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5月10日訊】民國時期，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傳播和共產黨發展之際，一些頗有洞察力的大師們早已洞悉了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危害，比如陳寅恪、傅斯年、錢穆，而他們的預言也在中共建政後得到驗證。今日重溫他們所言，或許有助於那些迄今仍主動或被動被馬列主義和共產黨裹挾的知識分子，早日從泥沼中脫身。

陳寅恪洞悉馬列危害

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 且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的民國大師陳寅恪，據考證，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因種種原因滯留大陸的陳寅恪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了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三百次、發行四千二百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也正因為此，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

「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指秦始皇時為坑殺儒生，「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此句即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五十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分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業已被中共思想改造過來的汪籛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籛：「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寅恪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陳寅恪對馬列主義的這些言論和態度，正可與他的《經史》相互印證。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云：「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干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寅恪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可嘆的是，陳寅恪最終還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傅斯年認為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

可以說，傅斯年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陳寅恪相提並論，而他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

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1932年他在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 「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其眼中，中共與蘇聯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斯大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抗戰後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中國民主同盟成員6人乘專機前往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還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傅斯年亦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機關，並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瀾。

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則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正是因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著清醒的認識，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去世。

錢穆稱中共是「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這又是為什麼呢？

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沒有忘記統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台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台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結語

三位大師雖然都洞悉了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危害，但不同的選擇讓他們今後也有了不一樣的人生，留在大陸的陳寅恪的命運最為悽慘。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稱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原因大概就在於他們擁有洞穿共產黨的慧眼而讓毛無比憤恨吧。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