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07日訊】1923年，捷爾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提出正式決議，強制所有黨員向格別烏告發他們遇到的任何反對派活動。捷爾任斯基的提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內新的危機。10月8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員會；10月15日，隨之而來的是「46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46）。隨後的辯論集中在俄共的「新方向」上，並在共產國際各部門受到激烈爭論。

同時，1923年底，當局下令共產國際所有部門都要經歷「布爾什維克化」進程，更嚴密地重組其結構，並強化對莫斯科的效忠。這導致關於蘇俄（Soviet Russia）權力演變的辯論。在此背景下，對這些措施的抵制導致共產國際「聖教士」權力大增。

法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uvarin，Suvarin有時拼寫為Souvarine），對新的路線持反對立場，譴責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正對他們的對手托洛茨基所使用的卑鄙策略。1924年6月12日，蘇瓦林被召到蘇共十三大上，並被要求為自己的所為作出解釋。會議本應上演一場毫無保留的自我坦白，最終卻變得充滿火藥味。一個委員會匆匆組建起來審查「蘇瓦林案」，他被黨所停職。法國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反應清楚地顯示了當時盛行的情緒。7月19日，一位匿名作者在《人道報》（L’ Humanité）上寫道：「在我們黨（法國共產黨）內，革命戰爭尚未從中徹底滌蕩社會民主黨餘孽，個體人格仍然扮演著過大角色……只有在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被一勞永逸地摧毀之後，法國布爾什維克的匿名鐵軍團（iron cohorts）才會成形。如果我們希望對得起我們所屬於的共產國際，並跟隨光榮的俄共的腳步，我們就必須無情地懲罰我們隊伍中所有不守規則的人！」該路線要指導法國共產黨數十年。工會主義者皮埃爾‧莫納特（Pierre Monatte）用一個詞──共產黨的「下士化」（把每個人都變成小小的下士）總結了這一變化。

1924年夏，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季諾維也夫揚言要把其對手的「骨頭打斷」，清楚地顯示了這種正變成共產黨圈內常態的行為。不幸的是，後來竟報應到了他身上：1925年他被撤銷共產國際主席職位時，正是他的骨頭被斯大林打斷了。季諾維也夫被布哈林所取代，但布哈林很快遭受同樣的命運。1928年7月11日，就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7日至9月1日）之前，加米涅夫與布哈林祕密會晤。會晤中，他做了筆記。布哈林解釋說，他是這個警察政權的受害者，他的電話正在被竊聽，他還受到格別烏跟蹤。他的恐懼非常真實。正如他所說：「他將勒死我們……我們不能給黨內帶來分裂，因為他會掐死我們。」所說的「他」是指斯大林。

斯大林試圖「勒死」的第一人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27年發起的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抨擊，是早前反對托洛茨基本人的運動的延伸。這樣的跡象出現在1926年10月布爾什維克黨的一次會議期間。當時，尤里‧拉林（Yuri Larin）在《真理報》上撰文，要求「要麼必須將反對派驅逐出黨，並依法消滅，要麼必須在街頭用槍解決問題，正如1918年7月我們在莫斯科對待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一樣」。它被正式稱為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一直受到孤立並日益衰弱。格別烏對它發起了一場恐嚇運動，聲稱該團體有一個祕密印刷廠，由弗蘭格爾軍隊一名前軍官（實際上是格別烏特工）指揮，那裡在印刷反對派的文件。1917年10月的十周年紀念日之際，反對派決定宣傳自己的議程。殘酷的警察戰術阻止了此事的發生；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均被逐出布爾什維克黨。接著是將最有名的反對派活動人士流放到蘇聯偏遠地區。前蘇聯駐法國大使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被流放到伏爾加河一帶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然後又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巴爾瑙爾（Barnaul）。維克托‧塞爾日於1933年被發配到烏拉爾地區的奧拉寧堡（Oranienburg）。其他人則被全部驅逐出蘇聯。托洛茨基首先被強行帶到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一年後，被驅逐到土耳其，從而避免了等待其大多數追隨者的牢獄之災。這些追隨者變得越來越多。像曾經的工人反對派和民主集中派團體（Democratic Centralist Group）的活動分子一樣，他們正遭到逮捕，並被送到被稱為「政治拘留中心」的特殊監獄。#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礪真、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