更難再幫助中國成長。中國這種國家獨占經濟的做法，也因形成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引起很大而普遍的國內貪腐問題，這也將削弱中國的政治社會安定及經濟成長的能力。

中國的大量人口，理論上可讓中國有更大的創新能力，並以創新接替以往的低工資成為成長動力。但在權貴資本壟斷和思想控制的社會，以及山寨仿冒盛行的產業文化之下，人們的創新能力卻無法發揮。陳教授強調，中國必須民主化、思想自由化，並且去除大量貪腐、權貴資本主義以及山寨文化，其大經濟規模和大量人口的利益，才可能正常發揮正面的效益。

其實，基於以上的這些原因，中國政府及其中許多高層人士如財政部長樓繼偉等人，都已大幅降低對中國未來成長的預期。陳教授猜想，林毅夫大概有身為台灣孩子的悲哀，不得不繼續唱多中國。就算不論上述問題而把他當成算命師，他的預言也有很大的問題。算命師重要本事之一是多利用已經發生的事情來做預測，譬如看到來算命者的太太肚子微凸，就可大膽地說：「你今年會做爸爸。」中國近年的經濟成長率已掉到8%以下，各國普遍的經驗是經濟成長率都有個長期下降的趨勢。日、新、台、韓在連續幾年成長率低於8%之後，都無法再回到持續8%以上的成長。林毅夫卻漠視中國成長率已掉到8%以下，2016第1和第2季且僅成長6.7％的事實，所以也不算是好的算命師。

用林毅夫的預測方式推算中國政治

大規模民主運動即將到來

陳教授表示，林毅夫前述方法，與其用來預測經濟，不如用來預測影響因素較為單純的政治。做為台灣孩子，林毅夫應該知道台灣在1947年發生政府大量屠殺人民的228事件，二十多年後黨外民主運動開始加溫，1972年康寧祥當選立法委員、1973年有黨外聯合陣線參選、1977年選舉有4名及21名黨外人士分別當選縣市長和省議員並發生中壢事件、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台灣民主化運動就呈現勢不可擋的趨勢。

「六四事件」至今29年，中國現在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台灣。二十多年是大屠殺之後新生而沒被嚇到的小孩已長大的時間，也是浩劫餘生的人恐懼已退，且認為再不努力就沒機會平反的時間。算命師也會說那些被屠殺而再投胎轉世的人已長大，將要復仇。此外，對照林毅夫所說之台灣和南韓達到美國21%人均所得的年份，幾年內台、韓就分別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和光州事件。所以，陳教授認為，中國大規模民主運動的時機可能已到來。他呼籲林毅夫應以台灣孩子的經驗，奉勸中國趕快民主化，而不是忘掉台灣孩子的出身，竟主張台灣要臣服於中國的極權控制之下。

(六)認清中國經濟的真相

經由以上的反覆解析，可知中國經濟走下坡且已瀕臨破滅邊緣，各國理應有所警戒，但2015年三月下旬，英法德義等歐洲主要國家，不顧美國的反對，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跑第一的竟然是美國最好的盟友英國，而英國財政大臣更在電話中直接拒絕美國財長要求他「三思」之請求，很高興的宣布英國成為「加入亞投行的第一個主要西方國家」。法德義對英國「偷跑」相當不滿，趕緊跟進，導致美國在這場外交戰中兵敗如山倒。除了外交輸贏外，此舉是否還意謂著歐洲強國想拓展與中國經貿關係，期盼分得一杯羹？

回顧中國發起亞投行，乃因2010年達成的擴充其投票權的國際貨幣基金(IMF)改革協議，遭美國國會擱置，表面上是宣稱亞投行可能在人權、環保和勞工等問題上達不到國際標準，實際上是不想讓中國擴大影響力。美國國會的杯葛，卻弄巧成拙，讓中國有機會爭取權利。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月出訪亞洲鄰國時，提出籌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一帶」代表中國往北，可經由俄羅斯、中亞直達歐洲；「一路」代表中國往東南，可以經過台灣海峽、印度、東非抵達歐洲。

中國2014年開始落實「一帶一路」戰略，該年10月在北京與二十國簽署協議，成立亞投行，資本額一千億美元；年底又設立規模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習近平希望藉由「一帶一路」戰略，為經濟發展尋求新動力和出路，並與沿線國家加強合作，擺脫美國主導國際政經的現況，實現強國大夢，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就是落實「一帶一路」的金融載具。

對於中國主導亞投行，論者有「一石多鳥」的評價，因為，「一帶一路」不僅可把中國淘汰的產能轉移到陸上及海上絲路國家，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和資金過多問題，也能帶動中國中西部的經濟發展，讓中國企業走出去，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還能鞏固中亞國家對中國的能源供應。此外，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資金來源，不僅是中國龐大的外匯存底，還能拉攏其他國家的資金，有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不讓美國獨享國際經濟金融的話語權。

「亞投行」的確是中國一石多鳥的「規劃」，問題就在這只是畫大餅，更是計劃經濟的典型做法，是30多年中共一貫的手法。此種掠奪資源式的發展模式，將使上文詳述過的超大量「產能過剩」、「供過於求」的怵目驚心後果，鬼城、蚊子館耗用且掏空資源，而環境汙染、地方債、企業債、金融資產大泡沫等等大後遺症更為嚴重。

其實，中共祭出「亞投行」、大建設這種誘餌，正凸顯其經濟危機之深重。最明顯的就是「經濟成長率」萎縮，連官方都在2015年公開宣稱降為7%，且將低成長稱為「新常態」來掩飾，而日本央行總裁估計僅5%，章家敦在《富比士》撰文指出，根據IMF的公式，中國經濟是以接近2.2%甚至是2%的低速增長，上海市長在2015年初已宣布不拼GDP增長。中共當時一連串降息等刺激經濟政策都失效，也顯示連短暫效果都不見！

中國氣數已盡愈來愈明顯，如今連一向對中國吹捧的專家都一一反轉看法、唱衰中國，大前研一是急先鋒，2015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沈大偉)這位親北京派教授，竟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預言「中共即將崩潰」，還列舉五大理由佐證。他又說習近平極力阻止自己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執意集大權於一身，結果反而讓共產黨一步步邁向分崩離析。

看來「中共將崩潰」已成為共識，中共當局正極力掙扎，其在南海的軍事武力展現似在掩飾經濟的敗壞，而「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祭出就在拉各國陪葬。

當2016年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揭櫫「重建美國」、「重塑中國」、「重振世界」大旗，，重鋪1980年代雷根「讓美國再偉大」大道，以「反共」、「公平貿易」為中心思想，對中共展開貿易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提高中共進口產品的關稅率手段，進行「以暴制暴」、「以惡制惡」，期望「以戰止戰」，逼迫中共進行改革。到2018年6月，美國經濟竟然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成長趨勢，而失業率和就業率都創下最佳紀錄，美國企業家稱為「川普奇蹟」。反觀中國經濟卻落入愁雲慘霧，經濟下滑、物價攀升、投資和工業產值縮水。同時，8月2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公開宣示，取消220億美元的中共在馬來西亞的「一帶一路」核心投資項目，使「一帶一路」嚴重受挫，包括斯里蘭卡在內的許多國家也都拒絕中共的「一帶一路」投資。

川普更風塵僕僕地奔波，聯合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制約中共。而中共內部各派勢力蠢蠢欲動，會不會掀起血雨腥風的鬥爭，中國政經會不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動，值得密切觀察。不論如何，外資撤離，中資外逃所顯示的中國經濟崩塌就將到來！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