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松：一個被打殘的地主孫兒——陳德章

更新 2018-05-24 9:58 AM 人氣 899

【大紀元2018年05月24日訊】1943年，劉文彩修建中學時需要土地，為此，他以三倍的土地（大約40多畝）換取了小地主陳紹鳳位於現在安仁中學的10多畝地。1949年共產黨來後，陳紹鳳理所當然地被劃成地主。如今，陳家所有的人都已死去，只剩下一個1949年出生的孫子陳德章。

1955年，尚未滿6歲的陳德章被打成終身殘疾。

據陳德章回憶：土改時我還很小，只記得當時打鑼，叫大人去開會，就是鬥爭會。後來聽說，會上他們逼爺爺奶奶交金銀，有人說他們把銀元埋在河壩的某個地方了。爺爺奶奶交不出，他們就用大糞從他們嘴裡灌進去。

不過，他們當時沒被整死，爺爺死於1958年，那些年他傷心得很，得了肺病，沒得錢醫，1958吃的也開始困難了。我記得他吐泡泡痰，一吐一大盆。他死的時候52歲。

奶奶是1959年餓死的，她的死我記得最清楚。當時我們吃人民公社集體伙食，越吃越沒得吃的，到後來吃糠。奶奶死那天她煮了一鍋胡蘿蔔纓，當時我已經殘了，我一拐一拐地走過去爬上去看鍋，裡面全是蘿蔔纓纓，一顆米都沒有，比現在豬吃的都差，也沒多少，那點葉子，我一個人吃都不夠。當時我不懂事，現在回想起來好淒慘！

我奶奶一口沒吃就死了。（陳德章滿眼含淚）

我爸爸？他1954年就被抓走了。我爸爸叫陳啟賢，生我時他才19歲。他是地主子女，經常被拉去幹義務勞動，又受氣。爸爸脾氣倔，他不服，不服有什麼好處？貧下中農不收拾他收拾哪個？大概是1954年，我都懂事了，他被抓去勞改，去的新疆，從此再沒回來，1969年，他死在新疆勞改隊，那一年他剛剛40歲。

我記事時就記得爸爸過得很苦，爺爺挨打受苦我沒見到，爸爸我記得。他們叫他去推煤，煉鋼用的焦煤。他天不亮就走，很晚很晚才回來，一天在路上就要走100多里，他說給我買東西回來，但從來都沒買過，每次他晚上回來我們都睡了。後來他在新疆勞改隊給我寄過10元錢，那時我腳痛，他寄錢給我醫。當時10元錢要當現在的100元。

我媽媽在他去勞改前就同他離婚了。爸爸性子比較剛烈，他在家裡發牢騷，說：「地主子女就是壞人？真的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媽媽在學校教書，思想先進，他把爸爸的話彙報了，一下子矛盾激化，於是他們離了婚。

爸爸不把我給媽媽，後來媽媽再也沒管過我，大饑荒那幾年我孤零零一個人，餓得要死，她都沒管，我對她沒得感情。

我是怎麼殘的？那是1955年，當時我還沒滿6歲，同一群娃兒在外面耍，想不起為什麼事爭鬧了幾句，一個大娃兒，他有十多歲了，他罵我：「你一個地主娃兒還敢翻天？！」他操起一根扁擔狠狠打來，我腰杆上一陣巨痛，從此我就殘廢了。（從那一天起，陳德章就再沒有長高，他的身高永遠停留在1955年6歲時。）

我們哪裡敢去找對方？地主子女嘛，打殘就打殘了，沒得辦法，沒得人敢為我們說話。那些年，只要說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周圍的人只有喊打的，沒得哪個敢幫你撐腰。我奶奶實在想不過，去找了楊志清（音），當時他是村長，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最初我腳還不痛，後來痛得慘，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上小學，要走長長一段路，痛苦得很，不想去回想。我唯讀了幾年小學，地主子女，一律不准讀初中，當時都是這樣。

我最慘的就是奶奶死後那些年，孤零零一個人，身子殘廢，又正是三年大饑荒。我被送進孤兒院，那兒每天吃6兩米——16兩秤的稱6兩，不到現在10兩秤的4兩，煮飯的再克扣一點，實際吃到嘴裡的只有三兩，每天一團飯幾口就沒有了。我出去找胡豆葉、蘿蔔纓吃，還到河裡去抓小魚、螃蟹燒來吃。也沒得穿的，冬天打赤腳，冷得發抖，去撿了一雙別人扔掉的爛襪子套在腳上，生了一腳的凍瘡……當時在孤兒院的還有劉文彩一個管家的孫女，叫薛本清（音），那個管家勞改死了。

1968年，我從孤兒院出來，孤零零的一個人，什麼都沒有，沒有家，沒有吃的，生產隊挖洋芋（土豆）就扔給我點洋芋，挖紅苕就給我點紅苕。四周的人還要指指點點，說這是個地主崽子。

我咬緊牙自己掙生活，能幹的我全部都幹。沒勞動力我就編筐、編背篼賣，不找生產隊。從那時起，我一直自力更生，自己勞動養活自己。後來分了七分田，我也下田幹活。現在有人說，你是殘廢，找政府吃低保，我不，我開個白鐵鋪，幹手上活，每天能掙個二、三十元。

40多歲時我找了個女人，她帶了個娃兒來。老婆很勤快，我也拼命幹，別看我殘，我能夠挑七、八十斤。從此我們三口人在一起生活，算是有了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