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梁博舊金山報導)八十載風霜,凝結成八十歲的沉靜與雍容。
民國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許家玫,一生際遇隨國運沉浮。她在位高權重、卻清廉簡樸的中國傳統家庭裡度過豆蔻年華,可是後來歲月中,卻因陷於中共的欺騙、打壓而常多魔難。
在歷經「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兩度繫獄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純真本性和尊嚴。
耄耋之年,許家玫終於逃離中國大陸,來到美國。追憶前塵往事,不勝唏噓。
摘了帽子還是右派
1957年,共產黨又開始「反右運動」,當年我才二十一歲,在武漢市中學任教。幾乎是一夜之間,校園裡就貼滿了我的大字報,說我「到監獄裡去看反革命父親」、「為反革命父親鳴冤叫屈」、「配合裴多菲俱樂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每一條都能致我於死地。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打擊,想到自殺。可是又想,我死了,奶奶、媽媽、妹妹們怎麼辦呢?我活著,至少還能幫母親分擔一些家庭重擔。於是我深夜回到家,這才知道,可憐母親也被打成右派,罪名也是因為去監獄探視了父親。
聽到這個消息,我反倒清醒明白了不少,決定和母親一起撐起家庭這片天,要讓妹妹們活下去,繼續讀書、長大成人。此後幾十年裡,對於我們全家來說,是莫大的精神壓力、折磨和恥辱。母親被降職降薪兩級,在工作單位裡掃地、刷廁所、挑開水、拖板車,我被降了兩級工資,下放農村勞動。
我正當含苞待放的青春年華,被「右派」一棍打毀了前程。我為了不牽連男友,斷然與那位北京某大學的高材生結束了戀情。
母親則被迫與父親離婚。父親在冤獄八、九年之後又失去家庭,內心痛苦可想而知。我有時會想,不知道父親在獄中的最後歲月裡,對自己選擇留在大陸該做何感想?
不過,我自己當時還是天真地相信「黨的話」,以為只要「脫胎換骨改造」,就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隊伍中」。夜晚睡在鋪著稻草的地鋪上,我告誡自己這是改造「資產階級的享受思想」;攝氏零度以下,我和男人們一樣挽起褲腿打著赤腳站在結了薄冰的水溝裡挖水渠﹔在烈日下鋤草,我的衣褲被汗水浸濕貼在身上、臉上汗珠「汗滴禾下土」時,我愉快地應農民們要求,給他們唱歌;我還創造了連續勞動27小時不休息的紀錄。
同時,我也看到了「大躍進」時期中國農村吹牛皮說謊話的驚人現實。老百姓是最可憐的,農民連飯都吃不飽,連買鹽和日用品的錢都沒有,還說什麼「畝產萬斤糧」、「人民公社好」,可是,誰要是說了實話,輕者挨批鬥,重者坐大牢,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欺上瞞下,這些使我困惑,也漸漸反感。
1959年10月,我被宣布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就是所謂的「摘帽右派」,但結果是被調到國營農場,和「摘帽的」、「沒摘帽的」右派一起,還要繼續「勞動改造」。隊長在會上說,不要以為摘掉帽子了,我隨時都可以給你戴上。「聽黨的話」讓我又一次受到了欺騙。
第二年,我被調回學校教初中數學,很快又考上了華中師範學院夜大學數學系,以後從事中學及師範數學教學四十多年。
有些好心人要給我介紹男朋友。什麼工程師、大學講師等等我都一概拒絕了,我不願意在自己的家庭裡也被人歧視。後來,我嫁給了一個老同學,是我的同事。雖然我們因為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習慣上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了解我的人品德才,能理解我,這是我最看重的。(待續)
責任編輯:王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