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2月05日訊】習近平9月訪美期間在西雅圖作了一次演講，提到中共的反腐運動並非權力鬥爭，沒有什麼《紙牌屋》，借此譏諷美國政治，為其選擇性反腐辯解。場下美國政治、企業界人士似乎聽懂了習主席的「幽默」，爆出了一片笑聲。而習近平這個「段子」再度激發了國內網民對美劇《紙牌屋》的熱議，也引起了我對美國國會的一些回憶和思考。

我是第一個來自中共治下的大陸、正式在美國國會受僱工作的中國人。我在那兒工作了十二年之久，先後為三名參議員工作。我從一名不拿報酬的見習生，成為特別助理，立法顧問，最後還擔任了參議院共和黨副黨鞭的政策主任，參與了一些高層決策，近距離地接觸和觀察了數千名的議員參議員和他們的助手，親眼見證了美國的政治制度的運作。我的親身經歷和內部參與性觀察讓我堅信，這絕不是一所紙牌屋，而是一座建立在岩石上的牢固大廈，雖然有瑕疵甚至破損之處，需要不斷地修理和維護，但它經過二百多年風風雨雨的洗禮，仍然堅若磐石，和搖搖欲墜的紙牌屋的政治意像有天壤之別。如果人們僅從美劇來瞭解美國政治，很容易造成在中美關係等重大問題上誤讀誤判。因此，我希望將自已的觀察和體驗講述出來和讀者分享。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是如何進入美國國會的。

1989年64事件之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為了承傳天安門薪火，在芝加哥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了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美學自聯）。為了學習和實踐民主，全美學自聯採用了三權分立的結構，並通過競選方式選舉其領導人。斯坦福大學的劉永川和我搭檔參加競選，擊敗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丁健和威斯康星大學陳興宇，分別成為學自聯首屆主席和副主席。全美學自聯的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我所負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遊說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這讓我有機會結識了許多參、眾議員以及他們的助手，並和其中一些人成為朋友。遊說《中國學生學者保護法案》的成功也讓我對美國民主的內部運作機制產生了濃厚興趣，希望進一步瞭解掌握，以便日後為民主中國服務。

學自聯的任期結束後，1990年底我在朋友的介紹下進了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布朗(HankBrown)的辦公室當了一名不拿薪水的見習生。工作了兩三個月之後，布朗參議員決定正式僱傭我，但參院的人事部門告之，只有美國盟國的公民或法律特別規定豁免國家的公民，才能正式在美國聯邦政府工作，中國不在此列，故不得僱傭我工作。布朗參議員當即和其幕僚長以及立法助理們商量，他們決定利用正在審理的財政部撥款法案，提出一項修正案，允許因64事件滯留在美而受到保護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受僱於美國聯邦政府。這一我們辦公室人稱之為「連潮修正案」順利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在南希·佩洛西議員的大力推動下，眾議院也無爭議地接受了該修正案。

由於聯邦調查局的強烈反對，擔心中共間謀大量滲入聯邦政府，白宮先是表示要否決該撥款法案，但後經布朗參議員辦公室多次溝通交涉，老布什總統拍板決定不在此問題上糾纏，簽署了該法案，使我正式成為國會僱員。布什總統應布朗參議員的請求還特意在已成為法律的該修正案的複印件上題名送給我作為留念。隨後一段時間，我收到近三十個聯邦政府機構的電話，諮詢僱傭大陸中國學生的相關法律和程序。自此，大量中國學生和學者進入聯邦政府工作。

好，讓我們回到本文的主題。

一、美國DNA:不信任政府和政客

首先讓我們來探索一下美劇《紙牌屋》叫座的原因。我們知道《紙牌屋》上映之後，得到各國觀眾的青睞和追捧。據說奧巴馬、克林頓，以及中國的習近平、王岐山等其他政要都是該劇的粉絲。除演員的精湛技藝、故事娛樂性強之外，《紙牌屋》走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人物和情節十分吻合美國人的心態(psyche)。美國人的DNA中有一種對政府和政界人士天然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反抗政府、崇尚自由的精神。歷來的大量民調都能證明這一DNA的存在。譬如，皮尤中心2014年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國公眾信任政府，蓋洛普民調的政府信任度只達百分之十九，而CNN的一項問卷調查更讓人跌破眼鏡，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美國人完全或大部分時間信任政府。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支持率歷來很低，近年來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四左右，只有百分之八的美國人對國會有信心(蓋洛普）。

美國人對將政治作為職業的人士也無好感。2014年瑞仁／洛普(Reason-Rupe)公眾輿論調查訊問民眾對民選官員的看法，百分之七十的受調美國人認為政客濫用權力，幫助朋友，打擊政敵。同期《今日美國》報紙與皮尤中心的聯合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國民眾相信政客們個個腐敗。最近剛發表的蓋洛普民調稱，百分之七十九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國會議員脫離人民，百分之六十九認為國會議員不是為選民而是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認為議員腐敗。

這一先入為主的認知顯然是非理性、情緒化的，而且與事實不符。然而，美國人為什麼會對政府產生這樣高度的不信任呢？不少學者認為，這種不信任是政府在越戰中欺騙人民的做法和水門事件的醜聞造成的。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度因取得二戰勝利而達到頂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認為政府行事公正。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支持率逐年急劇下滑。

但是，我認為不僅僅是越戰和水門事件的緣故，美國人骨子裡就不相信政府，他們對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抱有強烈的戒備心。不信任政府的DNA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之初甚至更早的殖民時期。因為早期的殖民深受歐洲專制之害，他們為了躲避宗教迫害和爭取經濟自由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美洲大陸。這一歷史原因使得美國國父們堅信政府本質上是邪惡的、不可信的；政府的存在就是要擴權，要干涉人民的自由，再好形式的政府充其量也只是必要之惡。美國國父們也深諳人性的陰暗面，知道一些人會不惜手段爭權奪利，所以他們通過頂層制度設計強調主權在民，並將權力分立，以野心反制野心，來防止個人、團體以及體制專權，防止他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老百姓。這一制度一方面鼓勵具有高尚品德和良好素質的合格人士從事政治和公共服務，減少像《紙牌屋》中安德伍德一類的野心家和勢利之徒上台的機會；另一方面敦促人民提高警惕，保住來之不易的共和國。這一做法反過來又加強了人民對政府和政界人士的不信任和懷疑的文化和心理。

好萊塢恰恰就是迎合了美國民眾的這一心態，《紙牌屋》以權鬥與謀殺、陰謀與背叛、色情與腐敗為原料，淋漓盡致地替他們烹飪了一席華府美食大餐，然後一方痛快付費，一方坐數鈔票，皆大歡喜。

盡管美國人對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態度有不理性的一面，但正是因為其存在，使得政府不敢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地專權、濫權、增權，使得政客不敢明目張膽地爭權奪利，赤裸裸地進行利益交換。事實上，過去一百多年來，政府和政客們以各種所謂「正當名義」蠶食和削弱了公民自由，但美國人民基本上還是守護住了這一自由之邦的基石。

能做到這一點，《紙牌屋》一類作品功不可沒。好萊塢通過藝術加工醜化了美國政客，誇大並批評美國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這實際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它有意無意地提醒民眾對專制獨裁不能掉以輕心，對政治野心家必須警鐘長鳴，讓人們認識到國家和政府領導是會犯錯誤的人而不是神，盲從他們，就有可能上當受騙。公民必須履行自己的責任，對他們保持警覺之眼，來守護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

美國有不少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擔心如此之低的信任度會損害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我認為這有點杞人憂天。其實，如果仔細研究一下這些民調，就不難發現，完全不信任政府和完全信任政府的美國人都屬於少數，而絕大多數人介於二者之間，他們有時相信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策，有時不相信不支持。他們才是執政合法性的源頭，也是健康、成熟公民社會的標誌。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越低，通過限制公民自由的政策和法律就越難，反對海外冒險外交政策的聲音就越大。人民對政府和政客的懷疑和不信任實際上是一個有效的監政議政和權力制衡機制。

為此，我要說，謝謝，《紙牌屋》！（未完待續）

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