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3月08日訊】《陽謀》內容提要
一九五七年夏季，由毛澤東親自策劃和指揮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大規模鎮壓言論自由的政治運動。運動採取卑鄙的誘騙方式，號召「大鳴大放」「言者無罪」。最後，一網打盡，使上百萬無辜者淪為家破人亡的專政對象。
本書以大量資料文件、受害者證詞和訪談記錄，對反右運動發生的背景、激烈而戲劇化的過程、結局及其後果，作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不僅揭示毛一手主導的這場大陰謀(陽謀)的決策內幕，而且以數百名「右派」個案的情節，生動地展現一代中國社會和知識界的精英，在專制高壓下，遭遇如社會學家潘光旦所自道的悲慘命運﹕「屈服、投降、活命、滅亡」。
《陽謀》從1991年在香港出版以來，作者與時俱進、精益求精，每次再版都加以修訂，充實新資料，使這本「第一部反右派史書」(劉賓雁序)，更顯內容的豐富、真實和高度的可讀性，為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引言)作出歷史的見證。
陽謀目錄
《陽謀》新版序 劉賓雁——寫在再版之前
引言
一、 執政初期的鎮反與土改
二、 「三反」、「五反」，下指標逼供信
三、 「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鎮壓」
四、 胡風案﹕空前的文字獄
五、 「肅反運動」：矛頭轉向內部
六、 「雙百方針」與延安整風
七、 千方百計引蛇出洞
八、 批評肅反的大鳴大放
九、 親蘇政策不容許質疑
十、 文化教育界的「鳴放」
十一、鳴放中的校園大字報
十二、「黨天下」成眾矢之的
十三、毛親手揭開反右序幕
十四、言者有罪，大批知識分子落網
十五、深挖、搜索，不擇手段
十六、反溫情，六親不認
十七、按預定指標補劃右派
十八、農村和工廠中的抓右派
十九、摧殘家庭及親友關係
二十、學者、藝術家與統戰對象的命運
二十一、右派分子總數超過一百萬
二十二、對右派的七類專政方式
二十三、成千上萬的死難者
二十四、六十年代的右派摘帽
二十五、文革中右派分子的劫難
尾 聲
右派人名索引
附錄：賤民歲月廿二年 劉賓雁
《陽謀》新版序 劉賓雁
《陽謀》初版問世以來十餘年，中國又邁過了一個時代。然而國人對當代史的無知並無多少改變，而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對于父輩經歷了無興趣，又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因而本書也就比十多年前具有更大的價值了。
天災人禍，是我小時候最早學會的詞組之一。可見人禍，即人為的災難在中國之頻繁了。但本書所寫的一種，卻是古今中外別具一格的，無疑是一偉大(不含褒意)創舉。毛澤東不愧為一偉大(同樣無褒意)天才。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我曾稱之為中國當代史中的一大逆轉。不是說那以前就是一個黃金時代，恰好相反。最晚從一九五三年起，那場四年前才取得勝利的革命，已經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當一九五五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時，作案者已經變成反革命了。但一九五六到五七年還是出現了一個轉機，那是二十世紀下一半歷史給與的第一個轉機，不幸被我們錯失了。但隨之而來的災難，也曾經提供另一些轉機，比如一九五三年便已開始、一九五九年由彭德懷推向高峰的黨內反對毛澤東農業路線的鬥爭，和伴隨大飢荒而來的一九五九至六二年反對毛澤東錯誤的社會思潮和農村的包產到戶運動，可惜又一一失敗了。還要等上二十幾年，那便是一九七九年開始的改革了。但一九七九至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我們又錯過了兩次機會，從而出現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全民族、全方位的大倒退。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之死，為社會主義國家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一個契機。當年就爆發了布達佩斯起義。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由捷克斯洛伐克黨的領袖杜布切克發動，全黨決定把斯大林式社會主義變為人道主義社會主義。一九八○到八一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幾近推翻了共產黨政府。雖都一一失敗，卻無不是蘇聯武裝鎮壓(波蘭則是由於為避免蘇聯的鎮壓而實行戒嚴，解散團結工會)的結果。但是倘若類似事態發生在中國，蘇聯就絕對無力干涉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便將會是另一個樣子，而中國也就對人類做出一大貢獻了。然而中國卻失敗得更慘、倒退得更遠，這能怪誰呢？只能算到自己的帳上。
難道還不該做一點自省嗎？我曾寫過「苦難之樹，必定會結出幸福之果」，此言謬矣。我們還活著，就見証了相反的事實︰苦難也會繁殖出更多、更大的苦難。那就看它是在哪塊地上生長出來的了。荒謬絕倫創下歷史記錄的一九五五年的反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冤案，不是就引向反右派運動，而後者又引向文化大革命嗎？「六‧四」之變把中國和民主的距離拉得更遠，也有目共睹了。然而這一切又並不是不可避免的。
反右派運動，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歷史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報復。二十餘年來連篇累牘的批判知識分子之軟弱的文章，忽視了一個巨大的事實，那就是廣大工農群眾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為毛澤東暴政的強大後盾；對於我本人的低頭認罪，全國工農「憤怒聲討」右派震耳欲聾的吼聲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五‧四運動」後三十年知識分子在人民大眾的啟蒙上未盡到責任，難辭其咎。只有胡風一人堅持作家必須發揮「主觀戰鬥精神」、直面人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因而站到了同毛澤東那個把作家和人民變為黨的工具的路線的反對方面。而毛澤東一聲令下，同代作家、批評家、文藝理論家竟一擁而上，對那位偉大思想家和他的同道落井下石！「五‧四」後前三十年文學的貧弱和一九四九年後三十年精神、思想和文學的沙漠化，甚而至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之葬身血泊，究其原因，無不是由於知識分子未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放在苦難的勞苦大眾身上，同時，也欠缺刻骨椎心地探求真理和窮其究竟地深入思索的精神和習慣。而正是這兩點，使胡風以難以想像的頑強堅持其立場，並因而陷於孤立。
一九五七年春季會有那麼多人輕信毛澤東，就和我們的文化基因中欠缺思考的習慣有關。一九五六年兩篇《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於是毛親手所寫，其中對斯大林的極力維護和對蘇共否定斯大林的不滿，曾令我極為反感。但是兩個月後聽到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卻又立即歡欣若狂，心花怒放！既然前一些話言猶在耳，有什麼理由相信毛澤東會在兩個月內(而且是在布達佩斯起義之後)翻然悔悟，真心要聽取異議、糾正他的那條比斯大林還要斯大林的路線呢？不僅是太天真，也太不善於思索了。
這本第一部反右派運動史書，作者竟是一位比右派年輕一代、本人未受政治挫傷、專業又和文史無關的丁抒君，這就透露了歷史的另外一面。神通廣大如毛澤東者，也無力阻止他的罪孽會經過百曲千折促使後人覺醒。這就是我們對中國未來還可以不致絕望的理由。希望這本書不僅照明中國的過去，也能幫助人思索一九五七年以後的歷史和未來。假如今天的年輕人偶發奇興拿起此書，又能夠從中以古鑒今和以今鑒古，洞見一個和自己的設想有所不同的未來，恍然大悟於自滿自足之可怕，為災難還將會以另一種形式重現而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民族之幸，也是作者之幸了。
2002年8月於美國
寫在再版之前 丁抒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我正在上海一所中學唸初一。有一天跑進老師辦公室所在的大樓，幾乎嚇了一跳：走廊兩邊，數不清的大字報從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都是批判「右派分子」的。我趕緊跑了出去。
高中我是在另一所中學唸的。當時的上海市區遠沒現在這麼大。我家院牆外的小河剛被填平修成馬路，河對過的農田裡還散落著幾戶農家。我步行上學的沿途也是一半新工廠、一半老田家。在途經的一片農田裡新建了一所簡陋的初級中學，僅一座樓而已。有一陣，我每日清早從那樓旁的田間小道走過，總看見一個文弱的女子握著長長的竹笤帚在樓前掃地。後來我才知道她曾是我唸初中的那個學校的最高領導：校黨支部書記。她是四十年代末的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一九四九年後理所當然地成為幹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罰到這所「××路中學」來掃地。這是我眼見的第一個右派。
一九六二年，受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哥哥的影響，我也進了清華。進校第一課就是「系史」教育。本系是五十年代仿蘇聯工程物理學院模式成立的，第一屆學生都是從各系選調的優秀生，預定五八年畢業，叫「物八」。五七年該班一小半是右派，比例為全校之冠。當時學制六年，我們預定六八年畢業，也稱「物八」。黨教育新「物八」說：不要走「老物八」的路。
後來才知道，五七年鳴放期間，因五二年高校理、工分家時清華的理、文、醫、農全部遷出，「老物八」成立了一個「理工合校工作組」，在全校徵集簽名，擬請願恢復理工合校。黨說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教學制度」，所以是「資產階級右派」。
「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都可以望文生義，了解其身分。惟獨右派不同。右派是什麼樣，我們不得而知。右派學長們去了勞改農場。但右派教授被寬大，還留在學校裡。譬如數學分析的教授，他是全校公認最好的數學基礎課老師。他有個絕活：用粉筆在黑板上一筆劃一個大圓，漂漂亮亮。每當他畫圓時，階梯教室就會發出一片驚歎聲。第二年的物理課老師也是個右派。後來我練冬泳，有一次入秋後到荷花池旁的露天游泳池，曾看見他也在游泳。
這兩位教授是我眼見的第二、第三位右派。儘管課堂下沒多少接觸，我還是得出了一個結論：把「右派」和「壞分子」並列，大概沒什麼道理。
後來漸漸知道：同屋一位同學的哥哥是右派；另一個同學，父親薛愚曾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是藥學界的「大右派」；還有一位同學，父親胡考原是《人民畫報》副主編、母親戈揚是《新觀察》主編。兩人都是右派。陳安同學的父母陳明紹、陳靄民都是右派。他們都是三十年代清華的老學長。她的舅舅陳新民也是老清華，反右前不久從美國歸來，在母校任教，後來到中南礦冶學院去任院長，也是右派。
也許是近墨者黑的緣故，我那時雖不知道世上已有「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康同壁語]的說法，卻也開始私底猜測，右派可能是好分子。
到了文化革命時，「漏網大右派」的帽子滿天飛，我更明白反右是怎麼回事了。我打算收集資料，把那段歷史記載下來。但因資料不足，始終沒動筆。毛澤東死後，中國開放了一角，我抵不住誘惑，經由研究生、留學生這條道，於1980年到了美國。
1987年初中共開除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三人在三十年前反右時都被開除過一次的。那時我已找了一份教職，有時間寫東西。自忖手頭有關「反右」的資料已夠我動筆，便寫成了此書的初稿。初版問世後，不少右派當事人向筆者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他們有的是坐了十幾年牢的右派，有的是右派的同事，有些是右派的子女。
1988年底，我訪問波士頓，在哈佛大學校園近旁的一棟陳舊的房舍裡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劉賓雁先生。1991年《九十年代》雜誌社刊行《陽謀》二版時，先生特地寫了個序《賤民歲月廿二年》。
因該版早已售罄，《九十年代》又已停業，此書在市面絕跡多年，《開放》雜誌社遂籌劃再版此書。劉賓雁先生不辭辛勞，在病中又寫了一個序。而今新版眼看就要刊行，劉先生卻已辭世。令人不禁想起，與筆者交談、提供過資料的黃繼忠(1923-2001)、王若望(1918-2001)、李梧齡(1935-2002)、吳祖光(1917-2003)，也已在近年先後作古。作者在此謹向今仍健在的陳斯駿、馮國將、戈揚、何之明、黃定良、李溫平、劉光華、王正、文徹赫恩、吳宏達、許良英、張廣達等，致以誠摯的謝意。
丁抒 2006年4月‧美國明尼蘇達州
作者簡歷
祖籍江蘇東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生於四川小城合川東津沱。
抗戰勝利後隨家人遷居上海。六二年入清華大學。六八年赴安徽丹陽湖農場勞動。七○年赴遼寧葫蘆島，任職某研究所。
七九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入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以授課為業，餘暇研究中國當代史。（未完待續）
作者引言
關于在毛澤東時代(1949～1976)中國大陸發生的種種歷史事件，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主張「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埋沒了吧﹗」[[1]]但又有人這樣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2]]說這話的人便是曾呼吁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的老作家巴金。
在那陳列我們民族災難的博物館建立起來之前，我們應當先將沉積在那些往事上的歷史塵灰撣去，將這些事情聚攏來，鑄成一百口銅鐘、一千口銅鐘。我們沒有權利決定哪些是有必要留給子孫知道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我們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樁樁歷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鐘上。
這本書只是一口小小的銅鐘。上面記載著一個重要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極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等各類「帽子」的，共約一百十萬人。此外還有六十萬工人、店員、農民等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十萬人因發表「右派言論」引致成各色「分子」，共一百八十萬人，「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不在內。[參見本書第二十一章]本書即為此一事件前後的社會實錄。
對這場「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曾這樣作總結︰
「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3]]
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4]]
「一九五七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勝仗啊﹗一個肅反，一個反右。」[[5]]
這個「勝仗」使毛澤東獲得了歷代統治者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得以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國。用他的話說，在中國這「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反右之後，他送給中國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于今已臭名遠揚的「大躍進運動」，其直接後果是三千餘萬人死于飢饉，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他的第二件作品就是那號稱「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正如當年反右時落網的上海文匯報社長徐鑄成所說︰
從那次陽謀後，知識份子從此閉口不言，真是萬馬齊喑了。這大概是『殺雞儆猴』的戰略部署吧。這次陽謀的如愿以償，為以後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準備。[[6]]
既然反右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起點，本書的記述也就從這裹開始，看看百萬知識份子是怎樣成為「新中國」的賤民的。
此書業經修訂俾使更多史實能留存于世，不致被時光的塵灰掩埋。
丁抒 2005年3月‧美國
註 釋
[1] 費孝通，《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號40頁。
[2] 《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十月號。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651頁。
[4] 1959.7.31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的講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1996)182頁。
[5] 1959.8.11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96頁。
[6] 徐鑄成《陽謀親歷記》，《中國之春》(紐約)1987年12月號30頁。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