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一副對聯之爭與遇羅克之死

更新 2017-10-20 11:17 PM 人氣 2487

【大紀元2017年10月20日訊】1966年文革爆發後，在毛的授意和支持下，不僅所謂的「四舊」被「破」，中共黨內一些從上至下的官員也被打倒，他們的子女也受到了衝擊。在衝動下，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8月1日，他們又將對聯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主要高校的校園。

對聯之爭

對聯在各個校園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而這個以「血統論」為基礎的對聯，也很快在北京市傳開。

據《文化大革命史》一書記述，8月2日，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陳伯達接見了辯論雙方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並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支持「血統論」對聯者聽說陳伯達的建議後，非常興奮，並以瘋狂的熱情捍衛對聯。當天下午，北航附中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不停的呼喊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導致了清華園內反對者的不滿和針鋒相對的辯論。

在這場紛爭中，以清華、北大等學校為開端，掀起了成立「貧協」的風潮，不少學校以出身為標準將人們分成兩大主要派別，通過劃分，出身「高貴」子女的父母更加英雄。這些「高貴」的出身包括：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和下中農，時稱「紅五類」。與之相對的「黑五類」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

為了表示紅衛兵血統的高貴、把父兄的舊綠軍服與紅衛兵袖章搭配在一起，緊束寬條皮帶，成為紅衛兵的標配，有些紅衛兵還登上了黑皮靴，滿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不雅詞語和不可一世的神態，儼然是流氓無產者。

不久後，北京天橋劇場的一場大辯論，使「血統論」在社會上進一步傳播。而利用紅衛兵為自己衝鋒陷陣的毛，則在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民眾。此舉不僅顯示了毛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也包含著對「血統論」的支持。

8月20日，北京工業大學三年級學生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發表演講，不僅高調宣揚「血統論」，而且也表達了對文革的一些看法，比如他說「我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著肚子，像無產階級的樣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樣」，等等。

在毛的支持態度下，在譚力夫的講話傳遍北京後，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出現了「非紅五類」學生被紅衛兵集中起來看報紙、學文件的情況，他們甚至連上廁所都要向紅衛兵請假，回來稍遲一步，就會遭到白眼或呵斥。在下鄉勞動時，他們要幹最髒最累的活兒，他們還被剝奪了掛毛像，唱語錄歌等權利，備受歧視和凌辱。但也有個別這樣的學生為了自保，則主動去與紅衛兵套近乎，並充當了紅衛兵的打手。「血統論」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

遇羅克批「血統論」

1942年出生的遇羅克，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被中共專政的資本家，這樣的出身在1949年後無疑是「賤民」。據其家人回憶，小學時的遇羅克聰明好學，喜愛看課外書籍，還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歌詠比賽、詩歌朗誦、文藝演出等，是老師們的好學生，同學眼中的「小學究」，父母的好兒子，弟妹們的好兄長。

然而，隨著父母在19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上了初中的遇羅克也受到了「另眼看待」。班主任開始將他的操行評定由往年的「優」改為「中」，並像對其他父母遭到厄運的學生一樣，見到遇羅克也總是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甚至有一次竟說：「出身不好的學生就像有了裂紋的鑼，敲不成音了。」遇羅克的回應是：「我就是面破鑼，也要敲一敲震震他們。」

1959年，遇羅克高中畢業。雖然成績優秀，但因為出身問題而無緣大學。他抱著一線希望，在家又複習了一年，還是因同樣的原因不能上大學。上大學不行，參軍更是沒有資格，這讓遇羅克開始明白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中國，有這樣一群人，從一生下來就低人一等。

這究竟是為什麼？遇羅克陷入了思考。而早在讀高中時，他就開始涉獵中外哲學著作。他如此說過：「唯有對什麼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較出哪個思想體系是更為正確的，他的信念才是堅定的。」高考落榜後，他又開始自學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從線裝古書《史記》、《孫子兵法》到《新約》、《舊約》，他都去讀。廣泛的涉獵讓他學會了思考。

1960年底，遇羅克響應中共當局號召，去京郊紅星公社當了個農業工人。 1963年，他開始寫一些影評文章，並在報刊上發表。1964年，他從京郊農村返城，進工廠當了個學徒工。此時，他還自修了俄語和日語。生活的美好似乎在向他展開。

然而，政治嗅覺並不敏銳、不了解中共殘暴本質的遇羅克很快遇到了大麻煩。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拋出了《評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得到了毛的支持。抱著為吳晗還擊攻擊的遇羅克遂寫下了《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和機械論者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兩篇文稿，分別寄給《紅旗》雜誌和《文匯報》。前一篇被退回，遇羅克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報紙上一些無聊文人大喊『吳晗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一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另一篇則被刪改後刊登，但遇羅克發現，版面的編排上對他很不利，「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的農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發，「破四舊」愈演愈烈。遇羅克發現，他發表在《文匯報》上的那篇文章，已經將自己置到了文革的對立面上，這也就意味著，危險隨時會降臨。為了不讓日記和讀書筆記落入抄家者手中，而牽連家人，遇羅克將其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集自己思想精華的藍皮的「北京日記」，內中有對姚文元和陳伯達等人的批判。他將日記委託給小妹遇羅錦藏匿起來。令人嘆惋的是，遇羅錦在藏匿日記時將其不小心丟失，被一個紅衛兵送到了派出所。

很快，東窗事發，遇羅克被本廠的一幫紅衛兵帶走，在學習班裡檢討批評。不過，風波漸漸平息。如果遇羅克就此放棄他的思考，那他完全可以活下來，但是當他聽說紅衛兵的暴行時，當「血統論」甚囂塵上時，遇羅克再次拿起了筆，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血統論」，提倡民主和人權。他還呼籲「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羅克將文章刻印了100份，署名為「家庭問題研究小組」，分頭寄給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並大量張貼在北京街頭。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王建復等人，為《出身論》的觀點和論證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聯絡地址，他們找到了遇羅克。經過商議，他們決定對《出身論》稍作修改，刪掉某些太露鋒芒的言論，以「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的名義，向全社會推出。之後，《出身論》在《中學文革報》上刊登，很快銷售一空。該文被廣為傳播，並在出身不好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鳴，影響很大。

此後，遇羅克又在《中學文革報》的後幾期上，發表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等文章，對「血統論」作了系統的批判。在與支持「血統論」的人進行辯論時，詞鋒犀利的遇羅克每每將對方駁得啞口無言。

為了博得毛的支持，遇羅克曾先後5次給毛寫信，呈上《出身論》，並為自己的觀點據理力爭。然而，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態為《出身論》定了性：《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