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2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葉蓁報導)上個世紀50年代,留洋的中國學生刮起一股歸國潮,一千多名理工科高材生紛紛返回大陸故土。他們為中國科技做出貢獻,本應受到尊重,卻在中共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屢次被打倒在地,喪失了尊嚴、自由甚至生命。
他們有的懷著學成歸來、衣錦還鄉的憧憬,有的懷著落葉歸根、思鄉情切的眷戀,但更多人懷著振興中華民族的理想,毅然放棄海外優渥穩定的環境,欲將一身所學報效國家。只是他們面對的故土,已經變成中共依靠謊言和暴力統治的黨國。等待他們的,必然是鳥盡弓藏的命運。
大名鼎鼎的蕭光琰,被稱為「中國石油之父」,因承受不住文革的殘酷迫害,含冤服毒而逝;3天后,妻兒也隨他而去。他的境遇,幾乎是這群海歸精英中最慘烈的一位。
一心報國 難辨中共用心
生長於日本,成材於美國,蕭光琰是一位少年得志的科學奇才。他9歲便通曉中日英三語,12歲入讀日本頂尖私立中學,19歲未讀高中便考入美國坡蒙那大學,22歲畢業並進入芝加哥大學化學系,25歲拿到物理化學博士學位,27歲被破格提拔為研究員,進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並連續四年獲得美國石油行業的最高榮譽「石油金質獎章」。
在美國,他與美籍華人甄素輝結為夫妻,生活和美。然而到1949年,蕭光琰29歲時,他加入中共統戰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從此生活軌跡被改變了。中共在建政初期,人才緊缺,便利用海外華人的愛國之情,動員他們「回國大顯身手」。蕭光琰從未到過中國,但總想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麼。受到了中共誘騙,他認為這是為國效力的機會,決心返回完全陌生的家園。
甄素輝曾苦心勸阻:「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干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但他卻把中共當作親人,認為幫助中共就是幫助國家,因而不顧妻子的反對堅持回國。
出發前,蕭光琰聯繫中共教育部,詢問中國石油工業需要什麼材料,他願意收集起來帶回去。得到答覆後,他不惜花費數千美元,購置一批複印設備,與妻子沒日沒夜地尋找、複印、整理國家需要的「科技情報」。1950年底,這對夫妻帶著世界最先進的石油技術,來到舉目無親的中國。
經過鑑定,蕭光琰冒險帶回的材料非常珍貴,一下子彌補了中國石油技術的空白。他很快被分配到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每個月領120元工資,擠公交車上下班。蕭光琰卻以苦為樂:他終於可以為國家做貢獻了。
海歸「異類」屢創科研奇蹟
回國初期,中共給予他一定的優待,但蕭光琰一家生活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仍然感到諸多不適。在北京暫住時,夫妻倆看到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與「萬歲」標語,是在美國見不到的「奇景」。到大連安居後,甄素輝想買幅裝飾畫,在商店裡只能找到毛澤東畫像。工作之餘,蕭光琰喜歡打網球、跳舞,穿戴、飲食都非常講究,這讓受黨文化毒害的同事、朋友非常不理解。
最要緊的是,蕭光琰把美國嚴謹高效的工作模式搬進實驗室,制定一系列「清規戒律」。他還經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同事在工作上的疏漏,為此幾乎得罪了所有人。在民主國家裡習以為常的文明生活與工作態度,讓蕭光琰成了研究所裡的「異類」。
好在他是個典型的技術人才,只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讓他鑽研石油技術,就可以踏實地生活下去。因而,他在中國工作十幾年,頻頻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
在確定提煉石油的催化劑時,他堅持使用催化效率高、回收率高的鉑重整技術,一度成為中共宣傳的五項最重要的科技突破之一。從回國到60年代初,他先後發表29篇學術論文,其研究課題對石油工業起到根本性的推動作用。1961年,他開發出生物催化劑,領先西方國家40年。1964年,他又憑一己之力,耗時4個月研製出超高轉化率的催化劑,為石油制取攻克技術難題。
誰能想到,這樣一位為石油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竟在四年後含冤死於中共之手?其實,早在他回國9個月時,他便受到中共打壓,拉開了悲劇命運的序曲。
遭遇人生第一次打擊
1950年,朝鮮發動對南韓的侵略戰爭,企圖借助蘇聯與中共的力量,擴大共產勢力,這就是中共宣傳的「抗美援朝」戰爭。次年,毛澤東為戰爭造勢,在國內發動相應的「思想改造」運動。具有留美背景的蕭光琰第一次成為被中共批判的對象。
起初,人們不敢和蕭光琰說話,緊接著,有人在會議上公開把他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給他扣上「賣國」「崇洋媚外」「十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等罪名。他被質問的最多的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蕭光琰無法理解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問,氣得摔眼鏡抗議,給領導寫信「討說法」,換來的是人們更多的質疑。
他的朋友、研究所黨委書記白介夫,曾道破運動的玄機: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精英崇尚思想自由,一直被中共視為潛在威脅。在奪取政權後,中共便發動思想運動,逼迫大批「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以確立其領導地位。但是蕭光琰不懂政治內幕,憑正義的直覺為自己的名譽抗爭。當發現有冤無處訴時,他為此失望焦躁,徹夜難眠。有傳言說他出現自虐行為,用頭撞暖氣片發洩心中抑鬱。
運動結束後,蕭光琰變得沉默寡言。單位的中共官員們達到了整人的目的,於是變換一副臉孔,給他做「思想工作」並道歉。蕭光琰果然以為之前的磨難是場誤會,沉浸在重獲中共信任的喜悅中。這時,他的女兒降生,給小家庭帶來陽光和歡樂,讓蕭光琰重拾在中國生活的信心。
平靜的生活沒過多久,1957年,中共又搞起了整風運動,引誘不明真相的知識分子提意見,以達到羅織罪名的目的。單純的蕭光琰再次落入中共圈套,以為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他拿著中共鼓勵「大鳴大放」的文章找領導談話,說他以前受到的批判是錯誤的。
還不到半年,政治風向立轉,中共在全國發起抓右派的行動,蕭光琰的研究所也召開黨委會,確定右派名單。有了上次被打擊的教訓,蕭光琰又變得謹言慎行、小心翼翼,以躲過變換無常的政治風波。所幸他沒被劃為右派,但在接下來的運動中,他一直承受著無休止的侮辱與迫害,直至去世。
運動下的淒惶歲月
1958年,蕭光琰捲入了「拔白旗」運動。「大躍進」後,中共把具有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士劃為「白旗」,加以批判、鬥爭。蕭光琰由於「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工作方式,長期受他人非議,不可避免地再次成為打擊對象。一時間,研究所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有「學閥作風」,「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
蕭光琰在苦悶與徬徨中迎來新年,參加單位的新年晚會。其中,一個名為《洋博士現形記》的活報劇帶給他始料未及的傷害。劇中人按照他的特點化妝成小丑,用誇張和侮辱性的台詞、動作,對他進行嘲諷。聽著周圍人的哄堂大笑,蕭光琰只感到羞憤且無地自容。他曾傷心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
之後的很長時間,蕭光琰精神消沉萎靡,無法工作。60年代初,中共暫緩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對「反右」、「拔白旗」中的過火做法進行「糾偏」。蕭光琰又像孩子一樣振奮起來,並表示「再不頹廢了,要拼命幹」。就在他刻苦鑽研、準備為石油領域拼命奉獻時,十年「文革」如疾風驟雨般從天而降,最終帶給他滅門之災。
文革一開始,蕭光琰就被批為「臭老九」,14歲的女兒被定為「黑五類學生」,從此生活變得一團糟。為了讓他隨時接受「群眾」監督,領導安排幾戶陌生人住進他家,占用臥室以外的其它空間,與蕭家夫婦共用廚房和廁所——他們幾乎毫無隱私可言。
夫妻倆為人彬彬有禮,即使面對這幫闖入者仍保持風度。他們從不與那幾家人搶爐灶做飯,總是等到最後,以致於常常錯過吃飯時間。有時候餓了,蕭光琰只能喝水、吃餅乾充飢。但屋裡的「鄰居」們總是帶著歧視的眼光,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表示與他們「劃清界限」。
蕭光琰還天真地幻想,這場運動遲早會結束,便一直默默隱忍著,和妻子、女兒互相扶持、鼓勵著熬過了兩年。1968年,文革轉向「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工宣隊」進駐研究所。這時,就連一向不通政治的蕭光琰也預感到局勢的惡化。
骨肉分離 相會九泉
10月5日,工宣隊裡的20名彪形大漢,全副武裝衝進蕭光琰家,查抄、搶掠,拿走一切值錢的家當,甚至把甄父留給女兒的家傳戒指也搶走了。這群暴徒還綁架了病中的蕭光琰,與其他「牛鬼蛇神」一同關進牛棚;甄素輝被強行調去農場參加「勞動改造」。溫馨的三口之家,一瞬間支離破碎。
離開相依為命的家人,蕭光琰也失去最後的精神支柱,眼下的日子愈發難過。工宣隊為了工作成績,污衊他是美國特務;為了挖出有力的「罪證」,他們每天對他拳打腳踢,甚至用特製的刑具「三角帶」猛力抽打。蕭光琰痛苦地高聲慘叫,招致工宣隊的無情譏諷與辱罵。一個隊員還根據當地人「白」「博」諧音的方言特點,給他起了侮辱人格的綽號「白屎」,以諷刺他的博士身分。
接著是沒完沒了的嚴酷「審訊」,被迫「徹底交代問題」。他們問他:「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因為寫不出具有轟動性的材料,他只得一遍遍地自我檢討,前前後後竟然寫出二十幾份材料。
12月6日,蕭光琰經歷了一次可怕的鞭打,變得精神恍惚,一連四天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會給出路的……」10日晚,又經歷了一次嚴酷的皮鞭審訊,他終於不願再忍受非人的折磨,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藥。11日早,工宣隊派人喝令蕭光琰起床時,發現48歲的他已停止呼吸。
自殺消息一出,工宣隊也深感不安,立即搜查每個收押者,防止他們繼續「畏罪自殺」。同時,他們為壯大聲勢,硬是宣布蕭光琰的死,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的選擇」,並貼出「特大喜訊」,高呼「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的論調。
工宣隊又把甄素輝叫到研究所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得知丈夫的死訊,她表現地異常平靜。甄素輝看著丈夫的遺體,請求放兩天假,回家照顧許久不見的女兒。兩天后,鄰居們在臥室發現,甄素輝母女躺在床上蒙著被子,緊緊相擁像是酣然沉睡。原來,她們和蕭光琰用了同樣的方式結束生命,離開這個被中共玷污的國家。
曾經,蕭家的才子滿懷熱情回到祖國,14年後,他帶著一身傷痛絕望辭世。他的故友白介夫用沉痛的筆調深情說:「歷盡淒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國人之痛,非獨蕭光琰一人。「海外歸來的是特務」,是文革期間對歸國科學家殺傷力最大的誣陷。根據僅存的資料記載,50年代從美國返回大陸的科學家中,自殺的還有清華大學的周華章、北京大學的董鐵寶、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等7人,身陷囹圄者不計其數。還有更多人,沒能留下任何記錄,真相永遠隱匿在官方有意捏造的歷史之下。
為什麼一心報國、淡泊名利的海歸博士,會在國家用人之際屢遭劫難?為什麼遠離政治、專注研究的科學功臣,會成為鬥爭運動的受難者?非是泱泱大國容不下知識精英的生存,而是中共一貫虛偽、殘暴的本性引發時代的悲劇。文革是中共肆意踐踏人權、毀滅文明的本性大暴露。重新挖掘文革背後的故事,將幫助我們更清醒地認識今天的中國。
參考資料:
1.白介夫,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
2.王德祿、劉志光,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與命運,《科學文化評論》,2012年第1期。 #
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