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5月10日訊】由於50年代末發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空前的大饑荒，毛澤東的聲望一落千丈；而中蘇關係到1960年代進一步惡化。處於內外交困中的毛澤東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階級鬥爭。1963年5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並下發《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發動「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的起源應該追溯到大躍進後期，中共高層為了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而發動對農村基層幹部的整肅。在運動中，毛澤東最終將鬥爭矛頭對準對其威望和權力威脅最大的劉少奇。「四清運動」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口頭報告觸怒毛澤東

1958至1960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 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級官員怨聲載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被迫作了自我批評，不得不承認中共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

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一個口頭報告。劉少奇批評大躍進說：「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還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中蘇交惡 毛澤東「反修防修」

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不歡而散以後，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已經不僅僅表現為雙方口誅筆伐的公開論爭，而是邊界摩擦的加劇，蘇聯在蘇中邊界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調動。另外，自中蘇兩黨發生意識形態分歧以來，中蘇之間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的爭論愈演愈烈，已經從內部討論發展到公開論戰。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

毛澤東擔心中共黨內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總題目就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討論國內防修和國際上反修的問題。

進入1964年後，毛澤東對中國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嚴峻估計更加具體化，並對中共黨內存在修正主義分子的估計更加嚴重化。1964年1月份，毛澤東批示軍委總政治部和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注意「我國軍隊、公安部隊、機關中和社會上是否有被蘇修布置的人」。並於4月接見日共代表褲田里見等人時說：「中共黨內有赫魯曉夫的同志。」

重提階級鬥爭 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推薦和介紹了湖南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河北省保定地區開展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並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在農村進行「四清運動」。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裡的「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了《前十條》，並於20日下發。《前十條》實踐一段時間後，同年9月，中央召開北京工作會議，鄧小平、譚震林、田家英執筆起草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文件（簡稱《後十條》）。10月31日，劉少奇主持工作，專門討論研究對《後十條》的修改。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會議，正式通過了修改後的《後十條》。這兩個中共中央文件，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1964年8月5號，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在「四清運動」前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幾乎完全一致，彼此呼應烘托相當默契。1964年6月開始，劉少奇到全國許多地區視察「四清」運動開展情況後認定，國內階級鬥爭形勢比預想的更為嚴重，強調說，「四清運動」中，許多領導幹部右傾，要反右傾。

《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劉少奇搞『四清』，實際上比毛還要左一些。劉少奇和王光美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他們把基層幹部分類呀，實際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桃園經驗」開文革迫害先河

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據劉少奇的要求下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源大隊蹲點，搞「四清運動」。1964年9月1日，劉少奇經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了由他自己修改的王光美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用以指導「四清運動」的開展。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說：「劉少奇倡導的四清運動『桃園經驗』就是拋開現存體制，發動群眾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運動的方法還包括貼大字報，以及逼、供、信和體罰。」

有評論認為，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

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

毛澤東矛頭指向劉少奇

「四清運動」沒有持續多久，毛、劉之間潛在的矛盾終於表面化了。在此期間，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說「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心裡很不是滋味。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四清」問題，毛澤東開始透露出其矛頭所向。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在對「四清運動」性質的評判上發生分歧、爭論，毛澤東嚴厲批評劉少奇，並指責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毛甚至還對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被勸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問他是在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四清運動」運動預演「文革」

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中，把「四清運動」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時「四清運動」已經從經濟清查轉變為意識形態運動，這一轉變持續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替代。

「四清運動」主要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縣的農村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在這場運動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大多數學者認為，「四清運動」為「文革」的發生作了思想上的動員、理論上的準備；「四清運動」最嚴重的是使毛澤東產生了對劉少奇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四清運動」為「文革」樹立了主要的鬥爭目標和手段；「四清運動」非但沒有緩解「大躍進」運動以來累積的各種社會矛盾，反而使之複雜化和深刻化，並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文革後不久，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被宣布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纍纍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他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有學者表示，事實表明，在毛澤東發動的「四清運動」和文革初期，劉少奇一直是支持者和踐行者。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並非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對立，其實質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獨裁地位的挑戰與威脅，以及毛對這種挑戰與威脅的回擊。說到底，毛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是由於他認定劉少奇與自己有二心，會像赫魯曉夫那樣在他死後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動干戈地置劉少奇於死地。#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