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1月04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生命無法抗拒死亡，但記憶卻在與虛無的抗爭中日益深沉。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記憶之傷》（Les abus de la memoire）

有文曰：「歷史學就是描述人類災禍的科學。」我們這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世紀（譯者註：指20世紀）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在前幾個世紀裡，鮮有民眾和國家免遭大規模暴行的蹂躪。歐洲主要列強都曾參與非洲奴隸貿易。法蘭西共和國曾進行殖民活動，儘管有過一些善舉，但殖民仍因一系列醜聞而聲名敗壞，這些醜聞一直延續到最近。美國依然深受暴力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深深植根於兩大歷史悲劇——對非洲黑人的奴役和對美洲土著的滅絕。

事實上，就嗜血程度而言，我們這個世紀與過往世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快速回顧一下過去，就可得出一個確鑿不移的結論：這是一個充滿人類大劫難的世紀，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主義，更不必說更多地區性慘劇了，諸如亞美尼亞、比亞法拉（譯者註：尼日利亞東南部一個由分離主義者建立的國家，於1967年成立，至1970年滅亡）、盧旺達等地發生的慘劇。奧斯曼帝國無疑捲入了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德國則參與了對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的滅絕行動。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統治下，屠殺了埃塞俄比亞人。捷克人不願承認，他們1945年和1946年對蘇台德德意志人的所為，絕非可效仿的典範。就連瑞士近來也捲入了一場醜聞，因其參與管理納粹從被滅絕的猶太人那裡盜取的黃金，只是該國的行為與種族滅絕不可相提並論。

共產主義在這個充滿悲劇的歷史背景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實上，它占據著最具暴力性和最顯著的位置之一。共產主義是「短暫20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最典型的特徵，這段時期自1914年於薩拉熱窩開始，至1991年於莫斯科落幕。共產主義就處於這段歷史的中心舞台。它的出現早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比二者歷時更久，且在四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共產主義」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必須區分共產主義的學說與其實踐。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共產主義已經存在幾個世紀，甚至千年。柏拉圖不就在其《理想國》（Republic）裡介紹了理想城市的概念，其中的人們不會被金錢和權力所腐蝕，而智慧、理性和正義會占上風嗎？再來看看學者、政治家、1530年時任英國大臣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他是《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書中也描繪了一個理想社會。後來，他被亨利八世下令用斧頭處死。作為評估社會的一種方法，烏托邦哲學可能有其一席之地。它從世界民主國家的生命之源——思想中汲取養分。但我們所關注的共產主義並不存在於思想之超驗領域（transcendent sphere）。這個共產主義完全是真實存在的；它存在於歷史的關鍵時刻和特定的國家，被其知名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約瑟夫．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以及法國的莫里斯．托雷斯（Maurice Thorez）、雅各．杜克洛（Jacques Duclos）和喬治．馬歇（Georges Marchais）賦予生命力。

且不論共產主義理論學說在1917年以前的現實共產主義（real communism）實踐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我們稍後會回到這個問題上。正是現實中活生生的共產主義，實施了大規模鎮壓，最終導致國家支持的恐怖統治。但是，其意識形態本身是否無可指摘呢？總會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斷言，現實共產主義與理論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誠然，聲稱在耶穌基督誕生前、在文藝復興時期甚至在19世紀闡述的學說，需要為20世紀發生的事負責，將是荒謬的。但正如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所寫的：「革命就像樹木一樣，要靠所結果實來識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歷史上以「布爾什維克」這個名字更為人所知）1917年11月決定自稱為「共產黨人」，不是無緣無故的。他們有理由，在克里姆林宮為那些他們視為前輩的人——托馬斯．莫爾爵士和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樹立紀念碑。

共產政權的所為，已超越個人犯罪和為特定目的的小規模殺戮。為了鞏固其對權力的掌控，它們將大規模犯罪變成一項完善的政府制度。經過各個長短不一的時期，從東歐的幾年到蘇聯和中國的幾十年，恐怖逐漸消退；這些政權形成了一套慣例：每天實施鎮壓性措施、審查所有通訊方式、控制邊境和驅逐異議人士。然而，對恐怖的記憶，繼續使人們相信鎮壓的威脅依然存在，這種威脅因此繼續發揮效應。目前在西方頗有市場的共產政權，無一例外——「偉大舵手」的中國不例外，金日成的朝鮮不例外，甚至「胡好老叔」的越南，以及以個性張揚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為首、強硬派切．格瓦拉（Che Guevara）為輔領導下的古巴也不例外。我們也不能忘記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統治下的埃塞俄比亞、阿戈什蒂紐．內圖（Agostinho Neto）統治下的安哥拉，或穆罕默德．納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統治下的阿富汗。

不可思議的是，無論是從歷史還是道義的角度，共產主義的罪行都未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評價。通過聚焦在其統治中心及全球最遙遠地區的罪行之規模，來研究共產主義，已有率先嘗試的案例，本書即為其中之一。有人會說，這些罪行中大多數是按照法律體系所採取的行動，該體系由共產政權的官方機構來執行，而這些機構已被國際認可，其國家元首繼續受到熱烈歡迎。但納粹主義當時不也是這樣嗎？我們將曝光的罪行，不是用共產政權的標準來判定，而是用人類自然法則的不成文規則來判定。

誠然，作為政權和政黨，共產黨的歷史、政策，及其與本國社會及國際社會的關係，不完全是犯罪行為的同義語，更不用說是恐怖和鎮壓的同義語了。在斯大林死後的蘇聯和那些「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在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恐怖變得不那麼顯著了，社會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恢復舊常態及「和平共處」，哪怕是為了「尋求以其它手段進行階級鬥爭」。這已成為國際現實。然而，很多檔案和證人結論性地證明，恐怖始終是現代共產主義的基本成分之一。讓我們徹底摒棄這樣的想法：行刑隊處決人質、屠殺起義工人以及強行餓死農民，都只是某個特定國家或時代所特有的短期「意外事件」。我們的研究方法將涵蓋所有的地理區域，並聚焦在罪行上，將其作為共產主義制度自始至終的典型特徵。（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