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4月08日訊】藏富於民是歷朝歷代老百姓的理想，可是殘酷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中國富不過三代，在一個財富都帶著原罪的國家，藏富的結果往往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60多年前的地產資本家因為藏富，能活下來就算最大的幸運，當今許多貪官只要一抄家，就是成噸成車的現金財寶。只有熟稔世事的聰明人才會未雨綢繆，不聲不響把巨額財富轉移到境外，特別是轉移到哪些保護私有財產尊重人權的國家。
世界銀行早就估計, 從發展中國家非法流出的資金大約有60%的是屬於商業逃稅。其他情況還包括，腐敗官員利用避稅天堂，掩蓋他們通過賄賂和非法活動獲得的錢財。而國內頻頻曝光的大案要案也告訴我們，權貴們非法轉移到境外的資金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無論大官小官大富小富都在紛紛向境外非法轉移資金，他們在拚命掏空中國的同時，也把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以及通貨膨脹留給了千千萬萬無奈又無助的老百姓。
近日世界媒體都在熱議一份什麼神秘文件，好象涉及到多國政要轉移數額驚人的財產，俄羅斯總統普京當然是榜上有名，俄羅斯媒體一直保持沉默，只有總統發言人表示：「文件中有關普京總統的消息只是傳聞，這些傳聞意圖對普京大選不利。」話音未落，《衛報》放出了這位總統發言人和妻子洗錢的證據。
這些文件如同一枚枚威力無比的炸彈，讓許多國家如臨大敵！比如消息傳至冰島，冰島總理府就立即被憤怒的民眾所包圍，文件披露了冰島總理和妻子共同持有一家離岸公司參與洗錢轉移資產，一直自詡上任以後幹得不錯「從未考慮辭職」的冰島總理，最終在週二被迫宣布辭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例行記者會上將文件形容為「捕風捉影的東西」，並重複強調「不做評論」。中國最好的武器是百度，讓你搜不到任何有關消息，無所不知的《環球時報》一口咬定：那些文件要麼是偷的要麼是編的，環球評論的標題就是「偷和編文件的絕非等閒之輩」，胡編認為那些文件主要是為了黑普京，胡編可不敢說1150萬份文件涉及到世界上百個顯赫政要。
好了，不說那些與我們無關的文件，只說說中國的錢到哪裡去了。有數據顯示，1996年至2010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下降到50%，而從2002年到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國民收入年均僅增長13.7%。同一時期，美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6%，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95%；韓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6%，韓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4%。
財經專家質疑中國GDP幾乎一半不知去向。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從1991年的15%降低到2005年的11%；而發達國家民眾的收入總額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65%之間，加上政府財政收入占40%左右，兩者相加差不多是100%，是一塊基本完整的蛋糕。比如美國，2015年美國居民收入總和大約是12萬億美元，占當年GDP數字16.2萬億美元的65%左右；而美國聯邦稅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大約是35%左右。
中國的GDP數字非常奇特，政府財政收入和全民收入相加，構不成一塊完整的蛋糕。缺失的部分哪裡去了？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7.67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9%，人均5.2萬元（約8500美元）。
2015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52217億元，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32547億元。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按常住地分，2015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長8.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長8.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
儘管無法準確測算國民收入總額，但GDP總量遠遠高於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總收入是不爭的事實，其中至少十萬億財富不知去向，財政收入、老百姓收入和GDP總數之間，數字不匹配和不對稱，要麼是GDP數字造假，要麼是被既得利益集團吞噬了，要麼是被權貴們肆意揮霍了。
近年來，除了土地、資源、資本製造富豪外，眾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國富豪人數龐雜社會財富底數更加模糊混亂。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投資中，過去十年，至少有10萬億通過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流入到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境內外的私囊之中。
而所謂的灰色收入更是典型的中國特色。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長期研究觀察灰色收入，王小魯前幾年的報告披露：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2萬億元，比國家統計局住戶收入統計調查的結果高出9.3萬億元，比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的住戶可支配收入計算高出5.4萬億元。
2013年9月，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曉茹，根據一項覆蓋很廣的城鄉居民家庭情況調查，初步推算2011年中國灰色收入為6.2萬億元，約占GDP的12%，分析發現灰色收入正向中高收入階層蔓延，說明腐敗對於社會的影響面正在擴大，中國社會面臨著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明顯擴大的嚴重問題。
這種趨勢說明國民收入總量中來源不明的收入在繼續增加，通過隱秘的途徑流向少數人的口袋，其主要部分既不是勞動報酬也不是通過正常途徑取得的其他生產要素的報酬，而往往是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以及其他類型尋租的結果。這意味著中國收入分配格局混亂，腐敗問題非常嚴重。
這個統計結果也說明中國的灰色收入占國民經濟總量的比重之大，已到了驚人的地步。有學者估計甚至超過GDP的20%以上。灰色收入比重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中國收入分配製度本身不公平不透明，還有一個原因是稅務部門監管徵收失常，對巨額灰色收入放任不管，而對工薪階層卻分毫不讓，導致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後。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於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盪。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係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係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
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2007年為0.45，2013年為0.42。目前全球基尼係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0.70）。2001年以後香港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更高達0.537，香港成為已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即使把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內，香港和新加坡的貧富懸殊也十分嚴重，僅次於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智利、瓜地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國家而排名倒數18位，台灣2010年官方的基尼係數為0.342，2013年學者計算為0.36；日本、韓國、歐洲等民主國家的基尼係數均低於0.4。
國際上常用基尼係數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認為基尼係數低於0.2表示收入過於公平；而0.4是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故基尼係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於0.2社會動力不足；高於0.4，社會不安定。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基尼係數為0.16（是絕對平均主義造成的），2007時已經超過警戒線0.4達到了0.48，目前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7。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敗泛濫，中國實際收入差距比這個數據還要高得多。
中國基尼係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如日本基尼係數僅為0.23）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意味著未來中國很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進而造成社會動盪甚至危及政權穩定，而各種社會矛盾並沒有隨著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
對於普通人來說，個人所得稅法已成為真正的工資稅和薪金稅，稅負痛苦指數是越來越高。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富人的所得稅、遺產稅幾乎占到稅收總額的半壁江山甚至更高，中國卻是空白。一個社會如果出現嚴重的階層斷裂和貧富懸殊，所有的遊戲規則被利益集團所把持，一旦利益利團主導公共政策、控制經濟資源配置，權貴資本就會大行其道，公眾利益就得不到任何保護。
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矛盾困難很多，但再困難也不會比1935年的美國困難。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接手千瘡百孔的「危機國家」，他在艱難歲月里發表了著名的「爐邊談話」，強調經濟越困難越要加強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這位偉大的美國總統因此被後人所銘記。
羅斯福認為，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精髓的競爭，既能產生勝利者，也會產生失敗者。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如果沒有社會保障體系對失敗者提供保護，失敗者將會起來摧毀美國繁榮的經濟體系。
羅斯福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走出危機的首選路徑，美國政府以此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社會安全網，「必須牢記，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秩序和穩定性」。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包括來自納粹德國的猶太難民)湧入美國，其中包括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傑出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歷史學家，美國因此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思想界領導者，為20世紀成為「美國世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在藏富於民方面大可借鑑日本成功的經驗，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積極實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日本全體國民同步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尤為重要的是，在實施計劃的十餘年裡，日本社會形成了1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實現了國民收入與經濟的同步增長，真正實現了國強民富的戰略目標。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必須儘快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問題，不能任憑貧富差距無限擴大。改革制度上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也到了迫在眉睫的關鍵時刻。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取決於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如果中國的發展只是讓極少數人暴富，並把大批財富轉移到境外，絕大多數人長期只能維持溫飽抑或處境艱難，中國社會就會危機四伏！
（轉自作者博客，原標題：中國的錢到哪裡去了？）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