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5月31日訊】中共1949年建政至文革爆發，北京大學歷經了三位校長：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的校長湯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的校長馬寅初以及其後的校長陸平。在中共治下，身為北大校長、同時亦是學者的他們，不僅無法維繫大學、學術領域的獨立精神，而且他們和家人收穫的是中共對他們的侮辱，乃至迫害。本篇說一說湯用彤。

學術成就

1893年生於甘肅的湯用彤，父親湯霖是清末的恩科進士，平生致力於漢學。湯用彤三歲時，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親非常驚異。因此，他很早就開始在父親的教館中接受教育。

1911年底，湯用彤考入清華學堂，1916年畢業，因患砂眼病需要治療，暫被留校教國文，並兼任《清華週刊》總編輯。一年後赴美留學。在美留學期間，他先是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哈姆林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其後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期間，因其才學出眾，與吳宓、陳寅恪並稱為「哈佛中國留學生三傑」。

1922年，湯用彤回國，先後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哲學系、南開大學哲學系、北大哲學系、西南聯大哲學心理教育系等。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北大在北平復課，湯用彤始任文學院院長。

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湯用彤是少數幾位能融匯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他的學術代表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隋唐佛教史》等，這些研究填補了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佛教對中國的影響這一學術領域上的空白，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出第一屆院士81位，其中人文組（含社科）院士28位，北京大學的湯用彤與清華大學的金嶽霖、馮友蘭，均因哲學研究的突出成就等，一起當選中研院人文組院士。其學問可見一斑。

而湯用彤的這些成就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取得的。湯用彤的兒子，北大已故教授湯一介就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湯用彤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後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只偶爾寫一些考證的小文章，更多的時間是在看書，查資料，寫讀書劄記……

放棄留美和去台灣機會

1947年湯用彤利用休假機會，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中國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之邀，決定回國。

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走入頹勢時，蔣介石於1948年12月派飛機到北平「搶救華北學人」，湯用彤也在搶救名單上，但他並沒有乘機南下。其後，離開的胡適也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卻依然選擇留下。

一念之差後的歲月

中共占領北平後，湯用彤被師生推選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相當於校長），任期為1949年5月—1951年9月。其後，馬寅初接任校長，北大搬到燕園，湯用彤則擔任北大分管基建與財務的副校長，與專業風馬牛不相及。

1954年湯用彤出席《人民日報》主持的胡適批判會，回來後即患腦溢血；此後長期臥床，再無學術新成果。估計此時的他已然對中共心生恐懼，選擇了明哲保身的態度。1964年3月他因心臟病發作住院治療，5月病逝，終年71歲。

大概湯用彤不會想到的是，死後的他也沒被中共放過。文革爆發後，他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的兒媳、湯一介妻子樂黛雲，在某篇文章裡寫道：「我真是從心裡慶倖他已於1964年離開這個他無法理解的世界。」

的確，如果湯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紅衛兵抄家、鞭打的厄運。

兒子湯一介文革遭遇和自責

根據大陸《新京報》年刊發的《 2015儒學家訓下湯一介一門三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文，湯一介在1943年春在西南聯大附中讀初二時，讀到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他和他的同學們雖然對「革命」一點不懂，但覺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於是一行五六人偷偷前往延安，結果到了貴陽就被抓了回去。被教務主任接回昆明後，湯用彤並沒有責備湯一介，而是聯合幾位家長寫信給校長，「對聯大附中提出了批評」。

多年後，談及這段經歷，湯一介說：「正是由於我沒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機會在北大念書，也才能在北大遇到樂黛雲，我們才能結合在一起……」

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大哲學系，1951年畢業，期間加入了中共，開始接受了馬列主義。畢業後與同學樂黛雲結婚，並留校任教。按照湯一介的說法：「生活給了我這樣一個錯覺，好像通往『真理』的門大開著，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幾乎什麼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記那些由前蘇聯輸入的教條。」

1957年反右期間，樂黛雲被打為「極右派」，湯一介則受到一定衝擊。文革開始後，樂黛雲成了「翻天右派」，湯一介則是「走資派黑幫」，並被中止上課資格，除了要接受批鬥，每天還要在校內勞動，或在廣場上拔草，或清掃馬路等。之後，他和樂黛雲、兒子湯雙，與北大兩千餘名員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

在中共的洗腦下，湯一介夫婦曾真心支持文革。據二人回憶，湯一介「真心認為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站到革命路線的對立面了；樂黛雲則寫道：「我們真的從心裡為這次『革命』歡欣鼓舞。」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文革中，湯一介珍藏的成套佛經，每函被抽出一本檢查，有去無回。十年間最窘迫的時候，湯一介賣掉了父親送給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換了六百元。在這樣的環境下，更說不上做什麼學問了。

1973年，一場「反右傾回潮」風暴颳起，湯一介擔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關部門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員調到「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中，他便「很高興」地加入進來。沒想到，掉進了「梁效」這個名聲很壞的深淵。在「梁效」大批判組中，湯一介很賣力，其中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個學者周一良編寫的。「緊跟」、「迎合」成為批評組成員唯一的選擇。

毛死後，文革結束，「四人幫」被抓，被政治裹挾的湯一介也被沒完沒了地審查。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他在遺作《我們三代人》一書中，開篇即說「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接著用1.2萬字的篇幅首次訴說個中細節，連樂黛雲都大感意外。

或許是看透了中共，「覺悟」了的湯一介「再不說那些違心的話」，試圖「恢復知識分子應有的骨氣」。在袁偉時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開辦中國文化書院，標誌著湯一介自我的覺醒。晚年，湯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編纂工作。

2014年9月，湯一介去世。學者趙白生認為：「楊沫（的兒子）也寫過《懺悔錄》，但真正能做到懺悔的是湯一介，他敢於把家人的孤陋抖摟出來。」 #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