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7月12日訊】6月30日以來，中國長江中下游經歷嚴重洪澇災害，沿江數省受災人群近3300萬人。湖北省災情最重，計17個市、80個縣與1162.85萬人受災。官方宣傳仍然是老套路，即政府如何關心民眾疾苦、軍隊如何奮不顧身之類。但我注意到幾條信息，一是三峽與洪災的關係再被質疑，二是湖北成為重災區，省會武漢成為水域。上述兩點，說明水災如此嚴重，實有人禍因素。

每遇洪澇災害，三峽工程就成質疑目標

話說當年論證三峽大壩的好處，一是發電，二是可以有效地控制下游水量。但自三峽工程投入使用後，人們感受到的情況正好相反：下游乾旱時，大壩需要蓄水，出現與下游爭水的情況；下游發生水災時，三峽卻需要洩洪，加重了下游災情。前些年發生洪災時，國內網友發帖，說看到的水是清水，是三峽洩洪下流的水。今年據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湖北江夏柯先生，他也證實了長江流域的一些蓄水工程系統早在7月1日就已經開閘洩洪。

前幾次官方回應這種說法，只是讓幾個三峽工程的部門主管出面聲稱，並未有洩洪之事發生。這次為了「取信於民」，《中國青年報》於7月8日發表專題採訪《四問三峽大壩：武漢洪災和三峽工程有關係嗎？》，這四個問題依次是：1、三峽工程防洪功能分為救人與自助，目前三峽的功能無可替代；2、有了三峽大壩，本次抗洪中近4成的洪水流量被削減；3、三峽大壩與本次湖北洪災沒有關係。沒有調洪是為了應付更大洪災，比如四川即將到來的大洪峰；4、根據以往規律，長江中下游汛情一般來得比上游早，今年由於有了三峽，如果出現上游大洪水，相比於1998年，下游的防汛壓力會減輕。

受訪者多是水利工程專家，對這些用專業知識與相關數據組成的一連串分析，外行人無法置喙。《人民日報》等官媒多轉載此文，以期降低質疑之聲。但由於現在政府與官媒信譽極差，專家早就被網民蔑稱為「磚家」，關於三峽大壩的作用之評價，就只能是平時存而不論，一遇洪災就受到質疑，然後官方民間各自解說。

武漢淹城：填湖造地的孽報

湖北災情為何如此嚴重？直接原因是湖北地區湖泊大量消失。長江中下游地區湖泊眾多，對洪水具有明顯的調蓄作用，強降雨時，可暫時蓄納入湖洪峰水量，削減並滯後洪峰，減少洪水造成的危害。這些本是千百年來的治水常識，但自中共執政以來，常識不管用，其樂無窮的「與天奮鬥、與地奮鬥「成了常態。

湖北號稱「千湖之國」，直到20世紀50年代，星羅棋佈的1309個湖泊就像一顆顆珍珠，鑲嵌出一幅水鄉澤國風光。湖北省水利廳2009年發佈的《湖北省水資源質量通報》顯示，湖北現有百畝以上湖泊僅574個，平均每年有15個大湖消失。幾年過去，如今這些湖泊只剩下300餘個。

湖北湖泊迅速消失的原因，以80年代為界，此前是因為吃不飽飯，向湖泊要地種而圍湖造田；自改革開放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因城市建設缺地而填湖建房。

第一輪急劇消失發生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全中國響應毛澤東「戰天鬥地」的號召，向大自然要糧，毀林開荒、圍湖造田。據《湖北湖泊面積五十年消失過半，加劇洪澇災害》引用數據，湖北省在20世紀50年代曾有0.1平方公里以上大小的湖泊1309個，湖泊總面積8503.7平方公里。由於大規模的圍湖造田，到80年代時，湖泊數量下降到838個，湖泊面積縮減為2977.3平方公里。湖泊容量也從50年代的130.5億立方米下降到56.9億立方米，下降了51%，而有效調蓄容積僅為30億立方米，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26.6%。江漢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30年間面積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為10.19億立方米，調蓄洪水的能力嚴重退化。

第二輪則是近20餘年間的填湖造房。隨著房地產開發成為一個高盈利行業，武漢等地的房地產開發商將主意打到了湖泊上，填湖蓋房成為趨勢。其間也有一些反對聲音，但填湖愈演愈烈，大量湖泊永遠消失，僅剩下一個地名供人追憶。2012年4月，武漢沙湖填湖事件被CCTV專題曝光後，湖北省與武漢市政府一度發起所謂「湖泊革命」，整治破壞湖泊的房地產建設工程。但這種運動式的整治並未能阻止填湖建房風潮，據說僅武漢一市，因房地產開發就有近百湖泊消失。

這次水淹武漢，在漬水嚴重的地區，很多原來都是承擔蓄水、分洪功能的湖泊、濕地，被填之後建成住宅小區，每逢下雨，居民就被漬水困擾。今年雨水多，這些樓房就泡在「湖裡」。

清朝官員比本朝官員更有環保意識

談到中共建政後對湖泊的過度開發，我就想起一件往事。

當年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我因寫作《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在圖書館裡查閱資料。《皇朝經世文編》收集的清代官員奏疏讓我很受震動。按照大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自清代中期開始，官員瞞旰昏庸，無能之極，只知貪污斂財，不理國事民事。但那裡面的奏疏卻表明，不少封疆大吏對本省民情、農商經濟都非常熟稔，且深知其利何在，其弊何來。本文只以乾隆時期湖南巡撫楊錫紱的《請嚴池塘改田之禁疏》為例。清中葉乾隆時期，中國人口已達前所未有的3億，導致人地關係緊張，無地農戶大量增加，人們開始在湖泊河灘上開墾種植。楊錫紱在疏中寫道，當時湖南「不獨大江大湖之濱，及數里數頃之湖蕩日漸築墾，盡失舊跡，即自己輸糧管業，數畝之塘，亦培土改田，一灣一澗，亦截流種稻。」「此弊不獨湖南，大約東南各省無處不然。」結果是每遇洪水，漫溢為患。湖北一地也是如此，當地官員奏稱，荊襄一帶湖泊廣延千餘里，每遇漲水，「必藉餘地容納」，但由於當地百姓「因於岸腳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隨借水糧魚課四周築堤以成垸」，結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都被沖毀，數萬人被淹死。浙江等地巡撫也有同類奏摺，他們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向乾隆皇帝痛陳此類弊端，希望通過政權的力量改變這種狀況。

對比起如今受過現代教育、滿口環保口號的官員，清代雖然還無「環保」一詞，但官員那樸素的環保意識卻比現今強得多。

當年甘肅舟曲因巨大泥石流導致城毀人亡之後，我曾經寫過《生態安全：一個國家最後的政治安全》一文，指出現代國家安全的保障不再僅僅涉及軍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來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遺傳資源、氣候等環境因素。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因為環境退化使生存環境惡化，生存空間縮小，並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衰退，其政治結構也將變得不穩定。結果或是導致一國內部的動亂，或是引起與別國關係的緊張和衝突，如今的南海問題，本質上就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爭奪海洋資源。

－－原載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