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1月3日】在中國古人看來，天生萬物，皆有陰陽，陰陽和諧，天地皆安。男女也莫不如此。作為男子來說，要陽剛，要富有責任感；作為女子來說，則以和柔為美，內心能堅守、忍耐。

至於被現代人視為「糟粕」和歧視女性的「夫唱婦隨」，實則講的是一種男女配合關係，男子要有擔當，娶了別人要對別人負責，古人在培養男孩子時就已經教授了這種意識；女子要相夫教子，溫良賢淑。古代留下的「相敬如賓」「琴瑟和諧」「舉案齊眉」等成語描述的就是夫妻之間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齊家」目標的和諧狀態。

而女子在家庭中還有一個重要角色是母親，一個溫良、有愛心、耐心、善心、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母親，孩子一定受益無窮。中國古代不少名人，都離不開母親的教誨，像孟母三遷、岳母刺字、顏征在教孔子等。

然而，接受馬列主義的中共卻把中國人物質化，提出了所謂的「男女平等」，將女性像男性一樣對待，女人要像男人一樣走出家庭幹革命，而這實質強調的是男女對立。其結果是不僅女人不像女人，不再溫良賢淑，男人也不像男人，無承擔責任的意識，無陽剛可言。在一個家庭中，雙方互相都要爭搶家庭地位，甚至斗到你死我活，家庭自然無和諧可待，子女也自然受到影響。

更為可怕的是，中共打著「男女平等」的旗號，鼓勵性亂，從延安時期到現在，中共不僅黨內男女關係混亂，而且當今社會也是「笑貧不笑娼」，中國人的開放程度遠超西方國家。

本文介紹的就是兩個兒女筆下的革命母親，從中我們可以切實感受到中共是如何扭曲了人性，如何將女人變的冷漠、強勢且完全喪失了傳統女性的美德。她們一個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一個是毛澤東祕書李銳的前妻范元甄。

認為孩子是累贅的楊沫

 說到中共「紅色經典」小說《青春之歌》，那可是影響了幾代人。小說中的主人公林道靜和余永澤，一個熱衷革命，一個希望過寧靜的家庭生活。最終，在中共的蠱惑下，林道靜走出家門，拋棄了余永澤，走上了革命道路。據說林道靜的原型正是楊沫自己，余永澤的原型則是她的第一個丈夫張中行，北大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

作家老鬼在《我和我的母親楊沫》一文中描述自己的母親「有嚴重的欠缺」，其並在生前多次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

身為母親的楊沫在兒子眼中的形象是這樣的：不喜歡小貓小狗，不喜歡小孩兒。週末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亂太吵。受父母影響，如同她的母親整天醉心於打牌看戲，楊沫也整天醉心於她的寫作，都同樣的不管孩子，兒女情很淡。尤其在其參加革命後，她更認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贅。

老鬼寫道：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裡，發生過多起為避免敵人發現，革命的母親把襁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楊沫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也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楊沫曾生下5個孩子，因嫌棄帶孩子麻煩，影響工作，因此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她18歲生的第一個孩子在其產後12天，因農村鬧霍亂，不敢多呆，就把嬰兒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結果這個兒子長到1歲半時，生病夭折。

她第二個孩子徐然，只餵了8個月母乳，也送回了河北農村老家。第三個孩子青柯是在1938年冬生於河北深澤農村，剛過滿月，楊沫就出去追趕賀龍的部隊，將孩子留在農村。以後不聞不問，直到8 歲青柯眼睛被人扎傷，楊沫才把他接到身邊。楊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記中也承認自己過去對青柯太冷漠了。

第四個孩子小胖，楊沫還想送給奶媽養，但因為當時中共地委領導提倡女性自己餵養孩子，她才被迫改變了主意，沒有送出去。到生老鬼時，楊沫又將剛出生的孩子送回老家，找人餵奶。

對於自己的這種行為，楊沫說她尊崇盧梭，因為盧梭就把自己的親生孩子統統送給育嬰堂，一個不要。而共產主義的教主馬克思的一些理論正是來自盧梭。

撫養孩子中冷漠的楊沫

 在老鬼的記憶中，母親的冷漠不僅僅表現在不餵養孩子方面，還表現在甚少管孩子，對孩子的事漠不關心上。如十幾歲的徐然因住宿學校不習慣，一次偷偷溜了出來，走了整整一天回到家裡。而楊沫看到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第二天，楊沫就找人將女兒送回了學校。

對於老鬼，從其四年級以後到初中高中，學校開家長會，楊沫就沒有去過一次。在孩子長大離家遠行時，楊沫不要說去火車站，連汽車站都不去，頂多送到家門口。

老鬼也從來沒見過母親週末為孩子們掌勺做飯，改善伙食，也從沒見過她給孩子們收拾衣服，整理衛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顧她。為了省錢，楊沫常讓老鬼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歷，但老鬼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老鬼還記得，母親去蘇聯訪問，到外地出差、參觀、休養，從沒有給他帶過點什麼小紀念品。唯一例外的是她從北戴河回來，帶過幾個海星和海螺。

當老鬼小時候生病肚子疼時，楊沫也表現的極為冷淡，無動於衷。直到幾天後，老鬼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讓哥哥帶著去看病。醫生檢查之後馬上動手術，後來對家人說，老鬼的腸子都黑了，脹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沒救了……當做完腸粘連的大手術後，老鬼在家養病，一天因點蠟燭玩火，燒著了窗戶紙，被楊沫連吼帶罵，抽倒在地上。這樣的毒打，痛上加痛，讓老鬼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終生難忘。他哭了很久。

而這樣的經歷也曾發生在老鬼的哥哥身上。

在三年「大饑荒」餓死人時，楊沫和丈夫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的屋，只供自己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他們認為他們是老幹部，有這待遇，他們比孩子重要，先顧他們要緊。他們也從不給孩子糧票。而老鬼和哥哥一直吃不飽，哥哥還曾在清華大學餓昏過。

老鬼心痛的寫道：長這麼大沒見過母親干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

文革孩子與楊沫矛盾加劇

文革開始後，楊沫和丈夫成了審查對象，多年的受冷漠讓老鬼潛在的對他們的不滿大爆發。再加上受極左思潮影響，老鬼決心離家出走，到越南戰場了此一生。於是才有捆綁姐姐，砸家裡大櫃，搶一筆錢的舉動。這加劇了父母與老鬼間的矛盾。

後來，老鬼在內蒙古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被監督改造。老鬼曾寫信向母親求援，但常常是老鬼寫四五封信，楊沫才能回一封信，還總是要他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當老鬼看到身邊的知青母親千里迢迢來看望時，別提多羨慕了。後來老鬼與父母重逢時的平淡，連來家的客人都覺得奇怪。

而對於老鬼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的姐姐小胖，楊沫也置之不理，最後是徐然將其接回，才恢復了正常。

至於老鬼的哥哥，父母因懷疑他偷了埋在地下的一千塊錢，而大罵他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麼迸出一句：「楊沫同志，你別這樣冤枉好人！」不容孩子頂撞的楊沫於是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因哥哥沒有去處，只得住在家中，但父母卻與其一句話也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卻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此後，哥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舉目無親，給父母寫信，但楊沫和丈夫依舊置之不理，直到5年後才恢復來往。

對於孩子們的婚事，楊沫同樣甚少過問。家裡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而對待外人，她卻懂得送禮，如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

更讓老鬼寒心的是，母親對小胖的態度。文革中小胖被人殺害，5年後殺人凶手因證據不足被釋放，但楊沫卻非常大度，表示願意放過嫌犯，因為他還有三個孩子。楊沫在1977年4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小胖，我的孩子，我對不起你！為了寫作，我沒有精力為你去奮鬥，去打官司。也許今生你就這樣冤枉地死了。」可嘆的是，小胖的骨灰也被楊沫讓祕書處理了，據說撒在香山臥佛寺的一個坡上。

不僅對孩子，楊沫與老鬼的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係也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冰冷，不重親情，是楊沫在家人面前的典型形象。

為什麼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擁有這樣的母親，老鬼不免思忖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母親對孩子缺少愛？他認為，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主要與長期以來中共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

中共建政後，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討伐。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

出身於中共所謂的「剝削階級家庭」的楊沫，自然表現的更為極端，並將毛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浸到骨髓和血液中。於是，才有了這樣的「革命母親」：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認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思想好，對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遠比對自己的孩子關心和熱情。在單位裡笑容可掬，回到家卻動輒打罵孩子，冷漠粗暴，照顧粗疏——謂之曰：嚴格要求，不嬌生慣養。

在老鬼看來，，那種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狹隘理解和片面的極端教育扭曲了母親的人性，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

楊沫晚年的懺悔

 晚年，楊沫與李蘊昌再婚。在特別重親情的老伴薰陶下，楊沫也恢復了親情。她不僅願意與孩子相處在一起了，還時不時寫信或通電話，問長問短。楊沫說這時候她才感受到了天倫之樂的幸福。她曾說道：「哪有不疼愛兒女的母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虧欠了兒女們。他們自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都是住校，節假日回來也未必能見到我。他們缺少母愛和母教，好可憐哇！」

為了彌補對孩子們的虧欠，晚年的楊沫加倍的彌補。她總是挂念著徐然、青柯和老鬼，還為小胖寫了文章鳴冤，常與徐然切磋寫作併合著了一本《青藍園》……她變得關心孩子的冷暖，對孩子的困難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別通情達理，善解人意。此時的老鬼才感受到了「慈母」的滋味。只是這樣回歸人性的「慈母」來的太晚了。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