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8月24日訊】傅大慶不僅是我的同學，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學」是無所謂的，但在那時的環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則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們一行12人，從西歐來到莫斯科進東方大學。東方大學早已有中國班，中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國來的，他們派出了十幾個人來火車站熱烈迎接我們。我們12個人，連同以前分別來莫斯科的兩個人（蕭子暲、張伯簡）共14人。從中國來的學生此時尚在莫斯科的，比我們從西歐來的人更多些，但這兩部分中國學生，無形中有隔閡，很久沒有消除。我們從西歐來的人，相互間不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這人和那人，或深或淺總有私人的交情；可是，我們和他們無法結交為朋友，他們自己相互間也沒有朋友的感情。
當時的形勢是這樣的，從中國直接來到莫斯科的學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領導人」，另一類是「被領導人」，「領導人」就是旅莫支部黨和團的負責人。選舉來，選舉去總是那幾個人輪流（青年團）或永久（黨）當選。「被領導人」則是始終未曾當選為領導的人，他們只能聽從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們不敢同我們從西歐來的人親近。
對於這一部分人，我們無法交朋友，甚至無法說話。
那幾個「領導人」則常常找我們說話，但不是找我們交朋友，只是來「瞭解」的。
傅大慶就是「被領導人」當中的一個，除他之外，尚有許之楨、周兆秋、胡士廉、蕭勁光、任鈞等人。
我最初就是這樣看傅大慶的。如果他給我甚麼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Federov，法文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上，俄文重音隨字而異。他的名更奇怪，第一音節Fe要讀成Fo，而且要讀得特別重，所以俄國人喊他時我以為是喊另外的人。
但還有兩個特別的人，不能不提出來說。這就是蔣光赤和抱樸，他們也是「被領導人」，即他們從來未曾當選為旅莫支部黨或團的領導職位的，但他們「不聽話」，即不是暗地反對，而是公然反對那幾個領導人，有時發牢騷，甚至鼓動別人起來反對。
這兩個人不是同我們住在大學裡，而是住在附近一個女修道院的一個房間，沒有人去看望他們。
我到莫斯科後即同這兩個人交了朋友。抱朴那日也去火車站歡迎我們，經人介紹，我就用世界語同他談起話來，從此之後，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認識了蔣光赤。我同他們談文學，談哲學，談新文化運動，談世界語，等等，談得很投機。
從西歐來，有人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蔣光赤是反對派，反對旅莫支部領導的，你不要同他們來往，但這警告太遲了，我已經不能斷絕同他們的關係了。
一天，我去看他們，意外地看見傅大慶在同他們談話，我很驚訝，後來聽他們說，傅大慶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去看他們一次。原來並非無人敢去女修道院看他們。其實，旅莫支部並無明令禁止同他們往來，不過暗示而已。那些人為了避免麻煩，就不敢去看了。
從此我就同傅大慶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學本部同他在一起談話，互相詢問家庭情況和經歷，以下便是我對他的瞭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親早死，他的母親是一位女教師，靠教學收入辛辛苦苦養活幾個小孩子；孩子們不僅長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長子大慶還學會了英文，不僅讀能聽，而且能說能寫，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無論是直接來自中國，或從西歐轉來的，沒有人比他英文更好的。
1920年，為了繼續求學，他從江西來到上海，接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了《新青年》文章，他為陳獨秀文章所說服，便寫了一信給陳獨秀，陳獨秀回答了他的信並約他見面。見面之後，陳獨秀要他住在新辦的外國語學校，那是楊明齋新辦的學校，表面上學俄文，事實上進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有十幾個青年聚在一起。恰逢莫斯科要辦東方大學，楊明齋便把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來了。
這是1923年傅大慶告訴我的話，至今已有73年了，我還記得（也許有些事情，年老記錯）。
正因為我還記得傅大慶同我說的家人情況，所以1929年秋天從黨內管道收到一個青年人來信，信中說：他是傅大慶的弟弟，知道我是他的哥哥的朋友，要我去看他，他住在打浦橋新新裡。我毫無顧慮地去了，同他在附近的跑狗場周圍兜了幾個圈子，知道他要我介紹工作，我當時無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我在西歐來的人中交了幾個朋友，到莫斯科後，又交了三個朋友，傅大慶是其中的一個，自然，我不能說傅大慶是我的最親密的朋友。我欣賞他不怕打擊，敢於同領導所厭惡的人往來。
1924年暑假前，回國革命已開始醞釀，旅莫支部派遣一大批同志回國工作，暑假前已經有一隊出發了，暑假中又出發一隊，人數可能比第一隊更多，帶隊的人是陳延年，我被指定為庶務兼會計，傅大慶也在此隊中。奇怪的，是此行我沒有留下甚麼有關傅大慶的印象，大概是為了事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但沒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員俱樂部候船。
等了好幾天，有一條英國船來了，但這是貨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國人，說能夠用「載黃魚」的辦法載我們到上海去，不過只能載五六人去。我們商量先去幾個人也是好的，於是一部分人，傅大慶在內，先回去，隊長陳延年，會計鄭超麟，以及其餘的人，則等待以後俄國船開赴上海時再乘去。
九月下旬，俄國船終於啟錨了，我們也就回到上海了。
先頭一批回來的人已經都分配工作了，傅大慶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規則，我不敢問他分配到甚麼地方去。總之，我從此失去了同傅大慶的聯繫。大革命時代，我沒有聽到傅大慶的消息，大革命失敗後也是如此。
可是，在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我看見了傅大慶。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經被共產黨開除了，我因託派活動罪被國民黨逮捕，關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決。我住在「人字間」，這條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進來一個犯人，是從廣州押來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見了，嚇了一跳，原來是傅大慶，他看著走來走去的犯人，一個都不認識，忽然看到了我，馬上走近我，悄悄地說：他有事情要報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訴他我是託派。我答應了他，他就說給我聽。
原來，他是在印度加爾各答辦英文報紙，報館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國，要押去南京受審。他在廣州看守所中遇見胡志明，胡請他設法通知中共中央營救他，傅大慶要我將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義不容辭，尤其因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龍華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夠傳達消息。但哪一個政治犯是支部負責人呢？在「人字間」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認識兩個人：陳為人、關向應。我考慮結果，認為三條弄裡的總負責人是陳為人。我直接找他。我說，剛才解來的犯人名傅大慶，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話要要報告中央，我現在要告訴你，陳為人立即嚴肅起來，不說一句話，聽我說下去。我把傅大慶的話一字不漏地說給他聽。他咬緊牙關聽我說完，仍舊不說一句話。我明白，我的目的達到了。
兩三日後，傅大慶就解走了。
我記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出獄後，或1945年日本投降後，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則新書廣告：克勞塞維奇的《戰爭論》的譯本出版了，譯者署名傅大慶。於是，我知道傅大慶已經自由了。我想，他一定在延安擔任甚麼重要工作。
在龍華看守所這件事，我對當時的託派同案犯也未說過，我也未曾記錄下來。
幾十年後，以及關押了27年之後，我已經淡忘了這件龍華看守所的事情，我自己也恢復自由了。忽然有一位穿著樸素的職業女性來我家看我。我請他坐，他拿出介紹信來：名戴晴，新聞記者。
戴晴當時已經相當有名，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這位元訪客的更多情況，便問道：「你姓戴？」
出我意外，她說：「我不姓戴，我是你的同學的女兒。」
我很詫異，說：「我有甚麼同學能夠生出你這樣的女兒？」
她於是從帶來的包內抽出一本《鄭超麟回憶錄》，翻開某一頁，指著上面寫的「傅大慶」三個字給我看：「我就是他的女兒。」
於是我仔細看她，我說：「你，你的臉型，確有幾分像傅大慶。」
接著，我便問傅大慶的消息。原來，他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抗戰初期，就被日本人殺害了。
自此以後，我留心報刊上有關戴晴的消息，我發現這消息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重要了。報刊消息不需要我贅述了。我還注意到她有勇氣，敢於不服從上級的不合理的規定。這一點，同她的父親一樣，難道這正是出於遺傳的麼？
不久之前，戴晴路過上海，又來看我。我看見我面前坐著的衣著樸素的職業女性，一個平平常常的人，卻是一位世界名人。老友傅大慶有知，亦可含笑於九泉了。
1996.10.17
朱學淵帖
－－原載新世紀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