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05日訊】國共內戰後期，尤其是1949年4月國民黨失去南京後，中共在進攻上海前，毛澤東於4月25日再次以他和朱德的名義頒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又名《約法八章》，除了向全國廣播外，還四處張貼。此前的1949年12月，中共軍隊在進攻北平前就發佈過《約法八章》。

《約法八章》內容與其效用

《約法八章》的具體內容包括：一、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嚴懲反革命破壞。二、保護工商業繼續生產。三、沒收官僚資本，凡願意繼續服務者准予量材錄用。四、保護醫院、學校、體育等文化設施和公益事業。

五、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如有乘機破壞，偷盜，舞弊，攜帶公款、公物、檔案潛逃，或拒不交代者，則須予以懲辦。

六、一切散兵游勇，均應向當地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凡自動投誠報到，並將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報到，或隱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窩藏不報者，須受相當的處分。七、暫緩農村土改，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問題一樣處理。八、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大背景下，《約法八章》使國民黨黨政軍各級人員選擇了放下武器，放棄了抵抗，也使許多觀望的包括商人在內的民眾選擇了留在大陸。

中共違背承諾鎮壓國民黨將領

讓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1949年建政後卻大變臉，通過發起的一個又一個運動，戕害了眾多國民黨投共人員、企業家、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其行為完全違背了《約法八章》。

根據百度提供的資料顯示，1946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先後有約177萬官兵「投共」，其中將軍大概有1,400名，包括駐守濟南的吳化文、駐守北平的傅作義等。

對於部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共授以官爵厚祿，以收買人心，比如傅作義就被任命為水利部部長；而對於絕大多數這類將領，中共則通過「鎮反」運動將之消滅。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

事實上，在中共建政前後，即在中共的所謂新老解放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鎮壓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做法。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約200萬人，另有特務份子6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60萬人，共300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10月，則再次發出鎮反指示，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投誠」的國民黨將領的厄運自此開始了。

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的國民黨將領大致分為如下幾類：一、「投誠」後解職或被俘後釋放返鄉者；二、退役返鄉數年、從事其它職業者；三、打遊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兩類人數最多。

第二類如國民黨上將宋鶴庚，1923年即隨譚延闓入粵投奔孫中山，並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1952年1月，中共「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上在1925年，宋就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閒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支，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

在此期間，遇害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還包括：中央軍校學員教導總隊長王旭夫、中央軍校少將代理教育長肖步鵬、第1兵團副司令劉進、第2兵團參謀長、徐州綏靖公署中將高參韓起功、第3兵團副司令官兼第7軍軍長李本一、第10兵團副司令溫懷光、第12集團軍參謀長周址、第14兵團參謀長兼第7縱隊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團軍參謀處長王育成、第2軍副軍長兼第9師師長陳應龍、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尹作幹、第3軍副軍長兼第7師師長李用章、新編第5軍軍長徐經濟、第7軍副軍長兼師長鐘祖培、第3兵團暫編第8軍副軍長曾憲成、第15軍軍長武庭麟、第20軍副軍長夏炯、第24軍副軍長向傳義、第26軍副軍長、滇西師管區司令曹森、第27軍軍長劉孟廉、第28軍軍長劉秉哲、第29軍軍長、軍事參議院參議張治公、第33軍軍長韓步洲、第34軍軍長高倬之、第44軍軍長陳春霖、第66軍軍長何紹南、第85軍軍長、第15集團軍副總司令李楚瀛、第12戰區騎兵總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謝靈石、國防部川鄂挺進軍司令部參謀長唐憲堯、國防部中將高參莫致寬、北伐軍左路軍第一路司令鄧玉麟、辛亥起義四川革命軍總指揮夏之時……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分軍級將領外，師級、旅級等國民黨軍官遇害的也不少。因為名單甚長，無法一一列出。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起義」或「投誠」的將領，或許當他們命喪中共槍下之時，才意識到當初自己的抉擇是怎樣的錯誤吧。

而1967年公開張貼的《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規定》（俗稱公安六條）披露了文革前17年內部掌握的政策條款，即「反革命」的標準。其中除了現行罪犯以外，對於敵偽的反動黨團骨幹（國民黨、三青團區分部委員以上）、政（保長以上）、軍（連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以上）和特（特務人員），雖無刑事犯罪行為，一律按歷史反革命處理。也就是說，從中央到基層，掌握的政策是追究所有國民黨中央、省、市、縣、鄉、保黨政軍各級人員，除了極少數統戰人物，幾乎一律逮捕，並分別實施判刑、處死、勞改、監禁、管制。這其中又有多少人遭遇不測？

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曾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它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

徐當時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余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準了。考慮到當時各地出現的瞞報情況，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的這個數字。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共終於局部的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然而，由於上述數字還僅僅是由今日仍然在當權的中共所統計，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殺、冤判和殘害，依然是個未解之謎。

發動「五反」運動  消滅企業家

1949後，中共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和鎮反的同時，在城市中也開始了打著「五反」名義的消滅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改造運動。 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針對企業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了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因為上海作為商業中心，有著眾多的企業家。

靠著種種逼迫方法，在幾年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民族企業家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可以說，「五反」實際上就是搶企業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

在「五反」運動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業家自殺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真實的數字無法披露之前，這個大概只能僅供參考吧。

結語

相信了中共《約法八章》中的承諾的國民黨將領、士兵以及企業家、普通民眾，顯然是上了個大當，換來的是中共對他們的殺戮、侮辱、迫害，而這正是由中共嗜殺的本性決定的。諸多被披露的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千萬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諾，因為其撒謊成性，其歷史就是一部謊言史，換言之，謊言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柱石。不過，毋庸置疑的是，靠謊言堆砌的政權，其結局只有一個：坍塌。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