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4月09日訊】近日，一家陸媒援引英國《衛報》的一篇報道稱，根據英國獨立調查服務機構下議院圖書館的調查報告，「到2030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將占世界財富的64%」，即「占有全球2/3的財富」；「貧富差距已達最高『臨界點』」。因此，該調查報告警告世界各國領導人，「除非採取行動恢復平衡，否則未來十年，超級富豪的財富積累將加劇民眾的不信任和憤怒」。

儘管上述涉及貧富差距的數據令人心驚，但對於該調查提出的警告，卻不免讓人心生疑惑：其一、「超級富豪的財富積累」是憑藉政府採取行動就能解決的問題？其二、富豪積累財富一定會加劇民眾的憤怒嗎？

首先，從第一個問題來看，即便政府有所行動，也要警惕其目的和方式。尤其是目的，往往會決定所採取的方式。若為達到險惡目的而採取極端方式，恐怕世界人民都不會答應。我們顯然無法期待，西方國家會向中共學習在毛時代所採取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極端方式，從而達到「消除私有」的目的。

那麼，對於如何解決「貧富差距」這個世界性難題，西方各國又採取了怎樣的方式呢？學者劉瑜在《有錢人該交多少稅？》中寫道，「現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建立了累進制的稅率：窮人少交稅，富人多交稅」。這個辦法可謂既實用、又深得民心。但即便如此，各國卻仍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十分焦灼。

以美國為例，整個社會都在反覆糾結的是，「富人交的稅越高，社會的福利色彩越重，財富越趨於平等；富人交的稅越低，越可能刺激社會的創業精神，但是財富也越趨向於集中」。因為「人類熱愛平等，但是同時又擔心，失去了創業精神，平等往往淪為『平等的貧窮』」；「稅率高雖然為社會再分配提供了基礎從而有利於窮人，但是如果挫傷投資積極性導致『蛋糕變小』，長遠來看對窮人也不是好事」。

也就是說，若從效率以及長遠利益的角度來看，搞「絕對平均主義」要比「超級富豪的財富積累」更可怕。儘管這話讓人以為，世界各國採取的「累進制稅率」最終會向富人傾斜，但真實的情況卻大相逕庭。在美國，「最窮的20%人口收入稅率為4.5%，中間三級的稅率分別為10%、14%、17%；最富的20%人口聯邦稅率為25.1%，最富的1%人口聯邦稅率為31.1%」。

由此不難看出，即便這1%的富豪一直在積累財富，但他們為國家和人民所做的貢獻其實並不少，已超過最窮的20%人口的近7倍之多。試問，按照這樣的比例，人們對超級富豪的仇恨之心又從何而起呢？

這還不算美國擁有著占比最大的過著殷實生活的中產階層。此外，像巴菲特、比爾蓋茨這樣的超級富豪也都十分樂善好施，做慈善、甚至「裸捐」資產的不在少數，在這種氛圍當中，美國民眾似乎沒有必要對超級富豪們心生怨懟。如此也就回答了此前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那就是，即便貧富差距加大能夠反映社會不公，但超級富豪們更有錢，也不一定就會讓窮人仇富。

而縱觀世界，如今最有可能產生這種心理的，根本就不是擁有著諸多超級富豪的美國人，也不是享受著高收入、高福利的北歐人，而是長久以來，一直被強權暴政搜刮財富的中國人。

就拿上文提到的稅收來說，中國與美國的情況就無法相較。早在2005年，美國《福布斯》雜誌發布的調查顯示，「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於法國，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國家」。

儘管中國人上繳的稅費金額遠勝於其它國家，但享受的福利待遇、社會保障卻遠不及它國。早有學者憂心疾呼，「中國已經走進了高稅負、低福利、低保障陷阱」，「教育、醫療、住房越來越成為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

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顯然與民眾的財富被政府牢牢掌控有關。由於中共一黨獨大、且權力不受約束，因此率屬於人民的財政收入就只能任由官員瓜分、揮霍。無論是三公經費，還是外逃資金，其數額之大，都無疑讓我們看到，中國的超級富豪不是別人，正是中共一手豢養的「大老虎」們。

由於中國的富豪或從屬、或依附於紅色家族，並以強權的名義，用流氓手段搜刮、掠奪民眾財富，如今中國社會才會被一股「仇富」怨氣所籠罩。民眾憎惡的對像不僅是那些貪官污吏，更是給官員們提供了耍流氓、當強盜機會的中共體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能指望中共這個始作俑者採取行動解決它自己的問題？

按照常理，人們大抵都會明白，擁有財富本身並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關鍵是為富者是怎樣發家致富、又是如何處理財富的。與全球大多數的富豪有所不同，中共所積累的財富，既是憑藉耍流氓手段、明搶暗偷而來，又是為滿足自己的私慾，享受荒淫、揮霍的生活而去。

從這點來看，中共當居於「為富不仁」之首。若不解決這位超級富豪的財富積累問題，遭殃的恐怕不僅是中國人，連帶著整個世界都有可能被它禍害。因此對各國而言，如何解決中共這個世界級的大奸商，才是最為迫切的問題。#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