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09日訊】大陸著名導演陳凱歌在其回憶文章中曾寫道：作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被告知，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恨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量，所以，昨愛今仇的事時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麼恨就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愛是毒藥，愛情是墮落，人性是虛偽，仇恨代表正義、仇恨和安全感。在一個人口眾多而格外擁擠的國度裡，以仇恨作為火炬而加以傳遞，其結果就不難設想。

在中共這樣的毒化教育下，父母與子女間、夫妻間、親戚間、朋友間、同事間的人倫慘劇在中國大陸不斷上演，共產黨成立早期有方志敏殺死親五叔的慘劇，而到了延安時期以及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運動中，「大利滅親」都並不罕見，且尤以文革時期為劇。

延安時期開始廣泛提倡「大義滅親」

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曾任毛祕書的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換言之，人性中的「愛」是有階級性的。

於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人人相互「揭發」成為常態。做過人民日報社曾彥修回憶道：下層整風從查「小廣播」開始，「小廣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間互相傳遞意見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對上層領導有意見，對領導不滿意。這些意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裡面的東西，不過沒有王實味講得那麼尖銳。上面的聽到了，「不得了，雖然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們不是來革命的，他們是反革命的」。這樣人人要求填小廣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後來發展為「搶救運動」，就是從這個事情幹起來的，青年統統都變成了特務。

小廣播表填了之後就「互相批判、揭發、告密」，開始叫「半條心」。後來一「揭發」，就說你們是兩條心。一連幾個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變成國民黨特務了。然後是交代，要寫你在延安還有什麼同夥。有些人經不住斗，就「招」出來一大批，於是就搞成了一個子虛烏有的特務網。

整風運動後，人們完全停止互相交往。整個延安分成了幾十塊，包起來了，互相之間有幾年沒有來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來往了。

另據曾做過高崗、陳雲、毛澤東祕書的李銳的女兒李南央撰寫的文章披露，她的母親范元甄在李銳於整風運動中被誣陷為特務，被關進延安的監獄後，寫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夢。他的一切都為了麻痹我，為了他的政治目地。我就很平靜，想到將來，想到我正需要一個新的開始，擺脫了他正是一個解放，想到這些我是很冷靜的。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范元甄不僅要拋棄自己的丈夫，還與後來的中共「左王」、也是當時去「搶救」她的鄧力群「睡到了一起」，影響極為惡劣。

如果說延安整風運動時，中共還是在黨內小試牛刀，那麼在其1949年建政後，開始公然在全社會破壞傳統五倫關係，公開提倡「大義滅親」。

文革前「大義滅親」下的人倫慘劇

在1951年中共開展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中，留在大陸的著名國學大師胡適的次子胡思杜，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以示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1957年「反右」時，他還是被打成了「右派」，他隨即上吊自殺。

而這樣的慘劇在文革前的若干運動中並不少見。據大陸媒體文章，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鼓勵和宣傳，早在文革之前即已開始。以1952年「三反運動」中的《人民日報》為例，1月24日報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2月4日報道了《北京大學學生展開坦白檢舉運動不少學生檢舉了自己親屬的違法行為》；2月6日，報道了《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3月8日，又報道了《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而被「檢舉」的他們的親人或被抓，或被批判。

從這些報道裡，不難看出當時的宣傳，竭力有意突出「階級情感」與「血緣情感」之間的鬥爭。譬如：「在運動開始時，（北京大學的）很多同學對檢舉貪污是有顧慮的。但隨著運動的展開，同學們對這一次運動的認識漸漸提高，顧慮也逐漸打消。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胡祥達在運動開始時，想起他的家裡有兩本帳簿，其中一本是專門對付收稅人員的假帳。他想動員他的父親坦白，但是怕他的父親說他『忘恩負義』，因此他把這事放在心裡沒有說。後來他記起『中國青年』雜誌上批評鄭輝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時，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業聯合會節約檢查委員會檢舉他的父親，另一方面動員他的父親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學檢舉的案件達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檢舉自己家屬的。」

「王世桓看出他父親心中有病，就對他解說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趕快坦白。但他依舊不肯低頭認罪。王世桓最後對他說：『你不坦白，我要向學校方面檢舉你。』他父親聽了非常氣憤地說：『我把你養大，你卻要檢舉我，你還有良心嗎？我要是特務，你也要檢舉？』王世桓堅決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務，我更要檢舉你！』」

從上述案例中，讓人最感恐怖的是很多人是發自內心地相信了中共的宣傳，相信了階級感情高於人倫間的情感——雖然有些也是出於自保的心理。

1957年，針對社會上「不近人情」、「六親不認」的批評，《學習》雜誌刊文指出：「『人情』是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六親』也各有自己的階級地位，都是有階級性的。問題在於『近』什麼人的『情』，『認』什麼人的『親』。其中有一個顯明的界限，這就是階級立場。」文章公開支持以「階級立場」為標準「大義滅親」，並認為「一個好公民、好幹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要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階級的俘虜。」

在中共製造的這樣的恐怖中，中國人的人性愈加被扭曲，在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文革「大義滅親」下的人倫慘劇

如果說文革前的「大義滅親」式告發、批判的以「右派、地主」等家庭為主要群體，那麼文革爆發後，中共各級官員的家庭成員也加入其中。

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回憶稱：1968年，上海徐匯區舉辦了兩期「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學習班，共有138名14歲到20歲的初、高中學生被迫參加。他們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關押、隔離、靠邊審查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在學習班中，他們被迫參加對他們父母的批鬥大會，當眾「揭發」父母，與父母「劃清界限」。這些學生先後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殺身亡，1人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

再來看看這些發生在父母與子女、夫妻之間的人倫慘劇：

14歲的陳凱歌在文革父親被批鬥時，不僅跟著喊「打倒」的口號，而且在上台「揭發」父親時，「伸手在父親的肩上推了一下」……

13歲的習近平因說了幾句反對文革的話，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列為「敵我矛盾」，在中央黨校的院子裡關押了起來。在其被批鬥時，他的母親齊心就坐在台下，被迫舉手喊口號打倒自己的兒子。一天夜裡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習近平跳窗戶跑回家，這嚇壞了齊心。齊心不但沒有給飢餓的兒子做飯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清況下，冒著大雨向領導報告去了。習近平絕望地離開了家……

1970年2月安徽省固鎮縣少年張紅兵舉報自己的「走資派」母親、固鎮縣人民醫院門診部副主任方忠謀，只因她在家人面前說了些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批評毛搞個人崇拜的話。當晚，方忠謀被捕，張紅兵和父親張月升寫的揭發材料成為審判方忠謀的證據。張紅兵在材料最後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2個月後，方忠謀被判處死刑，三天後被槍殺。張紅兵所謂「大義滅親」的事蹟被陳列在縣革命教育展覽館。不過，「賣母求榮」並未給張紅兵帶來什麼「好處」。方忠謀死後不久，張紅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當地農村勞動。他仍然是「黑五類」子女。文革後，張紅兵才意識到是他這個畜牲不如的兒子，把母親親自送上了斷頭台，他陷入了終身的悔恨中。

寫過「紅色經典」《青春之歌》的楊沫，在文革期間與丈夫、中共黨員馬建民相互揭發並長期分居。他們的兒子老鬼坦言：「這是文革的殘酷性所致。在那種高壓之下，人首先要生存，為生存而奮鬥。別的如夫妻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親情等等全顧不上了。」

而延安時沒有與李銳成功離婚的范元甄，在1949年後的很多運動風潮之中，她瘋狂的揭發李銳、揭發親人，甚至連女兒都不放過。那些讓李銳致命的「攻擊」毛的話都是其揭發的，而李銳卻連一句范元甄的壞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於她的好話。

大陸獨立時評人士冉雲飛曾從一名上海網友處拍得一些「文革」資料，十六開，共58頁，鋼筆寫就，多為告密、交心、匯報材料，作者名為吳大昌。這一疊檢舉告密資料顯示，吳大昌檢舉揭發的就是其直系親屬和遠房親戚，包括自己家的保姆，以及自我交心。其中的告密內容尤以告其父母和哥哥為多。

…… ……

這樣的慘劇成千上萬，在文革期間無以計數，子女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哥哥檢舉弟弟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弒母」這類案例，亦非鮮見，實難一一盡述。可以說，傳統社會「親親相隱」的底線已徹底崩潰，原因就在於中共宣傳的愛是有階級性的，人性要服從黨性。

中共顛覆倫常  泯滅人性

「五倫」，是中國傳統儒家的理論之一。「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這五種倫常關係乃天下共有。違背倫常之事，不可為。

孔子還曾說過：「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一理念後來逐漸發展成「親親相隱」，即歷代朝廷為了維護五種倫常，保存人性，甚至不惜放過眼見的罪犯，而允許「同居親屬相容隱」。具體來說，作為中國古代刑律的一項原則——親屬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皆不論罪，反之要論罪。

也就是說，傳統社會從來沒有提倡過背叛家庭拋棄父母批判父母去求功名富貴。相反，如果誰這麼做了，將會受到輿論譴責與司法追究。而朝廷在選材用人機制上，特地制定了血緣迴避與地緣迴避制度；同一親屬不在同一行政系統內工作；科舉考試，參考人迴避親屬主考官員而取消考試資格；官員不在家鄉身分任職等。古代王朝的統治者早已明白，將血緣引進國家管理中，必然損害國家利益，增加結黨營私機會。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也是歷代王朝統治者所倡導的，就是注重維護倫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信義、孝悌，並以此維繫家庭與社會的穩定和安寧。

然而，以毀滅傳統文化、毀滅人類為己任、不講任何道義的中共，在以無神論治國的同時，以「黨性」壓制「人性」，強調黨的利益至上，要求黨員和民眾放棄親情、背叛良知，大義滅親受到鼓勵。今年「春晚」宣傳的那個三十年不回家看父母的院士就是中共洗腦後的產物。

在中共暴力高壓下，眾多的中國人人性被嚴重扭曲，良知被吞噬，在徹底革命的名義下不斷上演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爭鬥、朋友棄義的人倫慘劇，社會道德急劇下滑。當今中國社會中五倫關係間的亂象，與此同樣有著密切關聯。

一個人性無存的社會，還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嗎？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