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3月28日訊】春秋

《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

翻譯：子夏問孔子，父母之仇，應該怎麼辦？孔子回答：睡在草蓆上，拿盾牌當枕頭隨時準備玩命，絕對不跟仇人共存在一個世界。如果在街上碰到仇人，碰巧手上沒兵器，別浪費時間回家拿，赤手空拳上去弄死他！

儒家非常重視君臣大義，對冒犯君王的臣子那是絕對要口誅筆伐，但父母之仇除外。伍子胥之父伍奢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費無極讒害，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殺害。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成為吳王闔閭重臣，後來伍子胥協同孫武帶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以報父兄之仇。

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對此的評論是：「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意思是，父親無罪被殺，兒子復仇是正當的，父親有罪被殺，兒子再去復仇，那就是冤冤相報何時了，並不具備正當性。

伍子胥鞭屍曾經的君主楚平王，在儒家看來，是完全合理的正當的，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評價是：「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在真正的儒家那裡，萬事逃不過一個理字。

漢代

到了西漢，董仲舒提出，要用孔子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中的思想來作為判決案件的依據。這就是所謂「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還被清人編纂成書，共11卷，摘取幾個有關案例如下：

案例1：甲沒有兒子，揀了個棄嬰，作為養子乙。乙長大後殺了人，甲把乙藏起來。如果按照當時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後可以互相隱藏。董仲舒認為他們是父子關係，所以甲不能判罪。後來，唐律明確規定了父子相互隱匿不屬犯罪。

案例2：甲把兒子乙送給了別人，兒子長大後，甲對他說：你是我的兒子。結果乙一氣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按照法律，打父親要處死刑。但董仲舒認為甲生了兒子不親自撫養，父子關係已經斷絕，所以乙不應被處死刑。

案例3：父親和別人因口角發生鬥毆，對方用刀刺父親，兒子拿棍子相救，結果誤傷了父親。有的官吏認為兒子犯了毆打父親的重罪，要按律處死。但董仲舒根據孔子的觀點，認為兒子的動機不是打父親，所以應免罪。

唐代

到了唐代，舊唐書記載了一個奇案：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

這個案子很有意思，說有個人叫徐元慶，他爹被縣官弄死了，後來這個縣官上任，徐元慶更名換姓在旅館當服務員等機會，待到縣官來住店，就用刀把他幹掉了。大家都覺得徐元慶無罪，但陳子昂建議說，國法講了，殺人者死，徐元慶應該先按國法處死，然後又因為他是孝子為爹報仇，所以應該表彰。當時的人都覺得他說的對。

可是後來的大儒柳宗元看到案卷，批駁陳子昂，說他在胡扯，因為情與法並不相違背。根據春秋大義，如果徐元慶的爹該死，那麼縣官殺他爹就是正當的，徐元慶報仇就是錯的，怎麼能表彰？如果徐元慶的爹不該死，那麼縣官就是枉法在先，徐元慶為父報仇完全正當，又怎麼能判處他有罪？應該無罪釋放並予以表彰才對。

在陳子昂那裡，禮和法是對立面。但禮與法的目的，不都是為了社會安定和諧讓民眾感到公正嗎？在柳宗元這裡，禮法得到了完美的結合。這才是真正的「禮」，這也是民眾願意服從的「法」。後代的宋儒歐陽修等，在編纂新唐書的時候，也完全贊同柳宗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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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