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7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劉景燁美國波士頓報導）當吳昌寧在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E出口附近徘徊，向中國遊客和美國人講述自己成為法輪功學員的過程的時候，他時而還會提起八十多年前僥倖逃過南京大屠殺的經歷。那時，他被母親抱在膝蓋上，坐車離開南京。

對於這位退休的麻州大學教授而言，那是他至今銘刻於心的第一個人生場景。當時，日本軍隊已在200英里之外，他的家人不得不逃亡。他們開車、走路、乘船、乘火車和飛機，環繞半個中國，最終卻飄洋過海，在美國麻塞諸塞州落地生根。他們幾乎死於日本人的轟炸；而奇跡生還的經歷，不僅令他對神佛的護佑深信不疑，更為他在八十多年後成為篤信神佛的法輪功修煉者埋下伏筆。

一個二月的週二中午，吳昌寧坐在麻州格拉夫頓(Grafton)火車站的木板凳上，等待開往波士頓的列車。他摘下灰色的帽子，讓稀薄、柔軟、白灰相間的頭髮在微風中輕搖。他注視著候車廳外的露天走廊，褶皺、和祥的臉上浮起一絲微笑。他從手提箱拿出一張有關法輪功信仰的傳單，遞給走進候車廳的一位女士。「祝你幸運。」他愉快地說。列車將在12:18到站，把他帶到波士頓南站(South Station)。在那裡，他將轉乘銀線一號公車，到羅根機場等待上海和北京飛來的旅客。

格拉夫頓的傍晚，吳昌寧拉著二十寸的黑色手提箱，慢慢走出南站開往渥斯特(Worcester)的列車。他繞過紫色的站牌，停在通往停車場的樓梯下面。他緊緊握住樓梯扶手，把行李箱拎到四級樓梯上面；走上去之後，又再拎到四級樓梯上面。他感謝了旅客的代勞問候，卻堅持自己拉著行李。他說這是自己的負擔，必須由自己承負。

寒冬酷暑，星移斗轉。每週的週二、週四和週六，他都會坐車兩個小時，前往機場向中國人講述法輪功真相。吳昌寧認為，身為一名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即便已入耄耋之年，也有責任為中國人奔波跋涉，履行自己的使命。

1 「王子變難童」

在吳昌寧家寬敞、明亮的客廳，這位退休教授從電視下面的抽屜裡拿出一疊塑料文件袋。他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疊文件，第一頁的銅版紙上印著八幅黑白家庭照：一幅是穿著高領制服的方臉青年；一幅是留著短髮的美麗女子；還有一幅是領口繫著蝴蝶結，表情略顯困惑的小男孩。這些1937年在南京拍攝的照片分別是中華民國兵工署少將吳沆，他的夫人吳管氏，以及他們的兒子吳昌寧。

包括後來成為麻州大學教授的吳昌寧在內，這一家可謂都是知識精英。吳沆是一位靠庚子賠款留美的化學碩士，於1928年同另外八位留歐美的碩士被聘為少將級專門兵工委員，研究如何為尚未發生的抗日持久戰做好準備。吳管氏則畢業於蘇州女子高中師範班，並以第一名資格保送到蘇州女子師範學堂，也曾與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吳健雄成為數學班的同班同學，但後來因結婚而中斷學業。

至今，吳昌寧已不記得南京居所的樣子。他只記得有人告訴過他：家裡有三輛汽車，三位司機，還有專門照顧他這個家中唯一男孩的保姆。

但第二頁的圖畫卻展現了吳氏家庭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是由已故廣告設計師、藝術家維格諾拉(Dominic J. Vignola)根據好友吳昌寧的回憶而畫的速寫：遼闊的江面上幾隻水鳥劃過；江邊，一位神色不安的女子抱著小孩坐在黃包車上；不遠處，另一輛黃包車正跑向他們相反的方向。當時，吳管氏帶著兒子去到了蕪湖；儘管暫時躲開了日本軍隊，但囊中羞澀的他們卻已寸步難行。

「這就是戰爭的慘痛經歷，王子也可以在一夜之間變難童。」吳昌寧說。

2 長江邊菩薩解厄

他們的逃亡始於八月的淞滬會戰。在首都二百英里以北，交戰雙方都在不斷增兵。一個月前，民國政府已決定撤退，並通告東南沿岸的居民和工廠(尤其重工業)遷往西南。中國版的敦刻爾克——一場更具規模、更具影響的大撤退就此開始。

作為兵工署少將，吳沆被派往東南的兵工廠監督機器下撤、包裝與運輸，他的夫人和兒子這時則要自謀生路。吳管氏把年幼的吳昌寧抱上了汽車，並告訴兒子：他們準備離開家，或許再也不會回來了。

到了南面的安徽當塗，吳管氏讓司機回去接他自己的家人，而她則決定與兒子留下，等待淞滬會戰的結果。

「我好像跟別人家的孩子玩得很高興。我們還不懂人類之間戰爭的恐怖、殘忍和破壞。」吳昌寧說。他打開電視和影碟機，開始播放他非常喜歡的電影——「我們為何而戰之六，中國之戰(Why We Fight #6–The Battle of China)」。這是Frank Capra應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之邀，於1944年拍攝的七部資料片之一。電影一開始便是1937年9月的上海：鋪天蓋地的炸彈，燃燒的房屋，四散逃生的民眾；「新型戰爭的恐怖開端，史上首次對大批無辜民眾的轟炸。」日軍就這樣占領了上海，逼迫吳氏家庭及成百上千萬南京和其它東南沿海城市的居民踏上逃亡之路。

吳昌寧的文件中有一張名為「1937年南京大撤退」的黑白照片。畫面中密密麻麻的人、手推車、自行車、汽車、卡車和鼓囊囊的麻袋擠滿了破舊的古城道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軍攻陷。在南方的當塗，吳氏母子不得不再次逃難。這一次，由於絕大多數大型交通工具都被政府徵用，他們只能像「大撤退」中的多數人那樣，依靠雙腿逃出生天。

「逃亡的人群都儘可能要離日本軍隊再遠一點。非常混亂，非常難過……現在我還記得燃燒的房子，損壞的汽車，倒塌的牆壁。我看到衣服染血的死人和傷者，失去家人的老人和孩子，記得他們的哭聲和喊聲。」吳昌寧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

慌亂之中，吳家母子與其他政府官員家眷走散了。他們只得在時而落下的炸彈和慌不擇路的人群中自尋生路。他們逃了出來，向南走到了長江邊的港口城市蕪湖。他們希望乘船前往漢口與吳沆團聚；但問題在於，絕大多數船隻已被政府徵用，剩下的則不足以承載眾多的難民。最糟糕的是，這時吳家母子已經囊中羞澀。他們流落異鄉，或將等來殘忍的日軍，或將等來一個奇跡。

吳昌寧說，維格諾拉所畫的場景就是一個奇跡。當時，吳管氏跟許多中國人一樣，儘管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卻相信覺者的存在，在危難之時往往求救於觀音菩薩。

「我不記得母親那天(在江邊八號碼頭的觀音廟裡)祈禱了什麼。但她的祈禱創造了奇跡！」吳昌寧說。

就在他們走出觀音廟，登上黃包車幾分鐘後，防空警報驟然響起，路上的人們四散奔逃。突然，吳昌寧看到母親在揮手，聽到她大喊：「陳先生！」。那位陳先生就是維格諾拉速寫中坐在另一輛黃包車上的那位男士。當時陳先生還在吳沆領導的部門工作，並指揮著一條運載人員和設備前往漢口的運輸船；這條船上的一個小零件損壞了，因而他要停船進城購買零件。他對吳氏母子說，他的船已經滿載，也許無法搭載他們了，但他會儘可能地騰出些空間。

「他說如果有地方，就會來旅館接我們。但如果到傍晚還沒回來，就說明他幫不了我們了。」吳昌寧說。

陳先生回來了。他跟船上的廚師達成了協議：晚上做完晚餐，清洗過廚房之後，吳家母子可以睡在廚房地板上。「經過長時間的疲勞和飢餓，廚房就像天堂一樣。」吳昌寧說。從那以後，他開始明白什麼是「覺者的安排」，他與母親也都成了觀音菩薩的信徒。

「由於我是廚房附近唯一的孩子，廚師們對我非常好。所以整個旅途中我都吃得很好。」他說。

3 難童西行

幾週後，他們與吳沆在漢口重逢，但又要再度分離。面對日漸惡化的戰事，面對快速擴張的日軍，民國政府必須向重慶撤退。他們計劃摧毀尚由政府控制的鐵路，以拖慢侵略者的腳步。在這之前，吳沆必須繼續帶著工業設備沿江而上。大江茫茫，今後戰事的凶吉亦無人能料。因而少將勸他夫人趁還有鐵路的時候，帶著兒子到南方的九龍與姊夫、高級工程師張海平一家匯合，而後跟隨張家前往西南邊境的祥雲。張海平將在那裡的據點監督滇緬公路和鐵路的建設。

談到之後在香港的經歷，吳昌寧笑著指向銅版紙右下角五個皺眉孩子的照片。「猜哪個是我？」他向記者問道。

「其實很簡單。你看那個穿著不合身毛衣的男孩，袖子明顯比胳膊短。沒有逃難的時候穿這件毛衣，逃難到香港還是穿同樣的毛衣，人長了一截，買不起別的衣服。」他說。

他提到，他的表弟在七十歲大壽那年給了他這張舊照片。在那之後，他才記起腳上的老繭和腫塊的由來。「沒有錢買鞋子，腳也在長。那幾個月我肯定都穿的同一雙鞋。」他說。

那是1938年的秋天，暫時平安的生活亦有些許波折。吳昌寧常常告訴母親，他害怕背他上幼兒園的女孩，因為她的辮子就像一條蛇。三四個月後，在去往祥雲的途中，他在越南河內病倒，人生中第一次明白了中藥的苦澀。後來到了中緬邊境，他看到當地村民「笑起來一嘴黑牙齒，嚇得要死，以為他們是鬼」。

最終他與母親還是平安來到祥雲，在那裡住到了1940年的夏天。而後，吳沆把他們接到重慶，並為兒子報上了二十五兵工廠子弟學校。

八十年後的今天，吳昌寧仍為僥倖逃過南京大屠殺和其它災禍而深感慶幸。

4 爆炸與寧靜

在吳昌寧家中，「我們為何而戰」電影展現了這樣的災禍場景：警報呼嘯，穿著黑色褲子或裙子的男女學生快速而有序地跑進山下的防空洞；隨後，炸彈拋落，轟隆聲中，一個接一個蘑菇雲滾滾升起。

「有一天，炸彈掉到了我們房子附近，屋頂在晃。我的祖母就是這樣被嚇死的。」吳昌寧說。他提到，他家附近的兵工廠總是空襲的目標。儘管生產設備都藏在山洞裡，無盡的炸彈卻為普通百姓帶來了數不清的災難。

當轟炸機飛行員們回去休息的時候，孩子們便蹦蹦跳跳地跑了出來。當時，頗有隱喻意味的「老鷹抓小雞」遊戲比較流行：孩子們排成一列，保護隊伍最後的「小雞」免受前方「老鷹」的捕食。

在這個普通居民禁止用電的年代，孩子們只能出門玩耍。當然，他們也很喜歡出門。有時吳昌寧會跟一幫學生「探險家」開拓荒山。他們找到了一處竹牆環繞的廢棄山寨，也不知曾是盜賊的據點還是政府軍的要塞。

有些孩子還把在野外養成的躁動帶進了課堂。吳昌寧的一位同班同學說，他們三年級十二個學生裡有十一個都喜歡惡作劇：他們半掩著課室的門，把籃球放在門頂；有人開門的時候，球便掉下來砸他的頭。有時惡作劇甚至會演變為打架，但通常男生都不是女生的對手——在這個年齡參差不齊的班裡，女生們比男生要大得多。

這位小學同學還說，當時班上最小的吳昌寧極少參與其中，通常表現得「誠實、守規矩、沉默、有禮，沒什麼有趣的故事，像個傻瓜」。

這樣的評論倒也中肯。儘管這位吳少將的兒子有坐轎子上學的特權，他總會請兩位轎夫在半路把他放下，因為「當我們經過小飯堂的時候，其他學生都走路，就我一個高高在上，很不好意思」。下課之後，他有時會站在嘉陵江邊，默默凝視來往船隻，看著縴夫們一邊齊聲吆喝，一邊拉船逆流而上。

小學畢業後，吳昌寧被西南大後方的最好的一所中學——南開中學錄取。當時的南開學生都必須加入童子軍；想出校門的話，還必須取得許可。「如果想吃點甜麵包或者花生，你得請教職工幫你在學校外面的商店買。」吳昌寧說。

他提到，當時的童子軍教官兼宿舍主管極其嚴厲，每天早上都要檢查學生有沒有把被子疊成整齊的方塊。「有一次我病了。母親來宿舍裡拿我的衣服回去，不小心掀開了被子，裡面滾出來兩個橘子。教官責備母親說她寵壞了孩子。」吳昌寧笑著說。

5 東歸與入學的奇跡

儘管日本的轟炸機時常光顧，西南大後方的學生生活卻還相對平靜。他們學習寫作和科學，打球，唱中華民國國歌，閱讀孫中山的著作。有趣的事情發生在日本投降之後，人們準備返回南京的1946年。在江邊碼頭登船不久，吳昌寧與眾多兵工署官員和家人便感到腳下的輪船正在下沉——過重的人員和行李一上來便把船壓壞了。無奈之下，他們只得下船等候下一次機會。

因而當吳昌寧一家回到南京時已是1946年10月，剛好錯過了中學入學時間。在他之前回來的兩位表兄弟早已在九月進入了南京最好的金陵中學。「我母親總想讓我像兩個表兄弟一樣有最好的學校可讀，但是學校說已經滿了，不能再收了。」吳昌寧說。

他母親吳管氏沒有放棄。她找到她丈夫的同學，也即附近的惠文女中校長，請他去做金陵中學校長的工作。女中校長沒有答應；他說從西南回來的學生早已擠滿了各大學校。然而當他要請吳管氏出門的時候，卻聽警衛報告有客來訪——原來那是金陵中學的校長，到此請他招收一名女生。那麼交易來了：我可以招收你的女生，你也招收我的男生吧。沒問題！

然而金陵中學的物理老師不高興了。他對吳管氏說，金陵中學是最好的中學；開學都一個月了，下週就要月考，你這麼晚帶孩子來上學，他怎麼跟得上？

吳管氏沒說什麼，回去便買了教科書幫兒子補課。一週後，吳昌寧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通過了月考。

「從那以後，物理老師再也沒看不起我。所以我很感謝我母親，帶我逃難，又幫了我很多的忙。」吳昌寧說。

6 絕境

吳昌寧從文件袋裡取出了維格諾拉的另一張速寫，上面是一位被一雙強壯的手拉著，吊在火車窗外的女士——這是吳昌寧的母親。

時間來到1949年的春天。共產黨在北方打得中華民國軍隊節節敗退。叛軍推進如此之快，以至於讓長江以南的民國政府心膽俱裂。不僅政府，就連工廠、商戶、學校都決定遷離南京首都。在關閉之前，金陵中學授予了學生結業證書，請他們到別處繼續就學。

「開玩笑，我才上高二兩三個月，他們給我一張紙，告訴我結業了，讓我到別處上高三。」吳昌寧說。

儘管不情願，他的家庭也只好離開南京。這一次，雖然吳沆還在日本監督賠償，但吳昌寧又多了個小妹隨他們逃亡。他們三人來到杭州，暫住在一個朋友張明生家裡，等待前線戰事的結果。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他們身處異地，囊中羞澀的時候，吳昌寧突然在吃飯時咳出血來。這是傳染性肺病！「我們寫信給父親，問他接下來怎麼辦。他說你們回老家去。他想他一生做官誠實、正直，共產黨不會把他怎麼樣。」吳昌寧說。

他與母親和小妹在蘇堤上徘徊，吹著清爽的風，看著游過的魚。母親沒有接受父親的提議。她擔憂吳昌寧的肺，也擔憂家族的未來。

「我母親又一次做了正確的事。」吳昌寧說。在蘇堤，吳管氏決定帶子女前往台灣。那裡更方便去日本或美國求醫，更有可能把兒子治癒。因而她立即啟程前往上海兵工署辦事處找人購買船票或機票。她留下了一個金戒指，叮囑子女在缺錢時將它賣掉。

過了幾天，吳昌寧和小妹打扮成兩個遊客來到一家珠寶店。店裡的伙計掂稱量了一下戒指，根據政府規定的金價報了一個價格。

「我以前聽說過黑市，我就問他黑市在哪裡。他讓我們到門口等著。我們出去站了一會兒，一個人走過來問我們是不是要賣戒指，報了一個價格，確實比店裡高一點。我們就成交了。」吳昌寧笑著說。

在北方的上海，吳管氏也談成了一筆交易。當時中國航空公司的總經理劉敬宜是吳沆的好友，因而吳管氏要買機票沒有問題。「他對我母親說，台灣這麼小，遲早也要被共產黨占領。為什麼不聽你丈夫的話，還要到那裡去？」吳昌寧說。

劉敬宜在1949年11月帶領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運輸公司的十二架飛機從香港飛往北京投降了中共。

四月，吳管氏回到杭州。這時，當地的火車站已經人滿為患，每個恐懼共產黨的民國百姓都想上車，為逃離這片將要淪陷的土地爭取多一點希望。推搡的人群擠散了吳管氏和子女。儘管哥哥帶著妹妹擠上了火車，但他們的母親卻只能在車窗下擠開一個又一個人，抬頭看著車裡面的親人。

「媽媽！」小女孩哭道。

聽到哭聲，窗邊一位健壯的男士伸出了援手。他打開身邊的窗戶，拽起吳管氏的手想把她拉進車裡。然而列車就在這時開始啟動。

「我們都絕望了。母親的手在別人那裡，我又沒有他強壯。我能做的就只有閉上眼睛向觀音菩薩祈禱。但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母親已經被拉上來了。」吳昌寧盯著維格諾拉的速寫說。

直到現在，他依然覺得那次死裡逃生的經歷是神佛護佑的結果。「如果車再開快一點，最後肯定有一個人要堅持不住。她就掉下去了，再也見不到了。也許是哪個好心人，看到自己上不去車，就在下面幫忙推了一把。」吳昌寧說。

這樣他們到達了上海，再從上海搭飛機去台灣。

回首那片生養了他的土地，吳昌寧難以釋懷，以至於現在他仍心繫那片土地的人們。

「我們為何而戰」電影即將結束。伴隨著猛烈的機槍聲，敘述者堅定地說：「最古老和最年輕的偉大國家……在像中國那樣古老的鬥爭中並肩作戰：這是自由與奴役的鬥爭；這是文明與野蠻的鬥爭；這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勝利者決定著人類的未來。」

吳昌寧平靜地閉上眼睛，像睡著了一樣。牆上的時鐘指向了十一點。再過半個小時，他將要吃個三明治，而後帶著他的黑色手提箱，駕車到格拉夫頓火車站。他要去機場追尋自由。他奔走在一條綿延百年卻還看不到盡頭的路上。

7 耄耋之年 為中國人奔波跋涉

在這個二月的週二的下午，吳昌寧穿著棕色的毛衣和灰色的長褲。他像往常那樣戴著寬鬆的圓帽，露出腦後白、灰、黑色相間的頭髮。他褶皺的臉上總是帶著慈祥而堅定的神色。他總是微笑著與人交談，彷彿能透過黑色的眼珠和銀色的鈦邊框眼鏡看透過去與將來。

他來到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E出口附近，坐在一名穿著黑夾克的年輕華人身邊。那青年勉強地笑了笑，想要把頭轉向左邊看著吳昌寧的眼睛，最終卻低頭滑起了手機。五分鐘後，他將會看著手機說：「喔我朋友來了，」而後匆匆離開。

對吳昌寧而言，這不過是又一個熟悉的場景。一年來，每週的週二、週四和週六他都會坐車兩個小時，前往機場講述法輪功真相。他見慣了來美國十幾年、二十年，卻仍然相信中共宣傳的華人。還有些人或許不怎麼相信宣傳，但又為了做生意而不願招惹中共。

「但這是我的使命。」吳昌寧說。他指的是自己會一直堅持向中國人講述法輪功的真相。

來美國六十多年來，他自詡為中華民國的愛國者，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叛亂的倖存者，也是一位維護正義、反對中共破壞人權的美國公民。他希望他接觸的每一位中國人、美國人、各國人都了解中共政府對其治下民眾做過的事情，希望每個人能明白真相，憑著自己的良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制止這些惡行。他發現，在所有中共的反對者中，法輪功學員往往最能幫助中共的黨徒找回他們的良知。

因而在2015年，當一個麻州華人移民社團向這位老教授徵求舉辦中國新年慶典項目的建議時，吳昌寧便建議他們邀請法輪功學員來介紹他們的信仰和功法。

「當時我正好看了大紀元的一篇報導，說一個學校邀請了一位法輪功學員去介紹功法，結果有差不多二十個人宣布退出黨、團、隊。我一向反共，我覺得這件事值得我推薦。但是那時候我還不了解法輪功，所以我想在推薦之前，我最好先了解一下。」吳昌寧說。

那個社團沒有回覆他的郵件，但想要了解法輪功的決定，卻改變了吳昌寧的人生。他逐漸發現，法輪功的「真、善、忍」理念與他幼年跟母親逃難時對觀音菩薩的信仰產生了共鳴。

「在我第一次去煉功點回家之後，晚上九點，在電視機上看錄像，模仿師父煉功動作時，有一陣子忽然感覺像被插電一樣，有相當熱的熱量注入兩個小腿。過去在冬天夜裡，我有時腳被凍得抽筋而驚醒，為了避免影響睡眠，我經常放一個熱水袋在被子裡。奇怪的是，自從那夜有這個神奇經驗之後，我從此再也不需要冬天在被子裡放熱水袋了。」吳昌寧說。

曾幾何時，這個「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國社會極受歡迎。自1992年開始傳播以來，法輪功在七年間傳遍了中華大地，吸引了大量的學習者。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許多中共控制的媒體都對這群煉功人有過正面報導。中國的電視新聞還展現了大批法輪功學員在公園裡煉功的場景。

但當法輪功學員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人數的時候，形勢便急轉直下。政府媒體開始攻擊法輪功，學員們開始前往這些媒體講述實情，而警察亦開始逮捕這些出來反映心聲的學員。

1999年4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一封給政治局的信中說：「對這種已形成為全國性組織，涉及相當多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和工人、農民的社會群體，卻遲遲沒有引起我們的警覺。我為此深感內疚。」7月20日，他在沒有官方文書的情況下，口頭批准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

次年，「華爾街日報」記者Ian Johnson採訪了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寫出了法輪功學員陳子秀在監獄裡被毆打致死的系列報導，並獲得「普利策獎」。

對於華人移民吳昌寧而言，這可謂另一場「文化大革命」，亦可謂另一場「六四屠殺」。對於法輪功學員吳昌寧而言，這就是古羅馬對基督徒的迫害，納粹黨對猶太人的滅絕。這些災難之所以能夠發生，不僅僅因為政府的罪惡，更因為社會民眾的盲從。但是，民眾一旦得到合適的引導，亦可成為捍衛人道價值的決定性力量。

吳昌寧把自己視為引導者：以前引導大學生學習，現在引導社會民眾關注中國的人權。但是，吳教授是廣受中國學生接受的導師，而法輪功學員吳昌寧卻常常被他自己的國人忽視或拒絕。

那名穿黑夾克的青年就拒絕了他。青年走後，吳昌寧在原地坐了一會兒，看著機場的出口。現在是下午三點半；到機場一個小時以來，他已接觸了好幾個人：

他曾問三個正在聊天的年輕人，習近平做得怎麼樣？

「呃……我覺得……這個要歷史，歷史來決定。」一名戴眼鏡的青年說。

「但我覺得他比別人幹得好。這是他在抓捕了周永康之後說過的話：『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對在無神論環境下長大的人很有意思。」吳昌寧說著便遞給他們一份複印的大紀元報紙。

他希望通過習近平的講話吸引這些中國人的注意，告訴他們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江澤民非法鎮壓法輪功；而江澤民的盟友周永康等人就是幫凶。他還希望告訴中國人，因「腐敗」而被抓捕的周永康及其它高官，其實是因為迫害法輪功的罪行而遭到報應。

不久，吳昌寧又走近了一名正在玩手機遊戲的藍衣青年，後者說他誰也不相信。吳昌寧只好謝謝他，不再言語。

一名新加坡華人倒是和顏悅色，然而卻專注於電腦上的工作，不願與吳昌寧多談。還有一名1989年來美國的中年男子，在吳昌寧讚揚了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學生之後，立刻啞口無言。

吳昌寧轉過身，看到一名年輕華人翹著二郎腿在看手機。因而他站起身，和藹地笑著走到那人身邊。那人勉強笑了笑後隨即皺眉。他們談了十五分鐘，他始終沒看過吳昌寧的眼睛。

「他聽我說完了，但是沒有接傳單。」吳昌寧說。但他也沒有沮喪，畢竟每週接觸的華人大多是這樣。他不討厭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的冷漠而退縮。他一直相信，是上天安排他遇到了這些人，讓他告訴他們法輪功的實情。他相信每一個人，就包括剛剛差點撞到他的中年女子，都應得到機會，在惡報來臨之前，在人道和惡黨之間做出選擇。

吳昌寧一直堅信他會遇到開明的人。他還記得，有一次碰到一位送父母上飛機的青年，後者耐心地聽完了他從抗戰難童到法輪功學員的人生歷程，而後愉快地同意退出共產黨相關組織。「最後，到了要用什麼名字登記退出的時候，青年說：『我們用真名吧，全名。』正是他讓我看到，我離開已久的中國還有希望。」吳昌寧說。

當然，吳昌寧不僅僅會接觸到華人。在火車、公車和車站裡，他常常送給外國人法輪功傳單。有時是三五個人，有時是七八個人；有時以為是中國人，交談後卻發現是韓國或越南人。有時在車上遇到好心人讓座，或在車站裡有人要幫忙拉手提箱，他都會向他們介紹修煉法輪功的好處。「在過去一年中，我跟接近兩百個有緣人結下了友誼關係。他們不但聽到了我的解釋，接了我發給他們的資料，也跟我交換了聯絡信息。」吳昌寧說。

波士頓地區的一些法輪功學員曾說，吳昌寧是位「可敬的」、「單純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每天為了跟這些陌生人說說話，情願來回奔波八十里路。但對於吳昌寧而言，這難道比他與母親逃難的路程更艱難嗎？那時，他們開車、走路，乘火車和飛機，長途跋涉千里萬里，還要躲避日本人的轟炸。

他說，感謝母親的堅持，成就了他的今天；現在，他也理應堅持自己的使命，為自己的同胞盡一份心力。◇#

責任編輯：馮文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