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6月25日訊】在中共「英雄模範」榜上，有幾個外國人，除了眾所周知的白求恩外，還有幫了中共大忙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十分重視對西方媒體記者、作家、學者的公關。當時，被稱為「紅色記者」的知名西方人有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等就曾先後去過延安。他們為中共所欺騙，並為之塗脂抹粉，並成為中共在國際社會的義務宣傳員，其中斯諾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撰寫的美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不僅為中共在世界上爭取到了不少外援，而且也使得眾多青年知識份子對中共充滿了嚮往，而投奔延安。

受宋慶齡影響的白人記者

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後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具有冒險精神的斯諾於1928年9月抵達中國後，擔任一家美國報紙駐華的記者。1932年與海倫．斯諾結婚。1934年，斯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至1937年，同時擔任美國《紐約太陽報》、英國《每日先驅報》特約記者。

關於斯諾為何選擇長時間呆在中國，斯諾個人傳記的作者托馬斯．伯納德認為：「與經濟有關的因素對斯諾留在中國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國過得很舒適，甚至奢華。」斯諾的第一任妻子海倫也坦誠經濟因素對於他們選擇留在中國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們的生活水平將提高許多倍……我們同上海的3808名美國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的時候，過著王子般的生活。」

顯然，在中國當記者，不但可以過上舒適的生活，還能為斯諾帶來不小的財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獲取的稿費就達到25萬美元，這在當時顯然不是一筆小數目。

在中國期間，斯諾看到了中國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對國民黨政府產生了負面的看法。此時，隨著與宋慶齡與魯迅接觸的增多，其「左傾」思想變的愈加明顯，而宋慶齡是秘密的中共黨員，魯迅則是被中共視為朋友的知名作家。斯諾認為，與宋慶齡的私人交往甚至比報導「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槍」之類的事來得更為重要。他因此接受了宋慶齡對於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諸多看法，比如宋慶齡曾把蔣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災星」，比如中共則是「中國唯一一個繼承了孫中山未竟革命事業的革命力量，並將最終統一中國」等等。

如果當時斯諾知道為其所信任的宋慶齡乃是中共黨員，不知他會作何感想？

進入延安 採訪中共高官

1933年，出版商哈里遜．史密斯為斯諾提供了一個賺錢的機會，約他在1934年年底寫出一本關於紅色中國或者其他主題的書。斯諾立即「很高興的收下來」。不過，直到1936年的初夏，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才與同胞馬海德醫生結伴，拿著其名片，前往延安。

在延安期間，斯諾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左權、聶榮臻、程子華等紅軍領導人，成為第一個採訪邊區的西方記者。同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了其採訪文章：《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頭戴八角軍帽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間，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報紙也相繼發表了斯諾的陝北報導，其中美國的《亞洲》雜誌發表了他采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等。

在這些報導的基礎上，7月，斯諾在北京寫成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10月該書在英國倫敦出版。1938年2月，中譯本在做了少量增刪後，改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成為當時的暢銷書。但近年來有研究者稱，《西行漫記》應算埃德加和海倫兩人合作的產物。

顯而易見，斯諾並不知曉的是，在他的書中所記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詞，都是中共想讓其看到的「美好一面」，進而向全世界宣傳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設定好的戲詞，至於被毛害死的劉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虛偽，毛和中共領導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蕩，毛對中共軍隊規定的「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的抗日總方針……斯諾無疑是沒有絲毫辦法知曉的，而這正是中共一貫對待西方記者的伎倆。

斯諾幫了中共大忙

斯諾撰寫的書籍在國內、國際上產生的廣泛影響，可以說幫了中共一個大忙。許多年輕學生紛紛閱讀此書，並由此產生了對中共的好感、對延安的嚮往，並從國統區投奔中共。雖然最終不少人發現他們上當受騙，但為時已晚。

除此而外，斯諾的書也讓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共產生了興趣。而為了掩蓋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行為，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中共此後利用一切機會邀請包括記者在內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參觀，將所謂中共「清廉、為人民」的表面現象展現在這些人面前。而這也導致了美國政府的誤判，並在抗戰勝利後，減少了對國民政府的支持，甚至主張國共談判解決問題，等到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時，為時已晚。中共最終掌握了政權，並開始為禍中國大地，戕害中國人民。
對此，斯諾應該承擔甚麼責任？

中共的座上賓

1939年，斯諾再次赴延安拜訪毛，受到了毛的熱情歡迎。1941年2月，斯諾因報導皖南事變而被國民黨當局取締記者特權，被迫離開了中國。回國後，他與妻子海倫分手。但他並沒有放棄對中共和毛的宣傳。

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們一邊（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諾強調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陣營。在一次演講中，斯諾將毛及中共描述為推動中國民主的進步力量，在後來為美國《國家》雜誌撰寫的稿件中，斯諾表示中共「已經放棄了中國在未來建立共產主義的企圖」。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斯諾又出版了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紅色中國隨記》和截至於1949年的自傳《復始之旅》。
在中共建政後，斯諾成為了中共的座上賓。1949年斯諾訪華；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為法國《新直言》週刊記者他再訪中國，旅途廣泛並與大眾交談。彼時的他是否知曉所有與其交談者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呢？

而在斯諾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書中，將中國1959-1961年間的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稱為「營養不良」而非「饑荒」。可以想見，斯諾看到的是怎樣的「事實」。斯諾繼續走在中共的幫凶道路上。

斯諾的晚年醒悟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諾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期間被告知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0年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對他說：「誰會想到我們能夠佔領大陸啊？」斯諾答：「你想到了。」毛說：「想是想啊，但能不能佔領還不知道啊。要到佔領的那一天才算數嘛。後頭日本人又來了。所以我們說尼克松好就是這個道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些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有意思的是，最後的中國之旅徹底改變了斯諾的看法，他認為毛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因此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後來成為了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只是這樣的醒悟還是太遲了。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