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1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葉蓁報導）盛夏的清早，他拿著一本「毛澤東詩詞」，出門前拉着四歲孫女的小手說，跟爺爺說「再見」，這成為老舍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1966年8月24日，這位曾緊跟中共的「人民藝術家」，選擇在一潭湖水中悄然結束生命。

就在自殺的前一天，老舍剛剛遭受紅衛兵3個多小時的毒打和辱罵。與他同病相憐的，還有北京市文聯和文化局的28位作家或藝術家，這便是文革歷史上血腥的「八二三事件」。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以筆名「老舍」最為人熟知，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文學家及教育家。他生長於貧苦的旗人家庭，入私塾讀書成材，長大後受洗禮成為基督徒。1926年，老舍赴英講學，以發表《老張的哲學》走上文學創作之路。抗日戰爭前後，他的代表作《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問世，因其濃郁的「京味」成為文學經典。

抗戰期間，老舍還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之一，輾轉武漢、重慶等地，以各種文藝形式宣傳抗日。「抗敵協會」其實是中共想盡辦法控制的文學社團，老舍更成為周恩來有意拉攏的對象。

投向中共後鮮有佳作

文革前，老舍的文名已遠播海外。1946年，老舍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中共自篡奪大陸政權後，大力籠絡公眾人士、國內外精英，藉他們裝點門面、穩定政局。《寫家春秋——老舍》記載，老舍曾接到「周總理」的親筆書信，反覆讀了數遍，更因讀到「回來共商建國大計」而落淚。就這樣，老舍懷著無限的幻想，於1949年底回到大陸，以狂熱的態度投入中共領導的創作活動。

老舍在大陸立即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受寵若驚的他在名利的誘惑下，逐漸淪為中共的御用文人。自1950年起，他接受毛澤東「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指令，創作一系列歌頌所謂「新時代、新人物、新政策」的作品。

作家端木蕻良評價老舍：「寫了很多配合任務的東西。」的確，他不僅放棄最擅長的小說，遍涉話劇、快板、鼓詞、相聲等通俗文體，而且把擁護中共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比如他的話劇《女店員》寫道，陶月明不知選擇靠近哪個經理，余志芳表態：「你要站，能不站在黨這邊嗎？」話劇《全家福》的劇中人更是高喊：「黨和毛主席是我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一部歌頌「社會主義」的話劇《龍鬚溝》，讓老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大陸作家。然而在中共嚴密的意識形態監控下，老舍一度感到「好不傷心」。

1952年，他創作話劇《春華秋實》時，不得不接受「集體創作」，以至於耗時十月，先後增刪12遍，每次都是改頭換面重新改寫。老舍後來透露：「經過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後，那些原作好處即連根拔掉；若有四成藝術性，到後來連一成也找不著了。」1955年，他的舊作《駱駝祥子》再版時，也為了符合新社會的要求，在結尾刪除了近萬字的內容。

因此，老舍在中共掌權後雖然是高產作家，然而配合當局的「應制之作」中卻鮮有佳作傳世。他的經典作品都是在1949年前創作的小說，確立了自然樸實、幽默生動的藝術風格，並通過大量使用方言口語展示其非凡的語言天賦。這位受過傳統教育且信奉神明的作家，在中共的矇騙與利誘之下，逐漸扼殺了藝術生命，一步步地走進毀滅的深淵。

熱衷參與文革 最終厄運降臨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大力擁護中共的老舍卻一直被「黨組織」排斥在外。據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回憶，在五六十年代，老舍提交入黨申請報告，得到的卻是周恩來登門婉拒。理由是「在目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對我們新中國實行孤立、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你暫時還是留在黨外好」，有些事「讓您一個有聲望的黨外人士說，作用就大多了」。老舍完全聽信了這套說辭，表示「聽黨的，聽總理的」。

胡絜青還說，文革開始後，老舍認為自己有必要了解文革，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因而，在文革初期，他並非批鬥對象，卻抱著積極的學習態度參與這場政治運動。據《老舍年譜簡編》載，1966年7、8月間，67歲的老舍因患支氣管擴張而送醫。出院後，醫生叮囑他多注意休息，老舍執意要去上班，到北京市文聯參加文革運動的「學習」。

8月23日，老舍穿戴整齊，準備前往文聯。出門前，妻子胡絜青本不願他去單位，他卻強調：「『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麼能不參加呢？」其實，面對這場席捲全國的文革運動，老舍並不像表現出來的那麼推崇，他的態度也是很矛盾的。就在前兩天，他曾對兒女們談起歐洲歷史上的文化革命，並認為文革「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他說：「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麼大的權力？」「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早在1951年10月，老舍發表文章《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表達自己對新社會的熱愛，毫不掩飾對政治運動的擁護：「要搞通思想，非參加政治活動不可。」這或許就是他熱衷文革運動的初衷。

他還在文中描述了一場中共批鬥「惡霸」大會，宣揚兒子揭發父親的變異倫理觀，更說自己變了一個人，和幾百張嘴一齊喊「該打！該打！」始料未及的是，一場血腥的批鬥厄運如現世報一般降臨到老舍自己的身上。

「八二三事件」始末

女作家楊沫的《自白——我的日記》留下了北京市文聯「八二三事件」的敘述。鎮壓作家蕭軍是當天事件的導火索。文化局的人在上午批鬥蕭軍，因其態度強硬，就有人打電話請來女八中的紅衛兵女學生，幫助鎮壓蕭軍。老舍也在上午來到文聯，中午要回家時，因汽車司機罷工，便留在辦公室。

約下午3點，午後烈日炎炎，一群紅衛兵衝進文聯。這群中學生個個「頭上扎著兩條小刷子，腰裡繫著寬皮帶，氣勢洶洶」。文聯、文化局的幹部、藝術家們被召集到大院裡（兩單位在一個大院裡），有人高喊：「xx站出來！」那人就急忙從人群中走到大院當中，被迫帶上一副用鐵絲繫著的大木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的名字，加上「走資派」「叛徒」「牛鬼蛇神」等稱謂。

加上蕭軍，共有29位文化名人被唱名揪出，其中就有老舍。《蕭軍紀念集》中記錄了大部分人的名字：老作家駱賓基、端木蕻良，文化局長趙鼎新，京劇演員荀慧生等。大約4點，兩輛大卡車把29人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裡，那裡已經集中擺放了北京各劇團的大量戲裝。

紅衛兵架起大火堆，烈焰熊熊，一邊燒毀「四舊」，一邊高喊口號：「打倒反革命黑幫！」「打倒反黨分子xxx！」「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這29人以頭頂地，圍著火堆跪成一圈，身後是數百名紅衛兵。有的拿著木刀、長槍、金瓜錘等道具，有的解下銅頭皮帶，劈頭蓋臉地毒打他們約3小時。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中描述：「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裡。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老舍等人回到文聯約晚上7點，還要繼續接受批鬥。楊沫回憶老舍被打傷後的樣子：頭上蓋著一條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漬。天黑後，院裡亮起了燈，老舍就在燈下挨批鬥。幾個女學生緊緊圍著他詢問，不時用皮帶抽打。

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浩然描述，一位作家忽然跳出來「揭發」老舍，說他在美國時出賣《駱駝祥子》版權，要美金不要人民幣。其實老舍於1946年赴美時，人民幣並未在大陸流通，更無不要人民幣一說。但是喪失理性的紅衛兵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一人從老舍頭上摘牌子，大概是被弄疼了，老舍摘下牌子向身邊另一個紅衛兵打去，遭到這群人變本加厲的毒打。

浩然表示，他從一開始就想保護老舍，紅衛兵剛到時還專門給文化部主管打電話：「老舍是保護對象，我們該怎麼辦。」對方的態度模糊而不耐煩，最後給的說法是「接受群眾衝擊」。這時浩然見更多的人叫喊著準備圍住老舍，他情急之下說：「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西長安街派出所派車接走了老舍。浩然說他這麼做，是為了保護老舍。

為什麼那些紅衛兵有權力大張旗鼓衝進文化機關，對數十位文化名人動手施暴？早在1966年4月，中共發布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文藝界各單位是「反黨但社會主義的黑線」，在其中任職的作家、幹部理所當然成為被批判的「黑線人物」。

而紅衛兵殘酷的暴力攻擊，與毛澤東的支持有直接關係。同年8月，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運動，各學校普遍成立紅衛兵，學生打老師的事件迅速蔓延全國。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並對獻袖章的宋彬彬說：「要武嘛。」此後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闖入機關或居民住宅，毀壞書籍、文物並肆意毆打「黑線人物」，都得到當局的支持。

老舍沉湖之謎

老舍被送到派出所後，直到半夜才獲准回家，並被要求第二天來單位接受批鬥。接他的是胡絜青。她是在派出所的小套間裡，見到老舍坐在一個空桌子前，拄著腦袋，頭上蒙著浸滿血漬的白紗布。

回到家，胡絜青把臥房的剪子、小裁紙刀之類的都拿走，怕他尋短見。舒乙回憶，凌晨入睡前，母親為父親清理傷口，當父親脫掉襯衫後，母親看到他被打的慘狀，想哭又不敢哭。「她取來熱水，用棉花沾著熱水一點一點地把它浸濕泡軟，那背心的面紗竟深深地陷在肉裡。」受盡侮辱之後，老舍卻告訴妻子：「人民是理解我的！黨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是最了解我的！」

24日一早，老舍換好衣服，跟孫女道別後出門，就再也沒回家。因為老舍失蹤，紅衛兵還拎著銅頭皮帶到家中尋人。25日下午，胡絜青接到陌生人電話，要求她快到太平湖來。

她趕到湖邊時，只見到打撈上來的老舍遺體：蓋著席子，只露出兩隻腳，黑鞋白襪都是乾淨的。有目擊者告訴她，白天看到老舍坐在湖邊的椅子上不動，拿著毛澤東詩詞念了一天。晚上他就投湖自盡，估計是兩隻腿站在岸上，頭浸下去死的。

天黑了，北京市文聯才派來一輛卡車帶走老舍的遺體，送往八寶山。有人告訴胡絜青，老舍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後不能保留骨灰。清晨回家後，胡絜青發現屋裡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

同樣是25日下午，舒乙在北京市文聯拿一張蓋有公章的證明書：「我會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到火葬場操辦父親後事。舒乙說，當時是兩個年輕婦女辦的手續。其中有個梳小辮兒的說：上面有規定，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文革受難者》載，雖然無法查證「規定」的來源，但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或打後自殺的人們，無一留下骨灰。由於大規模的暴力與殺戮，北京非正常死亡人數逐日增加，運往的火葬場遺體既沒有標明姓名，也不作血跡清洗，導致焚燒遺體與保管骨灰的困難。同時，中共當局的邏輯是，「他們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殘酷的方式剝奪，對他們的遺體當然也要窮追猛打。」

12年後，老舍得到平反。中共陝西省委辦公廳曾耗時17個月調查「八二三事件」，最終的審查結論認為它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而是「極左」行動偶然發生在一天的巧合，而且找不到總負責人。但是受害者之一的蕭軍女兒蕭耘分析父親留下的資料，堅持認為「『八二三』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當年遭受迫害的作家、老舍的親友也紛紛公開紀念或研究老舍受難的歷史，對老舍的逝去寄以哀慟，並對文革進行反思。然而，誰幕後操縱紅衛兵，誰是迫害老舍的幕後真凶，老舍自盡前在思考什麼，誰發現了老舍遺體……這些問題大家莫衷一是，永遠成為歷史的謎。

老舍的自殺，不僅是他個人的厄運，更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劫難。正如季羨林在回憶老舍的採訪表示，文革是一場「最野蠻、最蠻橫、最沒有人性」的悲劇。十年浩劫雖已成為歷史，但從未遠去，太多有關那段往事的真相仍被中共掩蓋、封殺，我們需要通過僅存的史料一窺中共的本質。挖掘歷史，走近真相，或許能夠發現，滅絕人性的慘案仍然發生在今天。#

參考資料：

1. 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
2.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
3. 老舍年譜簡編，舒濟，《新文史資料》，1986年第2期。
4. 浩然口述老舍之死，鄭實、浩然，《讀書文摘》，2009年第7期。
5. 寫家春秋——老舍，郎雲、蘇雷，北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

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