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4月27日訊】中國絹絲工業的創始人「朱節香」——是浙江湖州南潯人、朱勤記絲行的業主，於1923年朱節香攜同獨子朱禮耕在上海閘北金陵路420號創辦了「中孚絹紡廠」，建廠初期就擁有絹紡錠1500枚、廠內設有：精練、制棉、前紡、精捻和整理五大車間，並在上海九江路219號303室設立了總辦公機構，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集生產和管理齊全的絹紡廠，工廠很快紡出了210支的絹絲、同時並註冊了「黃虎牌」、「獅子牌」和「鍾虎牌」三個牌子的商標。

經過十多年的精心摸索，絹紡廠的規模有了較大的發展，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絹紡精紡錠已經擴充至4800枚，並開始利用自紡落綿進行短纖維紡絲，規模為紬絲精紡錠420錠，紡制40支「多福牌」紬絲，工人有100餘人，並在上海長沙路149弄16號正式設立了自己的發行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因工廠在閘北（當時的戰區），部分廠區被日本炮火炸毀，只能被迫把工廠設備遷移至公共租界——購買了西康路1501弄3號原「泰豐餅乾廠」的廠房進行翻建改造後於1941年工廠復業。復業後的生產能力為年產絹絲50噸、當時的「中孚絹紡廠」已經具有5400錠精紡機、300錠紬絲機和織機，生產的210/140/120支等絹絲、生產的紬絲織成棉綢，所有產品遠銷南洋、印度等地，產品很受歡迎，每年所得外匯不少。

到1948年時，「中孚絹紡廠」的99.7％股份都為朱家所有，外股僅占0.30％，實際已成為朱家的獨資企業。1949年春（上海在中共建政前），「中孚絹紡廠」占地9畝，職工400餘人，絹絲年產量已達52噸。

另外，浙江嘉興的「緯成絹紡廠」也是朱禮耕與當時新聞報館經理汪仲韋先生於1936年一起籌資七拾萬兩銀元向浙江省財政廳投標購買、共同經營的，廠址原設在浙江嘉興南湖之濱，擁有紡錠7160枚。但也因抗日戰爭爆發，嘉興淪陷，廠址被日寇占領。被迫於1939年重新在上海長壽路21號(現為99號)購地建廠房，定製國產絹絲精紡錠2000枚及開繭、梳綿、制練條粗紡、精紡、合絲、捻絲、燒毛、打包等配套設備。翌年10月建成開工投產，定名為「上海緯成利記絹絲廠」，對外業務聯繫時，又稱「緯成利記絹絲有限公司」。

公司事務所設在長沙路149弄16號，全廠職工259人，其中工人236人。生產「孔廟牌」210支、140支、120支桑蠶雙股絹絲，年產30噸，產品也全部銷往東南亞。

朱節香他除了和他父親創辦絹紡廠外，他還熱愛教育事業，根據1948年出版的「百業指南」上，上海西姚家弄48號標註的是私立思敬小學，該地塊是1916年由朱節香在朱家祠堂裡創辦的「私立思敬小學」。

中共建政後，於1952年由邑區教育局「批准」，學校由「私立」改成了「公辦」，並改名「西姚家弄小學」。當時朱家祠堂由紳士、朱氏族長朱之淇（生於1693年）及族人集資多購隙地建的祠堂，它創建於1771年，占地3畝余。歲月滄桑，雖然「西姚家弄小學」校園半個世紀以來，校名幾經變更、校舍幾經易手，原有祠堂建築也早就改建成5層樓現代校舍，但這3畝余的朱家祠堂遺址地塊仍然完整無缺，並一直由區教育局掌管。

「西姚家弄小學」早在1963年左右被撤併到「聚奎街小學」，遺址成為中學分部。現遺址為2010年9月遷入的「董家渡路第小學」，聚奎街小學同時被撤併到董家渡路第二小學。由光緒十年（1884年）繪製的上海老城廂地圖可知，縣署附近的「朱家祠堂」在西姚家弄上標註得十分顯目,「朱家祠堂」能在上海老城廂地圖上被標註是屈指可數的，應當說當年還是頗有名氣的。

西姚家弄48號這一「朱家祠堂」遺址地塊，240餘年以來，仍然是一個整體。「朱家祠堂」是朱氏家族的族產，1774年時，祠堂就擁有240畝由家族成員捐出的農田。據文獻史料記載，1936年，在「紀念私立思敬小學辦校20週年」之際，諸多民國政要徐世昌、孫科、鈕永建、居正、孔祥熙、韓復榘、吳鐵城、潘公展等二、三十人紛紛揮毫為該校題詞祝賀，他們都是政府要員、著名金融、商界、教育界人士，以如此豪華、龐大和高級別的陣容，為一個地處上海老城廂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朱氏家族辦的弄堂小學「私立思敬小學」建校20週年題詞，確屬罕見(錄自「上海市地方誌」2013年第五期）。

朱節香他還有個嗜好就是非常的喜愛花木，在上海浦東六里橋（就是現在浦東的花木街道）建有占地達43畝的「朱家花園」，花園內修築的住宅廳堂規模甚宏，還建有涼亭、荷花池、假山，並種植各種花卉、樹木，臨河建有鐵欄杆、碼頭，供搖船遊蕩玩。除此之外，朱家家族在浦東嚴橋地區擁有土地4300多畝（相當於嚴橋鄉公社耕地面積的一半），雇工50餘人，當地百姓稱他們「朱半天」。

我們朱家除了在上海開設絲織廠、織布廠，在大東門一帶還有3000多間房子，因此，又被稱叫「朱半城」，這一切在1949年後都被中共沒收歸為國有了，1958年12月15日成立的「五一人民公社敬老院」，就建在「朱家花園」內。那時敬老院收住了14位孤寡老人，在此頤養天年。1959年6月1日，敬老院改名為嚴橋人民公社敬老院，並成為向外賓開放的單位之一。同年，中國版畫家賴少其（後任安徽省美術家協會主席）、漫畫家葉苗和蘇聯畫家葉菲莫夫等4位中蘇畫家，還在敬老院牆上作壁畫「工人騎上千里馬」，這在當時「大躍進」的年代，此事在嚴橋地區還留下了這樣一段佳話呢！

朱禮耕於1948年去世，「中孚絹紡廠」的管理和業務開始由他的長子朱勤蓀、次子朱稺耕、三子朱幼耕及四子朱也耕兄第四人共同接管並管理廠內外的一切生產事務。

1949年後，中共先把工廠改成由國營公司來領導、加工、定貨、收購，直至1956年在「大合營運動」中、又把工廠進一步的演變變成了「公私合營中孚絹紡廠」，美其名曰「享受」國家對民族資本家的所謂「贖賣政策」——政府根據核算給資本家發放「定息」，按季度發放。

至1960年政府又說為了防止國民黨要反攻大陸了，要把重要的工業設備都遷移到內地去（大三線和小三線），把當時的「公私合營中孚絹紡廠」以「遷併結束」為名，把廠內70%的設備、人員和資金倂入他們新組成的「上海絹紡廠」、把剩餘30%的設備和人員遷移至江蘇泗陽去，當時中方為了故意排擠不把朱家四兄第安排在上海、特意把他們劃到了去安徽泗陽的名單裡，那地方是安徽最苦的區域，朱家四兄弟處於無法、根據國內政治形勢（當時恰逢國內三年自然災害和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緊張時期），誰都不知道資本家被趕到了那種地方會對我們怎樣？

為了安全、只求保命，經再三商量後只能忍痛放棄、決定不去泗陽，從此朱家就這樣被政府當成他們四兄弟是「自願辭棄」了自家的絹紡廠（事實就是被趕離、被吞併），只「享受」國家對民族資本家的所謂「贖賣政策」——在家按季度拿取「定息」來生活。

但又到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起，就連這「定息」也被否決、停止支付了，完全徹底的給賴皮掉了、直至今天都毫無音信了！中國的民族企業就這樣被政府從「全私有」先變成了「公司合營」的企業，最後直接變成了他們的名牌「國有企業」——當初定名為「江蘇泗陽絹紡廠」，1997年改制為「江蘇泗娟集團有限公司」，到2001年12月再由國有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2011年10月實施股份制改造，創立了「江蘇蘇絲絲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系國家二級企業、中國絲綢家紡十大品牌企業、中國絲綢行業前十強、江蘇省政府33家重點出口創匯企業……

就是這樣，這些官僚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把一個「民族企業」變成「公司合營企業」又變成了「國有企業」再轉變成了他們自己的「民營企業」，這和土匪強盜的行徑有什麼兩樣？！2012年盡然還厚顏無恥的到上海來大張旗鼓的舉辦了什麼「新聞發布會」，說「百年品牌，中國蘇絲，回上海娘家」，到上海來開設門市部、但最原始的墾荒創始者卻給排除掉了，給剔除的乾乾淨淨！這就是中共對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所謂「贖賣政策」，事實是：被他們騙到完全霸佔去後，又變成了他們的私有企業！

更為惡劣的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政府竟不顧自己曾經公開過的承諾（對民族資本家和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統戰工作、對民族企業的贖買政策等等），鼓動工人和學生成立造反派、紅衛兵等組織，對全國的所謂階級敵人（黑六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進行了抄家、批鬥、掃地出門、關進牛棚，進行他們所謂的勞動改造，公司合營時承諾的贖買政策竟還沒滿十年就此停止了「定息」的支付，把他們家中的所有金銀珠寶、銀行存執、現金外幣、古董字畫、高檔家具、服裝、皮鞋等等等等的一切全部搶走，每人每月只發給10元人民幣的生活費！

那些在家的每天必須到街道革命委員會去報到，除了做清掃街道垃圾、通陰溝（下水道）等工作外，還隔三差四的被拉出去、帶了高帽子、胸前掛了很大的牌去參加所謂群眾的批鬥會，在那時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嚇瘋、有的受不了如此的侮辱只能選擇自殺的新聞都不知其數……

這種打、砸、搶、偷、騙的行為一直延續到如今的社會，當今社會的警察、城管、甚至最基層的領導幹部都如此光天化日的在大膽違法、貪污、吃喝嫖賭、欺壓老百姓，更不要說上層的高層領導了，實在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真不知全國上下哪裡還有民眾信任的基礎呀！

上述這些真實的故事，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本人因文化大革命運動連高中都沒機會去讀，因此文章描述得很凌亂，但是在如今的網絡社會，這些真實的故事在網上均能查得到的，本人就是故事中朱節香的後人，這些故事部分是父輩告訴的，大部分都是在網上查閱整理出來的，目的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希望我們國家的執政者能夠真正受到人民群眾的愛戴，更希望我們的後代能夠記得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引以為戒，共創美好的明天。#

責任編輯：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