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7月31日訊】七月二十六日淩晨,葉新走了,在入院將近一年之後。那麼一個才華橫溢的人,那麼一個意氣風發的人,在病床上只有很淺的意識,幾乎什麼都想不起來了。所以,他走時沒有遺憾,沒有痛苦,他很安詳。五月二號我和小弟去上海看他,告別時還說,天涼了再來看你,想不到,那竟然就是永別。
我們好了一輩子。
在我二十歲生日的那一天,收到沙葉新從上海寄來的一函紀念魯迅的畫片。封面裡側他題寫了魯迅贈瞿秋白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那時他在華師大念書,沒有錢買更貴重的禮物了。我們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斯世都以同懷視之。
我們兩個都在南京市五中讀了六年書。其實他比我早一年入學,初二的時候,他患腦膜炎休學一年,所以到高一的時候,我們成了同班同學。據說,患腦膜炎的孩子會有智力損傷,可是他卻相反,腦子越來越好。那時我們比賽背誦龍榆生先生編注的《唐宋名家詞選》,他一口氣可以背出半本書的詞目,我只能甘拜下風。他後來在華師大讀書,成了老先生的及門弟子,於是他專門買了一本《唐宋名家詞選》,請龍先生題了詞寄給我。這本書至今是我的珍藏之一。
高中時代,沙葉新在我們班上還真的說不上出類拔萃。同班的王立信,已經在《少年文藝》發表了不少小說。更厲害的是王善繼,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文學》優秀作品評比中獲一等獎,獎金五百元,當時算得上是一筆鉅款。因為,在學校包伙,一月只需八元(王善繼畢業後回到河北薊縣家鄉,「文革」以後失去聯繫)。從中學時代,沙葉新的興趣除了文學,就是玩。他的乒乓球,打遍學校無敵手。大學時代,他入選上海大學生代表隊,和李富榮一起打過球,曾經打過國際比賽。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電影廠文學部寫電影劇本,文學部傳達室後面有一張球桌,他有空就來找我打球。那時我們剛剛四十來歲,身手還算可以。最可笑的是二〇〇五年五中校慶,我們應邀返校,沙葉新手癢,要和我比試一下球技。水泥檯子,地上還有積水,兩人對攻,各人摔了一跤。年過花甲的人,還逞什麼英雄?
他還有一大愛好是猜燈謎。那時,逢年過節,南京工人文化宮都有有獎燈謎會。他是常客。每逢他去,人家就趕他:「小沙,小沙,你走,你讓我們混混!」為什麼?他命中率實在太高,獎品全歸他了。他在文化宮猜燈謎還不過癮,還在學校搞燈謎會。一九五七年元旦,他在班上布置了燈謎會,獎品是大家湊的。我現在還記得貼在學校布告欄上的廣告詞:「有獎燈謎真有趣,請到三樓高三去!」猜燈謎在學校風靡一時。大約是在一九九五年吧,春節,他從上海回來,拉我到文化宮猜燈謎。三十多年過去,物是人非了,再沒人認出他來。那天我居然猜到一個大獎,至今歷歷在目。謎面是「零頭布櫃檯」,打一文體。燕尾格。謎底是「尺牘」。現在的年輕人,你讓他想破腦袋他也想不出來——現在還有賣零頭布的櫃檯嗎?
沙葉新對於戲劇的興趣,來自他的家庭。他父親原先是鴨子店老闆,京劇票友。早年,沙家的小樓上,就是票友俱樂部,每日笙簫管笛,熱鬧非凡。耳濡目染,沙葉新從小就會唱戲。華師大畢業後,他考了上海戲劇學院的研究生,和他的戲劇愛好不無關係。一九六七年夏天,我為了躲避單位的造反派,逃到上海避難,就住在沙葉新的單身宿舍裡。那時的上海人藝基本不上班了,但是沙葉新常去,教大家學唱樣板戲。人藝的單身宿舍在華山路,一家糖果廠的隔壁。晚上吃了飯,到糖果廠洗把澡,坐在躺椅上聊天。這時他會輕輕地唱戲。他的嗓音略帶沙啞,還真有點「麒麟音」的味道。他的女兒起名沙智紅,《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各取一字。可見當時他對樣板戲的癡迷。說來可笑,生了沙智紅那是幾年以後的事情。我在上海避難時,他和太太江嘉華還在跑愛情馬拉松。星期天到公園約會,非要拉上我,去做電燈泡。
閑來無事,我在他的小書架上找書看,翻到一份手稿,題目是《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與姚文元同志商榷》。這篇文章發表於1963年6月27日。那時,他剛剛分配到上海人藝。提到這事,沙葉新哈哈大笑。他說,就為這事,我被人貼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了:「打倒沙葉新!」「沙葉新反對姚文元就砸爛他的狗頭!」我哪知道姚文元後來做到那麼大的官!很多年以後,「四人幫」垮臺了,有人吹捧他是反姚文元的先鋒。他仍然哈哈一笑,「我不過是和他討論一點學術問題而已。」
一九七五年我調入南京市文化局,一九七八年成為專業編劇,我和沙葉新的交往更加頻繁,我們是同行了。一九七九年,因為《假如我是真的》上演,沙葉新由此暴得大名。兩個月當中,十幾個省市的二十多個話劇團同時上演該劇。這是中國話劇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我們南京市話劇團也排了這個戲,在晨光機器廠禮堂彩排。三千多個座位的禮堂,座無虛席。演出中笑聲、掌聲不斷。等我們裝台準備公演時,上面通知來了——暫時不要公演。我們遲了一步。
沙葉新和李守成、姚明德三個人躲在無錫一個招待所裡寫戲,我是知道的。可是,作品出來之快,影響之大,出乎我的意料。這是他們的神來之作。「文革」之後,老幹部紛紛出來工作,他們要收復失地。老百姓形容他們要「五子登科」——位子、房子、票子、車子、兒子。廣大群眾是敢怒而不敢言。媒體公開的說法是「反對不正之風」。《假》劇一時轟動,絕非偶然,那是有社會背景的。雖然這只是即興之作,但是,喜劇技巧卻顯得十分老到。一瓶假茅臺,騙子送給幹事,幹事送給科長,科長送給局長,局長又回過頭送給騙子。一瓶酒成了貫穿道具,這是典型的「沙氏幽默」,顯出他的喜劇才華。
為什麼忽然不讓演了?隨後我們才知道,這部戲驚動了中央,驚動了中央最高領導同志。一九八〇年二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劇本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央領導的態度是:「最好由作者自告奮勇提出來修改,否則,暫時不演為好。」沙葉新沒有「自告奮勇」,因為,按當時與會者的意見,劇本沒法改。在北京開會期間,他給我來過一封信,描述參加會議的戲劇界人士的各種嘴臉,這裡不提也罷。這是用討論和爭鳴的方式,否定了一個戲的存在。這也算是一個進步吧?奇怪的是,在公開的媒體上,沒見到一篇批評這個戲的文章,讚揚的話更是一句沒有。
《假》劇不讓演,引起了巴金先生的不滿。巴金說:「我不認為這個戲是給黨抹黑。該譴責的是黨內不正之風和我們的社會風氣。」巴金還在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呼籲:「讓這個戲演下去吧!」(巴金《再說騙子》、《隨想錄》合訂本,三聯書店,1987版)可惜沒人會聽他的。
此後幾年,沙葉新又寫了好幾部新戲,比如《陳毅市長》、《尋找男子漢》、《馬克思祕史》、《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等等。其中《陳毅市長》片斷還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可是,這些戲的影響,皆不可與《假》劇同日而語。
二〇〇七年,沙葉新、董健和我三個人,受命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戲劇卷,我們冒很大風險,將《假》劇和高行健的《絕對信號》列入選集中。幸虧得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支持,書稿終獲通過。我們在書稿的《序言》中,特別指出這部戲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價值:「該劇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品將其戲劇化,寫當時人人恨之而又人人難脫干係的『走後門』之風,實際上觸及了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缺失問題。劇中揭開現行體制下官僚特權階層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一積重難返、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三十年來的歷史表明,這樣的劇作是有生命力的。」聯合編纂這部書,對於我們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經歷。每次開會,就在中山南路我的家中。由於志同道合,工作非常順利。工作開展之初,三個人在我的書架前有張合影。那時的沙葉新還是個胖子。重睹這張照片,令人唏噓不已!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沙葉新成了公眾人物。請他演講的多了,約他寫稿的多了,尤其是港台和境外的媒體,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曾經用四句話概括他的處世之道:離經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亂、自由不氾濫。這四句話多少有點調侃的味道。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他像一個雜技演員,在一根晃晃悠悠的鋼絲上竭力保持平衡,這是多麼的不易。尤其是他寫了《檢討文化》、《表態文化》等一系列離經叛道的文章之後,在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公開表示「不為權力寫作」之後,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每次出訪,必有上級領導派人「問候」他,勸他不要去。如果非去不可,則會提醒他,哪些話可以講,哪些是一定不能講的,千萬不要出亂子。如在國內,手法就簡單了。二〇〇二年南京東南大學校慶,請他演講。由於他的口才,由於他的幽默,當然更由於他的尖銳,場內笑聲、掌聲不斷。這次演講十分轟動,有人傳到網上。於是麻煩來了。次年「五四」青年節,東大又來請他,他慨然允諾。頭天晚上,他在電話裡告訴我此事,約好演講之後見面。第二天上午九時許,他的電話來了。我問他:「你在哪裡?」他說:「在東大門口。」「怎麼不進去啊?」「有人看在大門口,說是如果我要進去,這個集會只能取消!」我在長江路接到他,兩人在一家咖啡館坐了很久。然後送他到火車站去。二〇〇五年,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決定排演沙葉新的劇作《幸遇先生蔡》。沙葉新打電話告訴我,非常興奮。該劇香港已經公演,上海方面不應該有什麼問題。戲排得很順利。可是在第二次連排的時候,接到上面通知:「這戲不要演了。」為什麼?沙葉新說:「我連問都不好問的!」
這些年,沙葉新其實寫了不少戲,國內不讓演就是了。光是香港出版的作品,我就收到四五種之多。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音樂劇《鄧麗君》。二〇一三年十月,我和另外兩位同學劉華俊、蔣貴生應邀出席了在香港舉行的首演式(上環文娛中心)。演出前,大廳裡擠滿了等候沙葉新簽名的熱情的觀眾,劇場更是座無虛席。第二天,香港媒體好評如潮。二〇一六年,劇組又先後在倫敦、渥太華、新加坡和吉隆玻演出,受到廣大觀眾尤其是華人觀眾的熱烈歡迎。什麼時候沙葉新的戲可以在國內公演呢?我們有理由希望這一天的到來。
我和沙葉新,我們是通家之好。彼此的兄弟姐妹包括子女間,親如家人。他常常要去美國、香港或者歐洲,每次回來,都有我的禮物。主要是書,是在國內買不到的書。他對我的關心,細緻入微。他在美國買到一種切藥片的小盒子,萬里迢迢帶回來給我,至今我每天用它,十分方便。防治白內障的眼藥水,其實南京可以買,他也在上海買好,托人帶給我。九十年代初,他忽然對我說:「叫你用電腦,你就是不聽我的。過幾天我去美國,給你帶一個回來!」聽說他要從美國買,我趕緊在南京買了一台座機,現在,電腦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朋友。葉新是我的電腦啟蒙老師。在使用電腦和手機之前,我們一直保持通信。「文革」前的幾十封信,被軍代表帶人抄家時抄去了。發還時,我生氣,扔到報社鑄字間的大熔爐裡燒掉了。回想起來,多麼可惜!「文革」之後還有沙葉新二三十封信,至今保存在家。有一次我問他:「那些信怎麼辦?」他隨口說了一句:「拿去出版啊!」這不是書呆子氣嗎?那些信中,沒有什麼柴米油鹽,大部分是對時局的討論分析。如果公開發表,用今天的術語說,不是「妄議中央」嗎?這些信件,何時才能重見天日?
前幾年,他身體比較好的時候,每次回南京,我們就呼朋喚友聚會。不為吃飯喝茶,就為聊天。有一次,我們在長江路一家茶餐廳聚會,參加的有董健、王彬彬等人,好像還有拍紀錄片的胡傑。出門分手的時候,他一把拉住我,要我送他上火車站。董健笑道:「他住新街口,向南,你到火車站向北,你們不順路啊!」沙葉新說:「什麼順路不順路?將來,我還要拉他替我送葬哩!」想不到這句話,居然一語成讖!想起來好不傷心。
沙葉新幽默機敏,那是出了名的。他在一次演講時說:「夫人諷刺我,你一輩子工作、學習,什麼都不突出,就是腰間盤突出!」我拿這話去和江嘉華對證,嘉華哈哈大笑:「什麼呀?驢頭不對馬嘴,那是他諷刺我的!」他和某位前國家領導人(大腹便便)有過一點交往。有一回,這位領導人說:「沙葉新,你又胖了!」他居然回答說:「我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引得哄堂大笑。其實這是個段子,在朋友間成為笑話經典。二〇〇八年,他患賁門癌開刀,體重下降五十多斤。後來幾乎骨瘦如柴了。我們譏諷他:「你又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啦!」他只是苦笑而已。
一個多麼聰明,多麼機敏的人,怎麼會患上老年癡呆?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三日,葉新回來,我們在新城飯店聚會,董健也在。葉新悄悄告訴我:「前幾天出門買東西回家,離家不到一百米,忽然認不得家了,打電話讓保姆接我回家。這種事發生四五次了,是不是老年癡呆?」到了去年,病情有所發展,但是,我們還經常通電話。我問他,「你在幹什麼?」他總是回答我,「我在寫作!」其實,他女兒智紅告訴我,他早就不能寫東西了。到了2017年8月,突發彌漫性腦梗,住進了中山醫院。
「一切從簡!」這是葉新腦子清醒時對親人唯一的囑咐。他的喪事,只有少數幾個親人在場。他不想驚動任何人。可是,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作者簡介
趙家捷:曾任南京市文化局藝術創作室主任兼南京市話劇團團長。江蘇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市戲劇家協會主席。國家一級編劇。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創作話劇《天上飛的鴨子》等十餘部。南京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學戲劇影視藝術系兼職教授。#
——原載 戲劇與影視評論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