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當北歐知識分子面對納粹

——瑞典托格尼與挪威漢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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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4月09日訊】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姆生(Knut Hamsun)因叛國罪入獄,成為「挪威之恥」。與此同時,瑞典報紙主編托格尼(Torgny Segerstedt)的墓園已長滿青草,成為歐洲的一個和平朝聖地。

兩位傑出的北歐知識分子,在二戰黑暗時期選擇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一位激烈地反對納粹,而另一位卻讚揚並投靠納粹。導致二人立場背道而馳的原因,既有個人道德與智慧方面的差異,也有不同的環境因素,更主要的是,他們承續了不同的思想源流:神學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

覆巢下中立國瑞典妥協倖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軍隊就像餓虎吞小羊一樣,很輕鬆地佔領了丹麥和挪威。而同屬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中立國瑞典,隔著一道水域,因歷史上與德國王室聯姻,兩國關係較為友好,就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顆完好的禽蛋。

儘管僥倖未遭入侵,但瑞典朝野一直戰戰兢兢。早在1914年一戰開始時,瑞典政府就宣告了中立政策。此刻,面對來自德國的威脅,瑞典力圖避免大戰烽火,採取了忍辱負重的態度。例如,瑞典曾被迫同意德國經由瑞典境內的鐵路,運送其軍事物資。

處在歐洲近代史上最野蠻的時期,人性也會因此扭曲。與德國人同屬日爾曼人,瑞典的政界與商界人士中,也有一些親納粹的反猶主義傾向。中立國居於一塊「灰色地帶」,出於自保之心而放棄道德責任,他們對其他國家生靈塗炭的現實不敢過問。

戰時的瑞典資產階級,仍然在他們優雅的沙龍裡享受晚宴、舞會與音樂。為了不招惹德國人,瑞典政府此時執行嚴格的自我約束政策,例如,對本國的媒體重新實行新 聞審查制度,刪除一些敏感的時事評論,並對那些不肯放棄個人判斷的媒體人進行告誡。

以堅定道德立場批判蘇共與納粹

在瑞典政府和國王都對德國採取柔順態度時,《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的主編托格尼·塞格斯蒂特舉起了反納粹主義的旗幟,他以自己手中鋒利的筆,不知疲倦地批判納粹主義,成為北歐抵抗希特勒的一個象徵。

托格尼原是一位宗教歷史學家、大學教授,早先他為《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做撰稿人,1917年被正式聘為該報主編。在納粹崛起之前,他的批判矛頭針對蘇聯布爾什維克與十月革命,以其自由主義立場批判共產主義。

列寧逝世時,托格尼曾撰文指出:列寧是人類的禍害,是自由歐洲的威脅。夏日的陽光與植物,那些美好的事物是只會破壞的列寧所不熟悉的。列寧製造了血腥與飢餓,釀成巨大的人間悲劇。

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也一直是托格尼關注的重要問題。早在一戰時,他的文章裡就有一個反覆出現的觀點:簽訂凡爾賽條約的戰勝國政治家表現比較差勁,使德國過分遭受懲罰和羞辱。他希望看到一個民主而強大的德國在歐洲和平發展。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許多人認為希特勒只是一個小丑而已,但托格尼卻清楚地認識納粹意識形態的危害性。他警告說:無休止挑釁的希特勒必然會導致戰爭。如果歐洲繼續採取綏靖政策,縱容希特勒鼓吹種族仇恨,那麼納粹力量增長後,將會把人類帶回原始的暴力時代。

在托格尼發表的文章裡有一句經典的句子:「希特勒先生是一個侮辱。」他的意思是,希特勒上台是對歐洲文明的一個侮辱。此文迅速地以各種語言傳播開來,在歐洲產生很大的反響。

遭德國恐嚇,與瑞典官方衝突

形勢倏然繃緊到了頂點。就在文章發表的當天,創立「蓋世太保」的納粹頭目赫爾曼·戈林立即以德國國會議員的名義,致電瑞典《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戈林寫道:

「我對你們今天發表的反對德國總理的文章,表示最強烈的抗議。作為瑞典人民的真誠朋友,我們兩個國家的親切友好關係遭到嚴重的危害,例如從這篇骯髒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在進一步採取行動之前,我要求你們告知我,該報編輯是否會在未來採取行動反對這種觀點。」

面對戈林的這個赤裸裸的威脅,《哥德堡貿易和海事報》只在一封短信中冷冷地回覆道:「看來,戈林先生是把瑞典視為德意志帝國的某種形式的附屬國了。」托格尼的這種頑強抗爭的姿態,令瑞典官方憂慮萬分。

當時,斯德哥爾摩上層階級盛行實用主義和綏靖立場,主張不惜任何代價維持和平中立。出於對德國的恐懼,很多人譴責托格尼,說他損害了瑞典的利益與安全。指責托格尼的人有外交大臣、司法大臣,有與托格尼以前關係要好的首相,還有一些銀行家、實業家朋友。一些讀者也寫公開信抗議報紙反納粹的傾向。該報被禁止在德國發行,也在本國被多次沒收、被扣押,還被提起訴訟。

1940 年,就在德國閃電侵入丹麥和挪威之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在王宮召見了托格尼,親自勸誡這位桀驁不馴的學者停止攻擊希特勒。國王說托格尼正在冒險把瑞典拖入 戰爭。托格尼不肯向國王低頭,回答說:「也許站著死比跪著生更好。」這之後,托格尼繼續他對納粹的犀利批判,直到他去世為止。

瑞典官方最終沒能封殺托格尼和他的報紙,是因為早在1776年,瑞典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允許新聞言論自由的國家。無論政府還是國王,都無權限制報紙和作者的言論。作為中立國,瑞典官方必須對交戰各國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這只是針對國家立場而言,國家的中立政策並不能限制個人立場的自由表達。

  漢姆生表彰納粹的「理想傾向」

就在瑞典的托格尼譴責納粹焚燒書籍,並呼籲各國抵制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之時,挪威一位更著名的文化人漢姆生卻撰文支持希特勒。漢姆生是19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了表彰納粹的「理想傾向」,他將自己的諾獎獎章轉手頒發給納粹文化教育部長戈培爾。

當納粹入侵挪威,漢姆生直接為納粹效勞。1943年漢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國,獲得戈培爾和希特勒的接見。1945年希特勒自殺後,漢姆生還在挪威報紙上發表訃告,讚揚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稱自己是「他的後繼者」。

從「挪威魂」到「挪威奸」,曾為挪威創造文化財富的漢姆生,令原來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如此矛盾反常的現象需要得到解釋,在戰後大半個世紀裡,人們一直在追問其中原因。

由於漢姆生的言行喪失理智近乎瘋狂,人們首先懷疑他的精神狀況。在納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漢姆生已是七十多歲的耳聾老頭,住在消息閉塞的挪威小鎮,他當時就有一些病態的表現。在1947年受審時,奧斯陸精神病院診斷漢姆生是 「一個精神能力長期被損害的人」。

其次,漢姆生有一位年輕而又虛榮的後妻瑪麗·安德生,這位夫人在漢姆生的投敵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瑪麗原是一個漂亮卻不太走紅的女演員,她利用丈夫耳聾的毛病,做丈夫的發言人,表達她自己親納粹的觀點。為了榮耀,瑪麗拉著丈夫走向世界大舞台——去德國朝見希特勒。

 在十字路口決定選擇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場受身邊女人的影響,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報社有一位情婦,那是該報董事長阿克塞爾的妻子瑪雅,他們保持了一種開放的情侶關係。瑪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幹的猶太女人,她經常參與報紙的編輯事務,竭力支持托尼譴責納粹的寫作。

指責托格尼的人因此說,托格尼的反納粹立場取決於他的猶太情婦瑪雅。這種指責如同把漢姆生的投敵之罪都歸咎於其妻一樣,也是不公平的。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決定一個人選擇的關鍵因素,還是人的觀念和思想基礎。

每個人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由於環境等各種因素,不知不覺地形成思想觀念。例如,漢姆生出身於挪威貧苦家庭,他從小流浪挨餓,因此在文學中描繪無產階級的處境,崇尚急風驟雨式的政治暴力鬥爭。漢姆生還從小受德國文化影響,繼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學」,崇拜英雄。

金發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國人一樣同屬日爾曼民族,在具有種族主義思想的漢姆生看來,只有偉大的日爾曼民族日建立共同體,才能引領全人類擺脫「世界末日」 的厄運,他因此毫不猶豫地投入納粹的懷抱。作為被佔領國家的人,漢姆生認為自己這樣的立場對祖國挪威有利。

而出身於牧師家庭的的托格尼,早在年輕時就繼承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精神。作為神學自由派,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傳統,轉向世俗的人文主義,提倡進步與改革,重視個人權利與公民自由。以自由主義做思想底色,托格尼視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為不共戴天的對手,誓不與之妥協。

當年,托格尼批判納粹的文章篇篇擲地有聲,在歐洲上空震響。英國BBC經常廣播他的文章,這大大鼓舞了在前線作戰的抵抗戰士。至今一些挪威人、丹麥人還記得,他們當初聽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時的激動之情。也有瑞典人回憶自己當年如何用節省下來的零錢,清早就去購買登載托格尼文章的報紙。在那艱難的日子裡,托格尼是「曠野裡的一個孤獨的聲音」。

1945年3月31日,就在希特勒覆滅之前不久,納粹的剋星、68歲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戰結束後,瑞典社會才醒悟過來,人們把托格尼譽為「民族英雄」,為他修建了高聳的紀念碑,還有街道和電車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讀者則紛紛跑到書店,以退回漢姆生書籍的做法,表示他們對那位納粹追隨者的鄙棄。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4月號

責任編輯: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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