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女權主義觀念已經深深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觀點項目的調查，現在大約有59%的女性支持女權主義觀點。當代女權主義的一個突出觀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別之外，沒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別。因此，男女在行為和性格上的差別完全是因為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從而男女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裡應該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都來自於社會和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

比如，大企業高管、頂尖大學的高級別學術職位、高級政治官員等職位中男性人數遠遠高於女性。女權主義就認為這主要是性別歧視造成的。事實上，公平的比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時間、工作態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性別差別。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這樣的高階職位往往要求長期高強度超時工作，犧牲週末甚至晚間的休息，正吃著飯接到一個電話就得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常出差離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斷職業生涯，而且更傾向於多花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不願意在這方面犧牲；另外升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較剛毅強勢的性格，這也和多數女性溫柔的性格特點相左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只有少數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權主義就認為都是社會強加給女人的觀念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反對女人應當性格溫婉，應當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觀念；認為政府應當提供嬰幼兒撫養教育的公共服務等等。

同時，當代女權主義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即只有把過錯都歸結到社會原因、傳統道德觀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確」。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探討關於在頂尖大學的科學和數學領域裡為什麼女性教授比例低於男性。他認為除了這些職位所要求的工作時間更有彈性（擠占家庭團聚時間），且往往需要每週工作80小時等這些原因造成的差別，應當進一步研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學和數學能力上的差別。他指出，研究早已證實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結果女權團體NOW發起對薩摩斯教授「性別歧視」的抗議，要求哈佛趕走校長。這位校長被媒體聲討，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保證會提供5千萬美元來鼓勵教職員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學》雜誌（Science）就發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存在顯著差別，男生更強。^[2]隨後一項研究發現，男生「數學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數學部分衡量數學推理能力，達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數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組追蹤發現，少年時期SAT表現為「數學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後在數學和相關的科學領域裡獲得了高學歷，並對自己的職業成就感到滿意。^[4]也就是說薩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可能導致更多天才男生長大後在數學相關領域裡獲得職業成就）確實是有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的。

早有媒體指出，薩摩斯事件中強制不同觀念「公開認錯」，和共產國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沒有真正弄清所謂「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勵「多元化」實際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數，達到結果平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一個詞『平等』：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結果均等，民主尋求的是機會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權主義背後隱藏的共產主義基因。^[5]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並不是試圖證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優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人為地抹平兩性之間的差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各盡所長。

如果說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別不那麼直觀的話，女權主義否認男女生理和體力上的差別就更匪夷所思了。在東西方的傳統理念中，男性承擔保護者的角色，消防員清一色為男性一直被視為正常。女權主義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要求女性同樣承擔傳統上男性的角色。這又帶來人們料想不到的後果。2005年紐約市消防局首度允許一名沒有通過體力測試達標的女性成為消防隊員。消防員必須背著氧氣罐和50磅重的裝備，經過一系列挑戰體力的測試。這位女性總是無法達標。儘管其他消防隊員指出未達標的隊員在團隊行動中免不了需要隊友為之犧牲和付出，並且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但是消防局最終還是決定同意錄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一場女權團體的訴訟。^[6]女權團體長期指責紐約消防局制定的體力標準要求過高造成女性消防隊員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類似的情況，被迫降低標準錄取更多女性。實際上，澳大利亞許多城市的消防部門早就實行了性別配額錄取，也即如果錄取50%的男申請者，那麼也要同比例錄取50%的女申請者為消防隊員──儘管男消防隊員體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這種無理性追求結果均等還帶來另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問題：女權團體馬上又抱怨女消防隊員面臨男隊友的霸凌──後者指責她們不夠格、不配當消防員，造成「精神壓力」。^[7]這給女權團體帶來了進一步鬥爭、爭取「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女權主義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在共產邪靈安排下，女權主義種種看似毫無理性的行為，其背後的主導思想實際是挑戰所謂父權社會（即傳統社會），從而顛覆傳統家庭，這一點和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傳統社會認定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男性作為保護者，承擔支撐家庭、支撐社會、保護女性和孩童的責任。而女權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種父權社會結構，認為男女一樣，這種父權社會造成了男性的優勢和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傳統騎士精神、紳士風度都被鄙視。按照女權主義理想，未來的社會將不允許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沒之前，男性主動把一切求生機會讓給女性的美德。

女權主義挑戰父權社會還表現在對孩童教育方面。女權主義推動的平權法修正案（ERA）在賓州通過後，針對賓州校際體育聯合會的一場訴訟的法庭裁決說，學校必須把學生包括在所有體育活動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論性別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別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課。^[8]

美國學者薩莫絲在《針對男孩子的戰爭》一書中舉了許多壓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紐約皇后區的紐約飛行學校。該校招收的都是當地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把孩子們培養成優秀學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把該校列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學校為孩子們提供各種動手製作電動、機械飛行器的機會，不難理解，入學的男孩占絕大多數。女孩在學校中比例較小，但也表現不俗，並得到充分尊重。該學校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面臨女權團體的指責和法律訴訟威脅，要求必須提高入學女生的比例。^[9]女權團體全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創辦人2010年在白宮發言中專門把紐約飛行學校列為「性別隔離」的例子，聲稱「在我們獲得絕對的平等之前，我們絕不能在花環上躺著休息，我們的路還很長」。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從小培養男孩具有男子漢精神，鼓勵他們有獨立、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鼓勵女孩溫柔體貼、照顧家庭，都是造成將來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壓迫和歧視女性的根源。

實際上女權主義的極端做法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社會朝著無性別的方向發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別心理特徵，這將影響年輕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可以預見，更多的人群將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趨勢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家長：「媽媽，我生在一個（性別）錯誤的身體中。」到2017年，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約2000例有類似問題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當然這也是女權主義背後的共產基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盡一切辦法摧毀傳統的家庭道德觀念，造成家庭崩潰和解體。

在傳統文化中，神（天）賦予女人生養、教育孩子的責任，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偉大的英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而女權主義主張，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人們期望女人養育自己的孩子，認為家庭婦女和母親的責任是「沒完沒了、枯燥無聊、毫無回報」的。有人做了小統計，發現知名女權主義者幾乎都是婚姻破碎、終身未嫁或者即使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人，感嘆她們當然無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視為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養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長中獲得母性的自然滿足感。

今天，女權主義派生了形形色色的變異思潮，比如有的主張「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有的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當代女權主義毫不隱瞞其破壞傳統家庭的目的。在當代女權運動領袖中這樣的主張並不鮮見：「結束婚姻體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條件」^[11]；「不應當允許服務於家庭並計劃成為家庭主婦成為（婦女的）選項」^[12]；「不消滅婚姻就無法消滅男女不平等」。^[13]

女權運動以「解放」的名義「解決」人類道德敗壞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從而變異人的觀念，加劇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學者修麗特指出，當代女權主義是造成大量單親媽媽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權運動曾極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實際卻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對社會危機的避風港，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摧毀家庭。^[14]

和女權主義主張相反的是，離婚並沒有為女性帶來她們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離婚後陷入貧困的比率高達27%（是男性的3倍）。^[15]這也不奇怪，邪靈並不在乎女性「權利」，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同性戀權利運動從其發端就和共產主義的大力推動分不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同性戀為人的「自由」選擇。共產主義聲稱要把人類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戀「權利」，都屬於人類應該獲得的自由。在「性愛自由」運動中，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時鼓吹同性戀「權利」。

19世紀90年代幾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軍人物發起了世界上首次有聲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性學研究者賀西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們從理論上論述同性戀行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賀西菲爾德創立了科學人權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LGBT）權利組織。他們1897年發起了一場為同性戀行為辯護的運動。1895年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而被指控。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唯一支持王爾德同性戀「權利」、為其辯護的團體。社會民主黨領袖愛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廢除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節所述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性解放」。這場運動中，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關係的法律被廢除，蘇俄當時被鼓吹同性戀運動者認為是世界上同性性關係方面「最開明」的國家。

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憲法，是在南非國大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當權之後通過的。國大黨為社會黨國際（原第二國際分支）成員，屬於社會主義政黨。支持「同性戀」權利是其一貫政策。

當代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是德國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賀西菲爾德創立的科學人權委員會啟發，而於1924年在芝加哥創建的人權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該組織成立幾個月後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員而解散。1950年，美國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麥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該組織由美國共產黨員哈利‧海依（Harry Hay）發起，成立於海依在洛杉磯的家中。該組織隨後擴展到其它地區，並出版刊物。

1957年，動物學家胡克（Everlyn Hooker）發表研究報告，通過心理測試，提出同性戀者心理狀態和普通人無差別。這項研究結果後來成為證明同性戀行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學依據」。一位麥塔辛協會成員與胡克密切交往，並說服她通過研究支持同性戀，促成了這項研究。研究對象並非隨機選取，而是都來自麥塔辛協會成員。這一點成為其研究遭批評的原因之一。^[16]

20世紀60年代，隨著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對人們傳統觀念的衝擊，同性戀權利運動逐漸公開化。1971年，女權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為第一個支持同性戀（LGBT）權利的大組織。

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以胡克的研究報告為最主要的支持論據，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視作心理疾病。學會為此表決時，有39%的人反對此舉。換言之，這項決議本身遠非如一般人認為的出自科學界的一致認同。

胡克及其後續研究者選用了所謂的「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結果，作為衡量同性戀者心理狀態的標準──通俗地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適應社會，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羅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醫學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選定的這個「適應性」標準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種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作為衡量標準，會誤判他們屬於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種心理異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強烈的願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個健康肢體（比如一條腿）。如同某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長了錯誤的性器官，這種xenomelia患者也強烈相信某個肢體不屬於自己。這種病人完全能夠適應社會，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他們甚至一旦實施肢體截除手術後，就能從中獲得快感，並認為「生活質量得到改善」。^[17]

金尼還列舉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種心理異常患者喜歡吃塑料，並從中得到滿足感；另一些患者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強烈慾望（但不是自殺）等等。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多數人甚至有大學以上學歷，然而這卻屬於心理學界公認的心理異常。金尼更指出，事實上選定「適應性」標準來判斷心理異常，是邏輯上的循環論證。^[18]

許多研究證實同性戀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殺、吸毒的比率都顯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國家（如丹麥）也是如此。^[20]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紀90年代艾滋病治療出現突破進展之前，同性戀人群平均壽命甚至比總人口平均壽命低8~20年。^[22]這些事實也說明同性戀並不像人們鼓吹的那麼「正常」。

隨著同性戀權利運動聲勢浩大，「歧視同性戀」（homophobia）成為一個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正確」帽子，堅持同性戀屬於精神疾病這一觀點的專家被邊緣化。而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同性戀者取得心理學、精神病學專業學位，成為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專家」。如今被廣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戀行為「正常」的「科學報告」，是2009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指定一個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綜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該工作小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內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因此從科學角度說，工作小組的立場並非中立。已故的全國同性戀研究和治療學會主席約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當時申請加入小組工作的還有非常有資格的專家，但他們屬於學術上支持用治療方法矯正同性戀行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絕參與。^[23]前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開譴責學會內政治壓倒科學，鼓吹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極端自由派操縱了學會。^[24]

如今，被同性戀心理「專家」以及同性戀運動推崇的「適應性」標準，也被美國精神病學會廣泛用來衡量其它性心理異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治療手冊，衡量戀童癖精神異常的標準是：如果一個成年人見到兒童就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慾望或性幻想，但是沒有實施這樣的行為，如果本人對這種心理狀態沒有心理障礙，內心不感到愧疚、可恥以及有精神壓力，這就屬於「正常」的戀童癖性傾向，不算作戀童癖心理異常。相反，如果患者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內心糾結、有羞恥感和心理壓力，則被視作戀童癖心理異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所謂人類心理診斷標準，完全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人對敗壞行為有正常的羞恥感和道德內疚感被視作有心理疾病，卻把變異和敗壞當作正常。既然這個「適應性」標準，已經使同性戀行為和「婚姻」合法，那麼魔鬼的下一步，推動戀童癖行為合法化，並不遙遠。

美國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大衛‧托斯塔（David Thorstad）創辦了北美戀童癖組織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開戀童癖倡導者，同時也是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鋒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產主義同路人、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另一個主要戀童癖組織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則由德國共產主義者、「性解放」鼻祖賴希的弟子於1971年在美國加州創辦。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進一步，按照當今心理學的「適應性」標準，家庭成員之間亂倫、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所鼓吹的各種變態「性自由」，包括群婚、獸交，也都可視作「正常性心理狀態」。神給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家庭，已經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婦」，那麼下一步亂倫者，或者人和獸組成的「家庭」都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於沒有道德標準的獸，正是魔鬼毀滅人類的手段！

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女權主義交織在一起，徹底顛覆了傳統性道德和家庭觀念，背叛了神給人設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不歧視同性戀原本出自於一種無知的但善良的願望，但是魔鬼卻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騙人達成毀人的目的，這是因為人忘記了神的教誨。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規定了人的道德規範，人如果背叛神，聽從魔鬼放縱慾望、變異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拋棄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規範，那麼最終的可怕結局就是被神拋棄，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於誤入歧途奔向懸崖的人，對其鼓勵說「我們尊重你的選擇」，這也許出自善心，但結果卻是將對方推向更危險的境地。真正的善良，應該是告訴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於覆滅──即使會被不理解和責難。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1969年之前，美國各州離婚法都基於宗教傳統，要求必須以當事人或另一方的過錯為提出離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傳統，婚姻是神所設定的，穩定的家庭有益於夫妻雙方、孩子以及整個社會。因此，教會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確保婚姻不會在無充足理由的情況下解體。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領導的反傳統潮流強烈腐蝕了傳統婚姻觀念，其中以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禍最甚。

自由主義者否認婚姻的神聖性，把婚姻簡單化為雙方自願的世俗合同。女權主義則主張傳統家庭是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工具，對於在「壓迫」之下感到沮喪、失望的或愛冒險探奇的婦女來說，離婚提供了合法逃脫婚姻的藉口。這些「合同自由」和「反壓迫」的觀點給無過錯離婚法案鋪平了道路，從此只要夫妻一方單方面宣稱婚姻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個婚姻。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由於離婚造成的家庭解體首次超過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告終。

離婚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長久而深遠。邁克爾‧里根（Michael Reagan，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養子）這樣描述父母的離婚：「離婚是兩個成年人剝奪一個孩子有意義的一切：孩子從此沒有了家、沒有了原來的溫馨家人、沒有了原來的安全感，被剝奪了那種被愛和被保護的幸福。大人們把孩子的一切摧毀、砸碎在地上然後走出門，留下孩子獨自去收拾這一團糟……」^[25]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26]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在1965年的美國5%的孩子由未婚媽媽生育。^[27]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生活在同一個家裡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而2010年代未婚媽媽占生育率的40%。^[28]從1965年到2012年，美國單親家庭猛增1000萬，從330萬躥升至1千3百萬。^[29]雖然有些爸爸留下來同居或甚至結婚，但這些單身媽媽所生的子女大多數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父親給孩子帶來與母親互補而不同的角色。父親給了男孩一個示範，讓男孩懂得怎樣成為男子漢，讓女孩感受到女性應得到的尊重。

父親不在身邊對於孩子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父親角色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學、輟學（比率高達71%）、過早性生活、淫亂、少女懷孕、參與幫派、犯罪入獄（85%的入獄少年家庭中沒有父親）、吸毒、流浪（90%離家流浪的孩子沒有父親）、有性虐待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總結青少年脫貧的三大要訣：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三是在21歲之前不要結婚和生孩子。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這三條去做的，只有2%的還處於貧困狀態，75%的都變成了中產階級。^[31]換句話說，教育、就業、避免過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進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徑。

現在的情況是，單身媽媽不得不依賴政府福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以翔實的統計數據顯示，正是女權主義所大力推動的福利政策鼓勵更多單親媽媽，甚至「懲罰」她們結婚組織家庭（結婚後獲取的福利比兩人同居要少，而交稅更多），讓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著幫助貧困家庭旗號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單親家庭不斷增多，而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貧困，會更加依賴福利。^[32]這個怪圈正迎合了邪靈想要的另一個目標：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變異文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2000年，在25至34歲的人群中，已婚與從未結婚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5%和34%。而到了2015年，兩者的比例幾乎掉了個個兒，變為40%和53%。美國年輕人很快就對婚姻敬而遠之了。原因很簡單：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輕人為何要結婚？^[33]

在變異觀念的驅使下，如今隨意勾搭（hook-up）成為時髦的生活方式──性行為甚至和感情無關，當然更沒有承諾和責任。最可怕的是，變異的文化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在多種性別身分中做選擇：臉書網現在提供了近60種不同的性別身分供用戶選擇。如果年輕人都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他們如何看待婚姻？邪靈從法律到社會觀念重新定義了神設立的婚姻。

同性戀以及各種敗壞的性行為在英文中本來是用「sodomy」描述，這個來自於《聖經》中的詞原本是指因神憤怒而被毀滅的性亂城市所多瑪。這個詞語的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警戒，那就是人類背離神的教誨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同性戀權利運動極力廢除使用這個詞語，改用原本表示快樂的詞「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姦」原為對墮落性行為表鄙視的用詞，但如今變成無關痛癢的「婚外性行為」、「同居」，霍桑的《紅字》中紅杏出牆的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著頭領取福利；「貞操」本來是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為「束縛自由」的可笑觀念。

在「政治正確」的話語暴政之下，同性戀、性道德的是非對錯是不能觸及的話題，人們唯一的選項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所謂「自由選擇」。這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在學校教育中也是如此，這逐漸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完全和傳統道德脫離，致使人們對墮落行為毫無察覺。讓人把變異和敗壞當成正常，使放縱慾望的人完全沒有道德壓力，是魔鬼毀人的隱性手法。

如今50歲以下的西方人，幾乎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社會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文化：那時候每個孩子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起生活成長是那麼自然，那時候Gay這個詞表示快樂，那時候潔白的婚紗代表著新娘的貞潔，那時候電視廣播和大眾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鏡頭和語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徹底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毛時代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今已經輾轉進入西方，成為女權主義的一個時髦口號：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極權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和西方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實質都是結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攻擊性武器是「性別歧視」；在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義」（來自「男性沙文主義」）。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點：

西方女權主義的「男女平等」，要求通過配額補償、經濟補償、降低標準等等措施達到結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能幹，不能降低標準，甚至女人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被吹捧為「女英雄」、「三八紅旗手」。上世紀60、70年代的宣傳畫中，女性多為渾圓健壯有力的形象，毛澤東鼓吹「不愛紅妝愛武裝」。女人開礦採石、伐木煉鋼、衝鋒陷陣，無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姑娘也能學會殺豬》，宣揚一位18歲的屠宰場女徒工，通過學習毛思想而大膽殺豬，因此名噪一時：「不敢殺豬，哪敢殺敵人……」

儘管中國的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權主義詬病之處：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從來沒有女性成員。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權利要求最終會發展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權利訴求，尤其是選舉權的訴求，從而威脅其極權統治。出於類似的擔心，中共政府也不公開鼓吹同性戀權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戀確實是魔鬼毀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對同性戀採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同時利用管控媒體和大眾文化等方式，默認慫恿同性戀人群發展擴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華精神科學會診斷手冊不再把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同性戀」一詞在媒體中悄悄被替換為共產社會中更正面的詞語：「同志」；2009年，中共默認中國大陸地區舉辦第一個同性戀「自豪活動」：上海驕傲週。

魔鬼雖然在東西方採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毀傳統家庭中女性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制女性丟掉溫婉柔順的特點，使家庭失去傳統剛柔相濟的和諧，廢除傳統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壞傳統價值最有效的方式是從破壞人倫開始。在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黨定為階級敵人的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往往還主動和家人「斷絕關係」。甚至連不堪迫害、甘冒「自絕於人民」罪名而自殺的人，也要想盡辦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關係，以免他們受到牽連。比如文革中文藝理論家葉以群自殺時，給家人的遺書裡寫道：「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34]

中共當代發動的最大政治迫害──對法輪功信仰群體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脅迫家人對法輪功信仰者進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為了讓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中共的一個手段是對其家庭成員採取行政、經濟處罰或政治恫嚇，脅迫或誘騙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哭勸、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轉嫁為親情矛盾：「都是因為你不妥協造成家人被牽連」；甚至直接要求他們「勸說」親人：「你不放棄信仰，我只能離婚或者斷絕父子（母子）關係（以避免被中共處罰）」，如此等等，在這場迫害中直接、間接造成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在西方女權主義成功贏得墮胎合法化不久，共產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強制墮胎「義務」。這一方面是強迫直接殺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

中共遵循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生孩子和煉鋼、產糧一樣都屬於物質生產，那麼計劃經濟自然也可以擴展到計劃生育。毛澤東認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35]

中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高額罰款、抄家、扒房、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計生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即將臨產的婦女被強迫墮胎也屢見不鮮。

據《中國衛生年鑒》的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至少有2.7億人次，即2.7億胎兒被中共殺死。

「一胎化」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這將引發如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各類嚴重的潛在問題。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馬克思等共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鼓吹摧毀家庭的邏輯，是建立在片面放大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通姦、賣淫、私生子等等醜惡行為（儘管這也是他自己樂在其中的行為）的基礎上。在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著道德滑坡逐漸出現的背叛婚姻的行為，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神的教誨，踐踏了婚姻的神聖性。共產主義者因此導出女人應該違背婚姻的神聖誓約，追求自己的所謂「個人幸福」，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遠，如飲鴆止渴。共產主義邪靈給出的「藥方」不過是把人類道德普遍拉下地獄，使本來是人人譴責、見不得人的行為變成司空見慣的常態，達到人人「平等」，一同墜向覆滅的深淵。

共產邪靈引誘人類相信罪惡不在人的墮落，而在社會；讓人從反叛傳統中尋找出路，離神更遠。邪靈鼓吹的女權、同性戀、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麗辭藻，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的尊嚴被貶損，男性的責任被丟棄，家庭的神聖被踐踏，兩性的道德被變異，孩子的未來被摧毀，最後獰笑的卻是魔鬼。#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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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C. P. Benbow and J. C. Stanley,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www.express.co.uk/news/uk/873072/Teenage-gender-realignment-schoolchildren-sex-change-nhs-tavi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婚姻怎不衰落〉，華爾街日報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34] 葉舟：〈葉以群的最後十年〉，《文匯月刊》，1989年第12期。

^[35] 逄先知、金冲及：《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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