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2月27日訊】五年前，由於當年插隊時也走向這條不歸路的朋友認為，北島〇九年編輯出版的那本《七十年代》竟然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沉浸在紅衛兵時代的革命豪情，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希望我能夠寫篇書評。我沒有時間撰寫，但是突然想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它和六十年前，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奧威爾寫的《一九八四》做一個對比。因為二者都是以年代為書名，並且都是涉及極權主義社會問題的書。為此，我重讀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第一次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是外文局出版的內部翻譯讀物。我留下的印象是一本政治小說，尖銳地諷刺了共產黨社會的那類專制。由於我覺得自己已經身臨其境，沒有覺得那體會陌生到哪裡去。因此我居然沒感到深刻到哪裡去。現在，時過三十年，我自己的思想已經徹底地脫去了那個社會給我的桎梏，完成了變化，然而再讀《一九八四》，我卻真的沒料到，這才讀出它的真諦。它的深刻，入木三分，甚至可說是刺破星空的遠見，無論就思想還是文學性都讓我瞠目結舌。

四十七歲就去世的奧威爾讓我嘆服，驚為天人！他沒有和我一樣在這樣一個極權社會生活過，但是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對於人性的徹底改變，對於思想結構的徹底扭曲，對於社會及世界秩序的重構，竟然能夠如此深刻，且有遠見地描述出來。真的只能夠說是天才！

天才用感覺和思維就能夠洞穿一切，幹才用自己的勤奮，在人家的啟發下，能夠逐漸認識到這些，庸才或者說無才的人，則就是在人家都已經牙白口清地講明的時候，還是一盆漿糊地在那裡喃喃自語。當然共產黨極權主義社會的知識界、精神界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智力問題，還有更讓人沮喪的道德問題、品質問題。很多人拒不認識基本的道理和事實，只因為名利，只因為趨炎附勢、沽名釣譽、為虎作倀，以及這個社會中固有的二者的混雜，假作真來真亦假。

其實天才揭示的問題一般都不是複雜的問題，而是基本問題，任何人都能夠體會到、認識到。而對此，一旦覺悟它經常讓人立即產生的反應是，這麼簡單的問題，我怎麼沒想到。這樣的問題近如生活問題、社會問題，遠如艱深的物理問題，如量子論、相對論的創生，莫不如此。

我的覺悟可以充分說明這點。因為成年之前，我實實在在地經歷了一個世俗的神學教義的教育和禁錮，即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誤認為、甚至可說是信仰為是所謂哲學和學術，而在走向成年，有了一些自己的感覺的時候，我有了不斷追問的能力、思維能力，就逐漸解脫了它們，步入正途，或者說回到了人類正常追求的道路，我對此的體會真的是太深了，在稍後閒暇的時候，我一定會寫文章專門談，「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問題既不是哲學問題，也不是學術問題」。

它真的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專制思想，在最基本的人的感覺和思想上都是經不住追問和推敲的。我作為一個完全是在共產黨蒙蔽教育下的中學生，只因為有了閱讀、認字的能力，就能從縫隙中逐漸摸索到這一切。這一點前輩知識分子更是為我們提供了證明。

奧威爾只經歷了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內戰，二次大戰，就能夠從外面從根本上、入木三分地揭示它、預言它。弗格林和波普則作為高中畢業生，只在短暫的被它迷惑了幾個月後就看到，在知識領域，馬克思是個騙子，因為他把懷有個人政治目的的「觀念論」，一個政治團體的意識形態拿到知識和精神領域，作為「知識」和「精神」的替代品，作為一種世俗宗教來誤導並且左右民眾，而由此，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觀念論，這種世俗化的神學就一定導致極權主義專制。所以，阿隆才語重心長地說出：

「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在什麼樣情況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一個人可能成為馬列主義者，並且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誠正直的馬列主義者，然而這類人卻都缺乏才智。」（筆者根據阿隆回憶錄的英文本，468頁，德文本，483頁，訂正了中文本，922頁的譯文）

而就為此，我在談到大陸的一些知識精英，即便在遭受到殘酷的整肅後，卻依然沉迷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問題的時候，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關心的不是「知識」和「精神」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他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一般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而是一些意識形態化的人，政治化、黨派化了的人。

任何一個黨派「化」的人都不可能再具有正常的求知和研究能力。

在我過去半生對於共產黨文化思想的研究過程中，就為此，在二〇一三年重讀《一九八四》的時候，我深感慚愧，我已經比只有四十七歲壽命的奧威爾活的更長，可我還是沒有達到他的深度和高度。為此，在這第二次閱讀中，我幾乎是一行一行，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重讀了《一九八四》，尤其是這本書的附錄，那些個對於雙重思想、雙重人格，對於再造語言和思維，讓人們忘記歷史和傳統，讓人們忘記自己正常的人性的《真理部》的存在的描述，每一個字都打在了我靈魂深處，思想深處。為了準確理解，我甚至只好找來英文原文，及德文本。為此，和北島們不同，回顧七十年代末期，我深感慚愧，在我三十歲的時候，我自以為已經從那個社會中反叛，並且走出很遠的距離的時候，居然還是遠遠沒有讀懂奧威爾，如果我那時讀懂了奧威爾，那麼我後來的文字就會更迅速地走向成熟。

就為此，北島編輯的《七十年代》就不用評述了，因為它甚至沒有感到極權主義的惡臭，沒有感到六十年前，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揭示的氛圍，更沒有厭惡和反省，當然更沒有感到我們這代人身上顯示出來的活生生的「變形記」。

我們這一代人，或者說這兩三代人都是真理部的後代，任何人都能夠、也應該感到，你說的話，你唱的歌，你呵出的氣，你的知識結構都是這個真理部給你的。如果你沒有自覺地、有意識地感到這些，改變這些，就是出國留學了，所謂反共了，也依然如此，依然是侏儒……你呵出的還是紅衛兵時代的氣，還是真理部灌輸給你的所謂歷史感、所謂革命氣息、所謂學術。

為此，奧威爾的文字、阿隆的論斷對我們來說是一面鏡子，一把准尺，而你如果不但不想對著它照照自己、反省自己，反而想迴避它、塗抹自己，那就雙倍地證明了你要麼智力出了問題，要麼道德出了問題。

當然一三年的這次閱讀給我的不僅是對以往的反省，它還給了我更為深遠的啟示。

《一九八四》，奧威爾的深刻之處還遠不在一九八四，而是在他對此後的五十年的預言和設想，即《一九八四》絕對不僅是對共產黨社會、極權主義社會的認識。

奧威爾不只是反對共產黨專制，而是更廣泛，更根本的對於人類在二十世紀不斷發生的災難、人類未來的關注，對於現代化，即所謂西化的根本性問題的思索和擔心。在這個意義上，他，以及波普、阿隆等思想家之所以對共產黨問題如此深究，其實也都是出於這個根本的對於人類未來的關心。

一次世界性的戰爭、一個專制甚至幾個專制國家乃至集團，人們可能在對抗中取得勝利，可是它是否會反覆出現，是否會不斷地讓幾千萬人付出生命，是否不斷有人會公然用槍炮在東柏林、在布達佩斯、在拉薩、在布拉格，在北京的街頭和廣場屠殺民眾？——它是否會成為一種趨勢，威脅到人類的未來，威脅到人類的存在根本？這才是奧威爾《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最根本的關切。

西方政教分離，近代化以後帶來的問題已經困擾這個世界一百多年了。不僅是因為他們帶來了兩個極權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帶來永遠不斷的各種類型的族群問題、信仰問題、文化問題的對抗，乃至征戰、屠殺，帶來自由經濟名義下的毫無道德的勾結和擴張，而且還因為在他們自己的身體中也已經滲透了這類問題，滲透了不斷櫱生這些病毒的病原。

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擔心的已經不只是東亞國和歐亞國，而是大洋國問題。他感到，最危險的未來是：英國和美國的發展走向！大洋國的孤立主義、實用主義、對人的統治監視手段，對人性的蔑視，大洋國為了權力的徹底的物質主義，也就是和共產黨極權主義社會對稱的、又一個西方文化中的徹底的物質主義——即唯物主義的社會，是人類社會今天最大的危險。在面對二〇一七年的世界現實的時候，閱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讓你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此時在何處！

在奧威爾去世六十六年後，難道我們正在從另外一個側面複製三十年代，重新面對那個時代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百年前，由於政治和經濟危機，歐洲人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各類意識形態及其以它為武器的黨團風起、保守主義風起，民族主義風起，基督教教會救世說風起……。在這樣的颶風中，歐洲曾經從一九一九年幾十個民主國家到一九四〇年只剩下五個民主國家，百年後，現在，我們再次由於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及難民問題重新陷於動盪的浪濤中。毫無疑問，孤立主義，白人優先、基督教優先、文化優越主義是民主及普適人權問題的死敵，是世界動亂和災難的根源。如果人們現在任其泛濫，不斷任其隨意地碰撞價值底線，民主制及這個世界肯定會走向又一次危機！

現代化走向，西方近代帶來的價值及文明能夠解救自己，走出這個悖謬境地嗎？至少眼下的答案還不能夠肯定地說能。為此，在這個意義上，在已經遠遠超過直接的反對極權主義的意義上，即在為什麼會產生極權主義，會不斷產生類似的威脅的意義上，我推薦有思想、有感覺的人重新閱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沒了《一九八四》一書更廣闊地對根本的價值問題關懷和思想基礎的反共，將會再次成為黨同伐異、政治性、工具性的反共，唯有政治的反共不過是飲鴆止渴，因為希特勒也曾進攻過蘇聯，可它沒有為世界帶來和平及幸福，更何況希特勒首先是和蘇聯簽訂了合約。

人類有著不可觸犯的底線和自己的尊嚴。那就是任何人、任何族群、任何文化都是平權的。和諧幸福的生活需要開放，而不是封閉！人類需要任何人都不得碰撞、褻瀆的倫理！

2017.1.27，德國·埃森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