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1月12日訊】6.
在繁忙的讀書和思考工作中，因為有很多依然非常值得去學習，借鑑和進一步思索的問題，所以我始終沒有時間來寫這類回憶性的文字。但是由於這本何維凌文集的出版帶來的對三十年前的那段歷史的描述，以及涉及的問題實在是很根本的問題，它不僅是歷史，而且甚至影響到時下中國的形勢及對未來的展望，及對下兩代人依然急迫的對真理部對精神及社會的禁錮的認識及粉碎問題，因此我決定先停下其它工作，花費些時間來寫這篇回憶性的文字。
本來在正常的知識環境中，在寫下上面的歷史以及對比之後是不需要我更多的解釋的。因為在正常社會中，有一般的價值、審美、學術和做文人、做知識分子的標準，人們自可以自己去想、去判斷。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一個從《一九八四》後又繼續下滑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一個特殊的被徹底扭曲了精神的中國人的社會，因此很多問題必須說的牙白口清，一些時候你甚至還必須點名對號入座，否則人們根本不會理解這些問題的本來意義。而時下對何維凌的回憶和定位，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的偏差，指鹿為馬、黑白混淆即是因此而生。
6.1.九層地獄第八圈，幼年失學少養教，何來繁星佈滿天——無法自圓其說的歷史圖像
寫何維凌回憶的人鉤織了一個八十年代星光燦爛，一片光明的圖像？單就這個圖像來說就是經不得任何歷史辨析的昏話，就只能說明那些如是說的人對什麼是知識、人才和歷史的看法出了問題。這其實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我們一直奇怪的中國沒有如東歐社會那樣走出共產黨黑暗統治，其原因也正是因為這種封閉扭曲的思想，徹底佔據了知識生活的壟斷地位。
反觀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文化圖像實際上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十分簡單的線條，我把它簡略如下，稱為九層地獄：
1.五四後基督教式的世俗教派及其思想進入中國
——2.二一年在歐洲人的支持下成立共產黨組織
——3.世界性的戰亂，抗戰徹底摧毀中國社會秩序
——4.四九年極端化西方世俗教團共產黨掌握政權
——5.連續的運動從各方面摧毀傳統中國社會及文化
——6.反右派運動決定性地徹底清算各類知識精英
——7.「文化大革命」徹底毀滅所有異質文化
——8.八十年代群星燦爛（？！）
——9.最近二十年，社會及文化墳場的徹底腐爛
在這樣一張，中國文化傳統逐漸墜入九層地獄的歷史表格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說當代中國最黑暗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幾乎可說是徹底地黑暗，精神世界和知識世界遭到了最根本，甚至可說是最徹底的破壞和摧毀，那麼其後，地獄第八圈——七六年到八九年怎麼可能是群星燦爛？如此，你立即就會發現這個說法不合情理，會立即感到這肯定是一種自欺欺人！
「你用什麼燦爛，你用什麼能立即修復這個斷代，這個封閉，這個十年只有鬼叫的墳場？」
如果你不能立即發現這個說法的不合情理，感到這肯定是一種自欺欺人，你不覺得你的知識框架一定出了問題了嗎？
顯然在群星燦爛這一欄，你只有填上，「毀滅的繼續發展和氾濫」，或者「真理部徹底統治時期」，才能夠自圓其說這個九層地獄的歷史過程。因為在反右運動二十年後，如果沒有徹底的「否定」和「翻轉性」的變化，它的表現就一定是真理部實現徹底統治後的繼續和展開，至多是一種不同方式的表現。
現在的年輕人看不到這點，是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是因為佔據話語權的不僅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真理部培養的一代人，而且甚至更多的是最墮落時期，在真理部第二代的熏陶下的第三代人。
海外的華人看不到這點在某些方面是因為，這個異化和變態是超出正常社會的人的想像能力的。即如奧威爾在寫到共產黨專制的時候所說，英國人在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民主憲政社會後，無法想像共產黨竟然會壞到這個地步。其實就連那些早期投入共產黨，後來不慎遭到整肅的章伯鈞們不也是說，沒想到共產黨掌權後會壞到如此地步。這樣的現象及認識當然不只是在政治上在文化知識領域也是如此。
北京人話：罐裡養王八，越養越抽抽，這道理是誰也不可能違背的。
我從七十年代初期看到自己被誤導的彎路，從九十年代看到自己被徹底耽誤了的青春，認識到這樣的幼學根基根本難堪大任，而一路感到痛苦和痛心，直到今天我還是在不斷地補充各種缺欠，無論數學、物理、古文、外文、音樂、戲曲……總算亡羊補牢，補回了一些。
我常說，這個時代除非是天才，會成大師，可我必須要說的是，我們可能等來了天才，可等來的最多的是天才的混子。只有各類無操守、缺乏學養卻機智過人，並且帶有無賴性質的混世魔王才能夠在這個社會中如魚得水。只有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這個時期——大家都承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墮落的歷史時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侏儒當道、宵小猖獗……。如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十年代群星燦爛說就是典型的瓦釜雷鳴！那些個吹捧並且與最殘暴的當政者拉拉扯扯的就是典型的宵小猖獗！
6.2.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與何維凌棲身的群體
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一個荒蕪變態的時代，這本不是一個很難看到的問題。這個時代自四九年起，一方面徹底把社會封閉成一個鐵罐，另外一方面把這個罐子中的一切異類消滅掉，第三，則是在這個罐子裡形成一個自己的機制，培養只能與罐子共生的生物。
事實上，無論看到還是理解這個社會都不難，因為奧威爾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就把這個社會幾乎是編年史般地描述出來。尤其是第三點，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根本就是複製了奧威爾《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真理部」的工作。這個真理部就是共產黨執政後，至今在中國大陸還存在的宣傳部、文化部和教育部。
這個真理部的工作是在兩個方向上，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以一種徹底意識形態化，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徹底觀念化來代替一切；另外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語言，奧威爾謂之以「新話」。在這個罐子中使用的「新話」，一方面它創造了新的非黑即白的簡單二分說法的語言和思維，另一方面的功能是使得所有曾經存在的一切的語言失去了原來的含義，當人們再聽到和看到它們的時候，已經完全忘記了它在傳統及一般社會中使用時的意義。使用「新話」和「新思想」的作用在於讓你的感覺、思想，以及表達自己的手段——語言越來越少，越狹窄。最後圍繞著黨，集中在最簡單的二分法上，即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領導。為此，你不僅完全失去了求知慾的本來內容，而且完全失去了你的私人空間和感知能力。即便是基本的食慾、性慾，黨也要改變它，使它們失去可能導致你個性化，個體解放的可能，讓它完全徹底地唯物主義化，即物質化，說白了就是感官化！
在如此兩個抽象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上，對整個社會和每個人施行的徹底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真理部的一切工作又都是圍繞「歷史」和「未來」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和人們已經具有的意識和文化、知識和思維有密切關係。忘記本來的多元的歷史，以及考察歷史的方法，才能夠使這個罐子中的人按照真理部規定的方式生活，為此，共產黨深切地認識到，誰掌握歷史，誰掌握未來。為此，在這個「反對傳統」的基礎上，如何「重新解釋歷史」，如何「走向未來」，「走向」什麼「未來」就成為真理部規定這個社會的另外一項重要工作。
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竟然十分精準地描述出了中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到一九八四年時的情況，到二零五零年時的情況。八十年代中國的所謂知識精英，竟然完全是如奧威爾預言的，主動圍繞在真理部的周圍，在真理部的領導幫助下，用真理部的語言，新話重新解釋西方經典，重新編排過去的歷史，走向未來！這不僅讓人為奧威爾拍案叫絕，而且讓人對於這批真理部的子弟的創造力感到可憐。不僅是八四年，而且至今都沒有逃出六十多年前的奧威爾的掌心，但是卻竟然如此狂妄、自大！
在《一九八四》中奧威爾說：
上一代人絕大多數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滅了，倖存下來的極少數被嚇破了膽，思想上已經完全投降。如果還有哪個活著的人能向你講述本世紀早期的情況，那隻可能是群眾中的一員。（參見：《一九八四》，孫仲旭譯，南京，2010，70頁。以下頁碼均請參見此書）
到一九八四幾乎找不到一本印刷於一九六零年前的書。……人們知道的只是，資本主義的幾個世紀被認為未能夠產生任何有價值的東西。（78頁）
溫斯頓記得，五十年代後期他上學的時候，黨只聲稱直升飛機是他們發明的，過了十幾年，茱莉亞上學時，黨已經聲稱飛機是他們發明的，而對於下一代人，黨就會聲稱蒸汽機是他們發明的了。（119頁）
茱莉亞是在革命後長大的，年輕得記不得五六十年代時（！）發生過意識形態之戰，她無法想像會有這種獨立的政治運動，再說黨無往而不勝，是千秋萬代永恆不變的。（118頁）
此事要從六十年代中期（！）說起，大清洗時，革命時期黨的首批領導人被永遠清除掉了。到一九七零年時，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領導人一個不剩，都被當做叛國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最後的三個人，他們被捕的時間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經常發生的一樣，他們消失了一年多以後，被亮相坦白自己的罪行。（62頁）
到二零五零年，可能還會更早一些所有「舊話」中真正的知識都將消失，過去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將被消滅，他們的作品只會以新話的版本存在，不只是變成了不一樣的東西，而實際上變成了跟以前意義相反的東西。甚至黨的文獻也會改變。連標語都會變。在自由的概念已經被取消後，怎麼會有「自由及奴役」這種標語。照現在看來，實際上將不再有思想了。正統意味著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統就是無意識。（47頁）
為此，人們可以準確地看到，一九八四年出版《走向未來叢書》的時候，所有的情況都如同奧威爾所描述的。
1.一九八四年的時候，這一代人已經完全不知道革命前，四九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曾經做過的探求、討論。
2.他們已經從生下來就和世界其它地區和文化隔絕，那套以論帶史，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根本不可能重新把握前人以及當代其它思想和文化作品。
3.它的表現就是金觀濤們既無閱讀能力，也無研究能力。他們的知識來源基本上只是那些用新話翻譯的西方古典的和現代的著述，用新思想介紹的西方著述。他們以為有了新思想，不讀歷史本來文獻，以論帶史就可以繼續重新塑造歷史。
4.為此他們依然把自己的前途完全依附於培養控制他們的權力及社會，繼續前半個世紀的反傳統、反歷史，繼續發揮、發展各種「新話」和「新思想」，及黨話和黨的意識形態。
5.所以一九八四年後他們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等各類叢書，不僅使用的是新話，而且繼續是在「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的指導下，繼續徹底否定傳統。《走向未來叢書》是極權主義社會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產物，也是一種適應新形勢，即在斯大林、毛澤東後共產黨社會如何適應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新的話語，新的意識形態。
所以，一個有思想的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何維凌以及《走向未來叢書》等之所以能夠在歷史上最極端的專制制度下存在，且如魚得水，絕對不是因為極權主義統治者麻痺了，專制機器癱瘓了，而是因為他們依然如故地如此，「如今，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他們被系統化改造成了無法管教的小野人。但是卻又不會在他們身上產生對黨的紀律的反抗傾向。恰恰相反，他們崇拜黨以及與黨有關的一切。」（28頁）
他們能夠在當時享有所謂思想自由空間，「他們之所以被允許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為他們沒有思想。」（157頁）
所以一部八十年代的所謂思想史，不過是一部真理部領導下的話語和新思想，即意識形態的修正、展開，一部極權主義徹底意識形態化的繼續和發展史。如果說繁星滿天，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教條思想的百花齊放，真理部的第二代精英，所謂小野人繁星滿天。在這種意義下，無論所謂超穩定結構，還是後來的《河殤》都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宣傳物。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試圖緩解矛盾，改善極權主義專制的存在，讓他們重新變得穩定。
當然我的這個評價也完全適用於何維凌的作為。從來沒有進行過經濟學的學習和訓練，從來沒有對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語言及思想方法感到厭惡的何維凌，在八十年代的所謂編著和寫作，都不僅是意識形態讀物，而且可以說是新話、新思想，即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繼續改造一切學術思想的產物。它提供的是一個極權主義社會把學術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活生生的案例。
任何一個有感覺、有思想、有才氣的知識人都不會像何維凌及金觀濤們如此浪費自己的精力和生命！
對此，對於八十年代，對於後來人我還要加上一句，凡是讀八十年代《走向未來叢書》等叢書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從中瞭解、理解那些原著的思想，那些原來的思想家。因為那些編譯者完全是用「新話」，用馬列主義教科書的意識形態術語來「改寫」原著，在這個過程中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九八四》中所說的，讓人們忘記西方思想家、傳統思想家原來的意義。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除了這套叢書中的金觀濤對於中國歷史的所謂理論與研究外，就是被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述先質疑的甘陽對卡西爾的理解和解釋，以及八十年代以來對於啟蒙、自由主義的理解等。對這個時期，八十年代用新話，黨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及思想改寫各類中西著作問題的研究，以後肯定將是一篇重要的博士論文題目，或者說一本徹底解析極權主義文化問題的研究著述的題目。
所以本節再次說明，八十年代非但不是群星燦爛時期，而且可說是承上啟下最糟糕的一個時期，因為在這批自以為精英，進行了反省改革的人手中，在經歷了如此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後，竟然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反思和改變。這批既無傳統學養，又過了求知和學習年齡，還不知道痛苦和反省的人，這批真理部的後代，是兩千年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一代人。
7.
7.1.起自六九的反叛與不同的追求
我對何維凌，以及八十年代的看法不僅不是事後諸葛亮，而且這種對於文化精神、知識以及社會認識的不同，這種分歧源遠流長。由於這一分歧涉及的是根本的對人生的態度，因此幾乎在我們這代人步入人生時，青少年時代就已經存在了。
我們都是在真理部的鐵罐子中長大的一代人，最初的覺悟者的混沌初開起自於六十年代末期。
大約在六七年夏季後，那時我們所有的人依然是真理部的子孫，依然都滿懷革命豪情。當時由於正在走向成人，因此能做的就是模仿所謂革命前輩，或者是毛澤東的青年時代，或者是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如共產學會，如新民學會。在大學是清華四一四們，韓愛晶、蒯大富們，何維凌們，在中學是四三派、四四派，以及外地如湖南的「省無聯」們。大家都在開始探討國家的未來，黨的未來，自己的未來。那時反動的如地質學院的朱成昭、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們，也不過是懷疑毛澤東的獨裁，並沒有到懷疑共產黨的專制，並且絲毫沒有感到自己的知識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偏狹和變態。這個時期的遇羅克可謂是獨一無二，超越了時代。可遇羅克的超越是因為他的反抗精神，而不是他的知識結構和思想。
在六七、六八年，除了夏季出現的四三派宣言、四一四宣言，秋末出現的何維凌們的文章等照貓畫虎的馬列理論宣傳文字外，韓愛晶、蒯大富邀請過四三派的積極分子和他們一起座談過幾次未來會如何。師大女附中的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鄭中偉等在師大女附中也組織過幾次中學生各派的對話。六八年春季開始，四三派的一零一中的任功偉邀集了幾個學校的所謂有抱負的人，到香山、八大處等各處聯誼、聚會，交談讀書心得等。它除了包括一零一中的鮑國路（後來的作家柯云路）們外，還有師大女附中的戎雪蘭、潘青萍和史保嘉，三十五中的華友群，我們學校的甘鐵生、陳淮子、張欣和張力思等。這個群體由於各類人都有，但是最多卻是任功偉、鮑國路一類的缺乏性格和思想的「革命青年」，所以被我稱為二流社。
早期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在思想傾向上還分不開，且是中學生跟著大學生跑。但是早期老兵，幹部子弟和造反派，即平民子弟的對立卻是明顯的。儘管如此，卻都以為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自己是忠於黨和毛澤東的。此後大學生們被分配到天涯海角，中學生們被排放到了鄉下。大學生們拿著微薄的工資，但是卻是社會中的人，在繼續沿著社會，黨給他們的道路走。因為如果不是這樣，他就會丟掉這個鐵飯碗。中學生們則到了鄉下，掙工分，甚至掙不夠口糧，因此沒有了飯碗，只有自己為自己設計現實及未來。社會暫時注意不到中學生，中學生中的一部分也暫時告別了那個社會的軌道。於是產生了反叛，用各種方法發洩自己的生命和熱情。
可以說，從六九年底的冬季返城探親開始，老中學生中的一部分人就走向了另外一條路，精神、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的反叛的道路。四三派和老紅衛兵繼續辯論，平民子弟和幹部子弟繼續往不同方向滑。在這個過程中，提問題的方式開始改變，對社會的看法開始改變。看了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和德熱拉斯《新階級》書的部分中學生，已經開始徹底厭惡共產黨，所以七零年後四三派的任功偉參與組織的在紫竹院等地和幹部子弟張木生的辯論的性質已經變了，超越了六七、六八年萌發的那些衝動。
文革前到內蒙古落戶的幹部子弟張木生為了鞏固和穩定共產黨社會，根據底層的情況提出了農民問題，以及私有化和三自一包等問題，他們以為自己已經大逆不道，破格了。可那時，殊不知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過時的、十分可笑的努力。因為在看過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後，德熱拉斯的話已經滲入到了我們的血液：共產黨是歷史上最貪婪，最殘暴的一個群體，只有推翻它。凡是繼續沿著以前的思路，試圖改良這個社會的，在我們看來都不過是揪著自己的頭髮試圖離開地球，愚不可及。只有沒有思想的人，才會在經過了那麼多的災難後，尤其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後，還對改良共產黨抱有希望。這些看法在七十年代初期，在我們那群人中已經成為公認的思想。所以，我們那個群體那時候，不僅沒有人認真對待張木生的思想，而且認為任功偉等那些文革中活躍人士也早已經落伍出局。而這其實也是直接導致七六年，我們這個群體的人沒有人去天安門參與悼念周恩來的活動的原因。
六九年底後的中學生們，反叛的無所歸依的文人氣的圈子中的核心人物應該是三十五中的孫康和三十一中的張魯生，因為他們常年在北京，而且幹部子弟張魯生住在西單，居然自己有一間屋子。我說他們是核心，是因為幾乎所有的流通的書籍都經過他們，經過西單張魯生的屋子。
和與張木生的辯論不同的是在文學和思想領域，兩種傾向的對立卻不單純是在平民子弟和幹部子弟之間，而更多地是在中學生和大學生之間，它的表現是反叛和墮落為特點的反社會的小說、詩歌作品，及生活方式，和沿著社會規定的軌道的作品，及生活態度的對立。在前者，大家傳閱畢如協的《九級浪》，甘鐵生的《第二次慰問》、《野玫瑰》等，以及各种放肆地發洩的詩歌，在後者則是金觀濤們的「公開的情書「，」寫在芙蓉花開的時候「等。在前者的群體裡有很多人是干部子弟，如畢如協、張寥寥、魯燕生，亦有遊走於兩邊的多多、李勝平，自然最多的是知識分子、平民子弟。在後者則都是因循的，編外體制內的青年。而那個時侯的張承志、高行健們則甚至根本就是編內青年。這個分歧一直持續到七六年毛澤東死後的另外一個政治時期。共產黨社會重新走向秩序和穩定使得編內和編外的黨的青年先天地佔據了社會的有利發展位置。而這個秩序的重建也讓那個反社會的群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很多人開始靠向社會秩序邊緣，試圖沿著縫隙進入社會的有利位置。
回顧這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積極參與七六年在鄧小平的發動下的天安門悼念周恩來運動的幾乎都是那些對那個社會沒有進行過思索和不曾反叛的人；而對七六年後開始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感到雀躍的更是那些在思想上不曾有過任何根本性的反思和強烈的批判精神的人。所以七十年代末期後的社會，只是給那些「真理部」培養的後代準備的。因為七六年前在北京的青年知識群體中精神思想問題發酵的結果是，一批人在政治上由於受到德熱拉斯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影響，徹底對一黨專制絕望，在文化思想上已經徹底地「反社會」，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這個共產黨社會的人。而這就決定了從七十年代中期後，這批人絕對不會希望，和有興趣再進入共產黨社會。因為他們已經清楚地看到，這是一條死路，一條根本沒有希望的路！在那時候，他們就認為，對共產黨抱有希望，只有弱智的人才會如此！
但是人生的確不是那麼簡單，這不僅是一個既存的社會，而且是一個任何以往傳統社會不同的極權主義社會，反叛的人，拒絕它的人根本找不到任何紮根落腳的地方，甚至逃逸的地方，而這就更決定了，能夠在極權主義社會，極權主義制度的鳥巢上找到位置的則一定是稻草和鳥毛。如是而已……！
7.2.在最廣闊的背景上顯示出的不同：永遠存在的兩類知識人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如今會遭到忽視
導致我對何維凌做出前述評價的當然不僅是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及奧威爾的啟示，不僅是對於二十世紀曆史的反省，和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而且還有我在六十年代中期後就已經開始覺醒和存在的中國文人的氣質，以及骨子裡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這其實也是一切社會中的知識人的秉性。就是這兩點決定了我不可能步入如此的人生、社會，進入一個「黨」，怯懦地跟在一個團夥，一個只憑權力，而沒有任何才氣和道德的集團後面。
事實上這個問題涉及的是一般化的問題，永遠的人生問題。那就是人生下來就伴隨的才智、門第問題所導致的，在其後成長進入社會後所遭遇到的平民與權貴、知識與權勢、才能與平庸、追求獨立與趨炎附勢問題上存在著的永恆的對立和衝突。而究其根本，古往今來很多思想和藝術絢爛的火花正是在這種碰撞中產生的。
這種在人生中、社會中的矛盾和衝突，永遠會存在，只不過在不同社會中表現的形式不同。為此它當然在共產黨社會中也存在。任何一個對精神世界和社會現實的關係有所感覺和認識的人都一定會感覺到、看到。事實上，何維凌恰恰在這幾點上都處於一個造成戲劇性的衝突的位置。他門第低微，聰明過人。這個最好的組合，造成了古往今來的多少深刻的悲劇情節，人最豐富的感受和創作。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何維凌本人經歷所顯示出來的故事，還是那些回憶何維凌的煽情語言中，人們竟然看不到這個衝突，看不到這個衝突在當代所揭示的內涵。這不能不讓我們對於這個群體的感知能力，感情及思想產生懷疑。
杜甫詩云，「紈褲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何維凌應該有比杜甫更為痛苦的經歷和感受才是，因為在一般社會追隨馬屁後面、拾遺灰塵，並沒有文化與語言，一般感覺問題的變異。這就是說，你的文化和語言和你追隨的那個馬上人還是同性的。但是在一個一黨專制底下，卻更有一個你是否認同黨文化，徹底意識形態化的精神和生活問題。因為具有正常感覺的人根本不會認同馬上的那個人的語言系統、精神系統。你不僅在社會的等級上和他不一樣，而且在文化精神上你根本已經和他不同類。如果何維凌，以及回憶他的人也竟然沒有感到這點，那麼也可以肯定地說他的人格與基本的做人的感覺是出了問題的。
與此平行的是，今人，一九六零年去世的前朝著名歷史學家鄧之誠曾經針對陳垣們的表現感慨地寫下的感受：「晨間，適翻閱《翁山文外》一過，知古今文人不出兩類：一為達而在上者，稱頌功德，鼓吹修明者是也；一為窮而在下者，憔悴憂傷，即物寓慨者是也。以翁山與徐乾學、高士奇、張英相較，此義自明。今日非無翁山其人，無此才筆耳。」
鄧之誠先生揭示的這樣兩類人的問題，在我看來又是在共產黨社會比傳統社會來得更為尖銳和根本。因為在傳統社會，達爾在上者，雖然庸俗可鄙，可還是有其合法性、合理性，在那樣一個社會就是皇帝也要遵守社會存在的形而上學前提，即那個社會的倫理道德——「天道」，所以在傳統社會「革命」二字具有合法的內容。那些可鄙的勢利小人在基本的做人底線上也還是不敢蔑視一般準則，還要假冒岸然。但是在共產黨社會，共產黨把自己等同於社會存在的形而上學前提，即一黨專制把自己作為社會的存在前提，而這個黨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的團夥（註：Materialism，儘管共產黨把它也翻譯成唯物主義，可它的本意就是物質主義）。
把一個物質主義的團夥作為社會存在的絕對前提，這就是使得共產黨社會從根本上失去了在人類社會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時下在德國經過了多年的辯論，基本上對此已經有了結論，共產黨社會是個非法社會。為此在這點上，無論馮友蘭、陳垣、週一良、季羨林等前輩文人，還是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這些後來者，亦或是何維凌、金觀濤、陳子明等這些扒車者，都比傳統社會中的那些阿諛逢迎的文人更為劣質。因為它涉及的不僅是趨炎附勢，而根本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
作為一代文人，依附在一個唯物主義的，以一黨專製為自己靈魂的團夥上，無異於依附在一個糞堆上，散發出的一定是臭氣。
8.
8.1.再談對何維凌們的評價
我在上面描述出了四條線索，它可以讓人們在從歷史上，學術上，個性和社會存在上，以及這一代人的經歷上來讓後代和歷史評述定位我們這代人的各類人在最近四十年來的位置和工作。
我想，當我們看到，何維凌和我們當初那個中學生反叛的群體的交往並不是在他的生活的主旋律中，對此的答案也就應該有了。當然，如果我們更為具體地研究他在《走向未來叢書》中的所謂著述，再看現在出版的他的這本文集，就會更清楚。因為那是最典型的真理部的文風，對待知識的方法的產物。所以，綜上所述，何維凌不過是一個在根本上氣味不完全屬於共產黨氛圍，大洋國版本的高級於連。一個混跡於共產黨內的高級小政客。因為第一，他在知識範圍內顯示的，無論對西方還是對中國傳統的看法和修養，他不過是一個熟練的意識形態教條主義者。第二，這點，顯現在經驗事實上就更為清楚。儘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主了政，就讓他們那種靈活的機會主義代替共產黨氣，可到死為止，可見的事實讓我們看到的是，他趨炎附勢，從來沒有過自我，當然更無從談起「自我」實現。而他所曾經顯示出的「自我」，在八十年代的現實社會生活中，也不過是動物莊園中的自我，基本的飲食男女及對權勢的順從，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高級市儈。
與此同時，與上述評價平行，在評價何維凌的時候我也看到，他雖然沒有反叛過，可他骨子裡的政客俗氣決定了他也不屬於共產黨，當然更不屬於任何一門純正的思想和學術領域中的探索者。而這其實大約也就是在那個年代他能夠和我們這些反叛的少年來往的原因。在我們這批人和共產黨，大洋國的真理部的文化及其子弟們的對立之外，有一個灰色地帶，而何維凌就是這個灰色地帶的人。事實上方勵之也屬於這個灰色地帶的人，不過是另外一個類型，從思想和氣質上他比何維凌還要接近正統共產黨。可他和共產黨的那個權貴核心的距離卻比何維凌要遠。
大洋國政界及真理部屬下的知識界不可能接受我及我的朋友們，因為他們一下子就能感到我們是異類，我在自然辯證法那個圈子中的遭遇即是為此。可他們能夠接受何維凌和方勵之，而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說到最後，對何維凌的重新思索忽然讓我明白，北大技術物理系出身的何維凌和北大物理系出身的方勵之一樣，都不過是智商高於大洋國知識精英們，寄生在共產黨文化中。如此而已。
在政治領域的社會影響上，在另外一個方向方勵之比何維凌走的更遠，因為他以為吃準了國際社會對共產黨國家的看法，吃準了共產集團的底線，也就是如何玩擦邊球，為此在外行看來有風險的地方，他以為找到了實實在在的安全地帶。而何維凌在共產黨權力階層中玩弄思想文化則比方勵之走得更深，他居然自以為已經能夠深入了決策階層、權力階層，能夠潛伏在那裡發展。此中的冷暖苦痛他應該深深有感，而如果無感而如魚得水，那就更嚴重了。
為此，人生詭異的是，這兩位北大物理專業的人才，沒有在自然科學領域，而居然在人生中，人文領域提供了最好的研究人的案例。它不僅展示了「假作真來真亦假」，而且最後的結果也都是自欺欺人。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也罷，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也罷，其結果都是叫人如何不唏噓！
我們的時代，我們這四十年的延誤，全被這些小智小慧，小玩鬧耽誤了。這麼大的國家，任何小智小慧一定誤國誤民。而這是因為我們這兩代人中沒有有才能的人嗎？不是，因為時代和社會，也因為這些人，凡是稍微有些才能的人，不僅受到政治，也受到這些人的打壓和封鎖。他們自己不反叛，也痛恨你的反叛。這層層的羅網，等你衝破的時候，已經老了，已經筋疲力盡，好在還是能夠為未來和下代積累一些教訓，讓下代人有一個好的起點。構築這個起點，可能是我這代人唯一可能做的真的有用的事情。
無論如何，這個時代我以為給我們最確實的經驗就是，要想成大才，必須反叛，而反叛需要勇氣和才氣，生在這樣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誰不能在這點上做出貨真價實的犧牲和努力，誰就一定是自欺欺人，一定會經不住歷史的滌盪。無論你在黑暗的專制年代，在專制的天穹吹起多少泡沫，最終一定會水落石出。歷史會不斷地為這個欺騙人生與歷史的人加上註腳，加上更多的案例。
8.2.再談我們及我們這代人
誠如本文開頭所說，我和何維凌曾經是好朋友，如果他活著，我們還會有交織，我相信還是會有往來，因為他的不拘一格，聰明之氣和交友的江湖之氣。但是促使我寫下這些回憶文字的卻全因為根本性的思想問題和氣質問題，根本性的對於二十世紀曆史，對於這百年的的中國歷史的看法和評價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做人、知識追求及對思想歷史問題的看法，我和何維凌都有分歧。我們走的道路太不一樣了，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悖。
我不相信，如果何維凌、陳一諮們今天居於王岐山的位置會有什麼和王岐山，甚至可以說與習近平不一樣的地方。因為當初他們在京城中是屬於同一個群體，操著一樣的語言，一樣的思想方法，沿循的是同一性質的社會階梯。這個階梯導致他們的眼界及作為是一種極為狹隘，徹底的意識形態化，或者說是一種徹底世俗教派化。甚至可以說，今天的王岐山的存在就是對那些對何維凌未來可能如何的推測的一個最好的說明。他逃不出這個窠臼，甚至在稍微有要離開這個窠臼的可能的時候就會被黨做掉、清洗掉。
為此，這就讓我們進一步看到，我們的這個分歧，如我上面描述，實際上更深地涉及到如何認識百年來，這個世界所發生的巨大的災難。
這一百年來發生的各類災難，二次大戰，各類大清洗，文化大革命，以及公然用槍炮坦克在電視鏡頭下屠殺民眾和學生，幾百萬猶太人喪生，上億的階級敵人、黨的敵人被迫害致死，都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的，我們有幸活到今天，如何能不對這些問題深思和用我們的勇氣和智慧面對。
8.3寫下這篇回憶，還因為讓我沒想到的是，在如今，文革五十年後回憶何維凌和我們那代人的時候，在重新面對七十年代初期我們就曾經面對的那些問題的時候，我們那代人所提供的回憶、思想及反思，卻居然還不如七十年代初期。我為我們那代人，以及我對面的那批人感到慚愧。五十年來，我們那代人步入社會、步入人生面對的問題，居然一切都還停留在原地，唯一不同的是反叛的人的聲音，由於極權社會返回了正常道路，也由於這代人被風雨的消磨、侵蝕，似乎遠不如七十年代初期那樣成氣了。
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在談到共產黨人的時候說，
「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在什麼樣情況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一個人可能成為馬列主義者，並且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誠正直的馬列主義者，然而這類人卻都缺乏才智。」（筆者根據英文本，468頁，德文本，483頁，訂正了中文本，922頁的譯文）
阿隆的評斷用於對我們這代人評價也再合適不過。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如此黑暗殘暴的時期，如此荒誕的文化氣氛之後，既沒有對自己、對支配社會的信仰，也沒有對自己、對壟斷社會各個角落的思想方法進行懷疑和反彈，這本身就說明智力和性格品質的欠缺，而五十年後還沾沾自喜於此，就更是情何以堪。
我也曾經在六九年到七零年苦讀了將近兩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圍繞他們幾乎所有能夠找到的普列漢諾夫、考茨基、伯恩斯坦，乃至幾乎所有中文能夠找到的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著作。但是現在回憶起這段讀書生涯，我感到的是痛心和羞恥，因為那時我居然無知地以為這些是人類最高的學問和學術，最好的思想及歷史著作。而為此，在人生最寶貴的年華，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卻受到排斥，被佔據了時間。我真的是感到痛心。這個苦讀，實際上有很深，很明顯的無知和愚昧的烙印。但是居然這一代人至今有人還在津津樂道地炫耀當初讀《資本論》，及那個深陷意識形態的泥潭的時期的可悲經歷，居然還有人在曬那荒誕時代的，被禁錮、被限制出版的極為可憐數量及範圍的書單！那不是光榮，而是表明我們這代人無知的恥辱。
走過七十年代，在我回首，痛心之外，我也常常感到幸運和後怕，因為我居然沒有深陷在裡面，而在一年多後，七零年就徹底走了出來，其後亦步亦趨地重複了波普、阿隆及弗格林的那種徹底認清了馬克思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的路。我居然走出了那個社會及其文化。
而這個追求又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在這將近五十年的歷程中，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最困難的應該是中間那二十年，也就是何維凌們發達的時期。那時你是徹底地孤獨，既看不到山頂——未來是如何，也看不清你中途轉向步入的這條路，它的過去——你不曾走過的來路，以及它對於未來所蘊含的意義和可能面對的問題。在這些困難和迷霧中，不僅你面臨的打擊、封鎖、桎梏一直企圖窒息你，而且這個極權社會帶給你的，你首先必須採取的政治反抗行為，更是會輕易地把你引入無休止的，充滿各種誘惑的政治「事業」的泥坑，深陷其中而永遠遠離思想和學術。
在這二十年裡，我們那一代人絕大多數人像一條內陸河，消失在不同方向……就這樣，幾乎煙消云散。但是現在我自己感到幸運的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展示的那個反叛方向，它所代表的未來，可能的未來，我還是堅持把它展開了。而這個展開使我回到正常的人生，以及精神思想道路。我不再覺得我們的時代只是個特殊的時期，而是看到在所有問題上，我們都有著前人的追求，人類的追求，人類歷史的通性，我已經走在陳寅恪、鄧之誠、杜甫、李白、庾信、司馬遷、屈原……歷代文人走過的路上。
這個時代有著更加尖銳的文人與官僚、自由與專制、才智與平庸、傲骨與阿諛、等級與門閥問題，有著更為深刻的文化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
8.4.在結束這篇回憶，這篇對我的半生，對我們這一代人半生的總結的時候，我要說的是，最近三、四十年西方思想界一直在討論，是否應該把共產黨和希特勒納粹相提並論。我認為從根本上，這兩個派別、黨團是一種文化的兩種世俗化結果，是相同的本質不同方式的反映。
這兩個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群體，是基督教社會政教分離以後的世俗結果。它們都是用人的世俗化觀念和群體來取代基督教教義及上帝的結果，都是「教派」紛爭，互相征伐在一個沒了基督教的世俗社會中的結果。這就是說，這兩個群體存在的觀念基礎都是世俗化的宗教征伐及滅絕，都是建立在族群滅絕的基礎上的。
宗教世俗化帶來的族群滅絕是造成二十世紀所有大的災難的基礎。為此，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和希特勒納粹的同質性。為此，共產黨從過去宣佈的階級消滅，到現在的一黨專制，凡是有異於這個黨都毫不留情、喪心病狂地予以鎮壓消滅，也就決定了它最後一定會如希特勒那樣被國際法庭審判。東歐共產黨、柬埔寨波爾布特集團都已經步入這個被審判席。這個在二次大戰後才被人們警覺到的反人類罪，一定會被越來越普遍化，直至被國際社會徹底接受。
一黨專制的基礎就是族群滅絕，就是反人類罪，就為此，歷史已經注定，最近一百多年產生的共產黨，無論思想還是罪行都是在被審判台上。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納粹德國發生過的歷史為鑑，那些凡是想在這樣一個舞台上表演的人，都一定會留下比任何社會更為醜陋的東西。
法國已故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說，「我認為，現代社會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黨專制體制，也就是極權主義。」（210頁）「某些人說我一貫反對共產黨，我問心無愧地堅持這一立場。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令人憎惡的程度絕不亞於納粹。」（雷蒙•阿隆-1982，回憶錄，928頁）
我們離這個時代越遠，就會越清楚地看到這一切。我寫下這些字，也是希望為這個時代留下一些記憶。我們那代的人不是只有紅衛兵、造反派，真理部的後代，也曾有過明確地、徹底地，毫不妥協地拒斥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的追求者。
2016.8.7德國·埃森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