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2月06日訊】按：「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大規模殺戮運動。對象是內戰留在大陸的失敗者，包括國民政府的原黨政軍體制人員及「階級敵人」。毛曾宣稱鎮反「殺了七十萬人」包含有知識份子。本文作者系中共省級公安幹部，材料均有史料依據。本文翔實記述1950—1951鎮反運動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如何無法無天、按比例、按數位殺人的決策內幕。鎮反殺人數已超過四年內戰國共軍隊的死亡數。而毛的嗜血本性至死不改。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開過十四次全國公安會議。這些會議大都是在毛澤東親自關心、指導下召開的。尤其是1951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更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召開的，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會議通過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初稿是由彭真、羅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澤東看了以後很不滿意，親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這個決議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寫的。

公安部原來計劃於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間召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彙報、總結自「雙十」指示下達以來，全國各地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情況，總結、交流經驗，佈置第二階段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任務。但是，在五月初，毛澤東把羅瑞卿叫去，明確告訴他，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必須馬上緊急召開，不能等到六、七月份。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提前於五月十日召開了，會議通過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決議，要求「全黨全軍均必須堅決地完全地照此實行」。

一九五八年，羅瑞卿在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總結建國以來九年公安工作時說：「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是我們公安工作歷史上一次有重要意義的會議，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對於鞏固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成績，防止和及時糾正錯誤，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對於整個肅反鬥爭來說，我們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殘餘勢力，而又沒有犯擴大化錯誤，這次會議也是一個決定的關鍵」。

羅瑞卿如此高度評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是因為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下稱「決議」）的內容直接有關。下面讓我們來看看「決議」的主要內容，就能一目了然。

決議要求控制殺人比例

「決議」明確要求：將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緊急加以收縮、休整，在四個月時間之內，除進行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及時捕、辦外，暫停捕人、殺人；殺反革命分子的數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即占總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將捕人批准權由縣一級，收歸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委、專署一級收回到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並且規定，今後捕人、殺人要遵照以下原則：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是界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殺反革命的原則是：對於有血債或有其他嚴重的罪行（如強姦婦女等）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決議」特別要求對於在共產黨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人民解放軍系統內，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清理出來的應當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其餘十分之八、九均應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決議」還佈置了清理積案，組織對罪犯勞動改造，為國家創造財富等其他內容。

「決議」為什麼要對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緊急剎車呢？那是因為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已經逮捕了二百多萬人，殺了五十多萬人。進入五月份，大規模捕人、殺人還在繼續進行，其勢頭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而領導鎮反運動的各級黨、政、軍幹部中，特別是地專和縣以下幹部，普遍彌漫著多捕、多殺的情緒，草率捕人、殺人，不少地方已經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殺了一些可殺可不殺的人（據調查均約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錯捕、錯殺了一些人。如不緊急剎車，將會有更多的人被錯捕、錯殺，後果將不堪設想。

鎮反四個月殺人五十萬

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捕人、殺人資料，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個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萬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人，教育釋放3.8萬餘名。徐子榮說的是第一次大規模鎮反運動中捕人、殺人總的資料。而第一次大規模鎮反運動進行了3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0－10至1951－9；第二階段為1951－10至1952－9；第三階段為1952－10至1953年底。根據公安部門統計，第一階段殺人數量約占整個鎮反運動中殺人量的75%，按71.2萬人計算，即有54.3萬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幾個月內被處決的。因為鎮壓反革命運動從「雙十」指示（1950－10－10）下發起，實際執行時間是從1951年1月開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個月，六至九四個月是收縮、休整期，要求暫停捕人、殺人（現行除外）。所以在鎮反運動開始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裡就殺了五十多萬人，超過國、共雙方在內戰中三大戰役（遼沈、平津和淮海戰役）中在戰場上戰死的人數總和，實在令人震驚（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解放戰爭」四年間，我軍陣亡約三十萬，國民黨軍隊陣亡四十萬，國共相加大約七十萬。其中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國共雙方戰死人數為四十多萬）。

當時全國黨、政、軍領導都在忙著殺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殺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被槍斃，夜裡被抓，白天槍斃，如果繼續這樣搞下去，將會出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指揮鎮反運動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中，普遍彌漫著左的情緒，要求多捕人，多殺人，如果不及時糾正這種思想傾向，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會走向邪路。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明確指出：「殺人不能太多，殺得太多了，喪失社會同情，喪失了勞動力」。

鎮反大批殺人風源於毛澤東

那麼，草率從事，大捕、大殺，錯捕、錯殺這一股風是怎麼刮起來的呢？從根本上講是中央。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初期一些領導人束手束腳，對反革命現行破壞活動打擊不力，毛澤東批評了「寬大無邊」這一傾向。中共中央在《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同時，「雙十」指示也明確指出，為了防止「左」的傾向，必須堅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防止逼供信，嚴禁肉刑。

在如何開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保證運動健康發展問題上，中央和毛澤東都沒有提出過操作性很強的有效措施，仍然採用革命戰爭時期打仗的辦法、群眾運動的辦法來代替運用法律的辦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佈廢除「六法全書」，而此後又沒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務院稍後雖然出台了《懲治反革命條例》，但那都是些實體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則規定，沒有任何程式性的規定，所以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實際上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領導人、主要是毛澤東的指示辦事。而毛澤東在具體領導鎮反運動上，仍然沿襲革命戰爭年代指揮戰爭的辦法，在捕、殺人問題上，下指標、定任務、定時間，主觀臆斷，急於求成，不斷地發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時必須逮捕多少人、必須殺多少人。雖然「雙十指示」要求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要「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判處死刑時，黨內必須經過省委、大市委、區黨委及受委託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澤東指定的時間、任務、指標面前，這些規定都不可能執行，而捕人、殺人批准許可權也被最高領導毛澤東給下放了。

毛親自向各地下達殺人指標

下面讓我們來具體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澤東是如何下命令指導鎮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接到中南局轉來的駐紮在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該報告說，在湘西21個縣，僅僅駐軍部隊就已經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並準備由地方政府再殺一批。毛澤東批示道：「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並強調「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要求「各地務必抓緊照此辦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電告華南分局、廣東省委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報告說湖北省已經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級機關內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報告上批註：「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毛澤東看了以後，批評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報告說：兩個月已經逮捕五千多人，殺了五百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是執行鎮反計劃一定要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這是「雙十」指示的要求——筆者）。毛澤東看後批示道：「對判死刑者，輕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殺人批准權由專署一級進一步下放到縣一級。

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判處死刑的人，不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罪行來定罪量刑，確定該不該殺，而是根據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須殺多少人，這是最大的荒謬之處。毛澤東最初要求，殺人比例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五，嚴重的地方，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一；以後他又說個別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過千分之一點五，最多不要超過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殺大殺

1951年二月中旬，毛澤東直接電告上海、南京兩市委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一千五百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七十二人，擬再殺一千五百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二千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二月二日，政務院出台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毛澤東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及各省會城市，說這些地方「是反革命組織的重要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直接領導、指揮下，一夜之間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日）公開槍決五十八人；3月7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日公開槍決一百九十九人。毛澤東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報說在已經處決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礎上，擬再處決一千五百人。毛澤東說：「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大殺幾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報告說：「上海決心在已經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處死一百多人的基礎上，再放手逮捕一萬人，殺三千人，關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澤東對上海市委糾正在捕、殺人問題上謹小慎微的態度，準備大捕、大殺的計劃，給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電上海市委：「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地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於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處決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處決二十八人。「決議」發佈後，由於慣性作用，上海大規模捕人、殺人沒有能立即停止下來，6月15日一天又處決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人，少則幾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

黃克誠提議收縮鎮反毛不理睬

由於毛澤東的督促、鼓動，捕、殺人出現失控狀況，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殺人控制指標，尤其是殺人指標。貴州省委提出殺人數應達到總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決問題。西南、華南也要求突破指標。到1951年5月初，廣東、廣西兩省已經逮捕十八萬（188,679）餘人，處決了五萬七千（57,032）餘人，其中廣東4月1個月即處決一萬（10,488）餘人。到四月底，華東地區共逮捕了三十五萬（358,000）餘人，處決了十萬（108,400）餘人，占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七八；中南地區到五月上旬，殺人超過二十萬，接近人口總數千分之一點五。

這種捕、殺無序的情況，引起一些地方黨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前夕，中共山東分局即下發通知，規定，「山東無論在農村，無論在城市，鎮反殺的比例數，均應低於千分之一為妥」。（因為山東已經進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經殺了不少地主、惡霸，加起來早已超過千分之一的指標——筆者）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說：「目前已個別發生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且現已開始牽涉內部（地下黨、企業、政府、機關），與隱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更需要精細」，「我們擬即收縮—捕殺範圍加以限制，更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鬥爭。」他是最早提出鎮反收縮、限制捕殺範圍的省委領導。

但是毛澤東沒有理睬。接著，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殺，並把處決人犯批准權收歸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達後，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從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這四個省又處死了五萬多人，且大多數沒有經過省委批准。由此看來，解鈴還需系鈴人。要糾正大捕、大殺的無序狀況，還得毛澤東親自出馬，發指示糾正才能見效。

殺人失控欲剎車難以執行

毛澤東對殺人越來越多而且已經失控的狀況開始感到擔憂。4月20日，他致電各中央局書記，要求控制殺人比例：「雖然二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准，但是現在西南已達到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亦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方已超過。一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的太多，不要規定一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分批集中生產」，「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計算，西南、中南、華東三區就有十五萬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產力」（就是說，如果這三區按原來計劃殺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點五，就可以少殺十五萬人以上，而實際上都超過千分之一，如果達到千分之一點五，則多殺三十萬人——筆者）。

「貴州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經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這樣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況為由，允許貴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標，那麼就意味著其他地方突破指標多殺也沒有關係，糾正錯誤不堅決——筆者）。接著，他電告華南分局領導人：「根據華南已殺五萬七千多，現押犯人尚有十六萬多的情況，華南兩省一市（廣東、廣西和廣州市——筆者）和豫、鄂、湘、贛一樣，從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個月，集中力量清理積案，總結經驗，教育幹部」。由於允許貴州突破指標，他的這一指示，華南兩省一市也不會堅決執行。

毛澤東這時感到光有他的批示、電報還不足以制止這一股強勁的捕人、殺人風，必須立即開會，把地方「諸侯」找來，當面親自佈置剎車，否則將會有更多的人頭落地。

「決議」一出台，中央立即轉發，電告各地，大規模的捕人、殺人風，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於慣性作用，會後有些地方仍然捕、殺了一些不應該捕、殺的人。如華東地區1951年5月統計共拘捕人犯三十五萬八千名，殺了十萬（100,840）餘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統計數字是：捕了四十六萬（468,385）餘名，殺了十三萬餘（139,435）名，這就意味著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後幾個月裡又逮捕了十一萬人，處決了四萬人，所謂停止捕人、殺人四個月，打了一個大折扣。但是，隨著《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逐步貫徹，各地捕、殺人的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國實際捕、殺人數字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二、第三階段兩年時間裡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總數只有1951年初那幾個月捕人、殺人數字的四分之一左右，顯然，「決議」起到的作用是肯定無疑的。

毛時代的運動都是鎮反運動

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已經過去六十年，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經過多年的戰爭，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新政權建立後，當政者應該採取寬容的政策，儘量彌合社會裂痕，贏得社會各界的擁護和支持，除非是非殺不可的人，不要輕易殺掉。日本侵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戰犯，他們每個人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幾年後就被特赦回國，而國內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沒有血債，沒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為什麼就不能給他們一條活路，非要殺掉呢？！如貴州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八十一個縣的縣長，在人民解放軍解放貴州時，有的起義、有的投誠，有的被捕後釋放，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大多數人已經做了處理。可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片喊殺聲中，被全部殺掉。

難道他們的罪行比日本戰犯罪行還大？對判處死刑的人，為什麼要那麼草率？安徽省桐城縣擬將十六名反革命處死，報安慶地委審批，地委審查全部否決，退回來。縣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為同意，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將十六人拉到刑場槍決。這十六人中有五個偽保長，四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三個憲兵，二個一貫道壇主，六個地主。十六個人沒有一個人有血債、沒有強姦婦女的行為。事後檢查，有十一個人連逮捕條件都不夠，必須立即釋放。阜陽專區在槍斃幾個惡霸地主時，把同他們睡過覺的幾個「破鞋」也給槍斃了，其罪行是「不爭氣，給勞動人民丟了臉」。還有那些被錯殺的無辜的人，如很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提著腦袋幹革命，躲過國民黨特務無數次追殺倖存下來，卻被自己人給殺了，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由於沒有認真總結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在以後開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再重複這些錯誤，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過後，接著是內部肅反，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右派鬥爭，大躍進運動，「四清」運動，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公安部門根據中央要求，都要佈置對敵鬥爭的內容，把鎮壓反革命作為推動這些政治運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直沒有真正停止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條」、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專案審查等，還在繼續鎮壓反革命，同樣，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辦事，完全是無法無天，使中國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極大的摧殘與傷害。

－－原載《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

責任編輯：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