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30日訊】環保工作者雷洋今年5月離奇死亡，引發大陸民眾對警察的為所欲為普遍憤怒。經過七個月的調查，中國官方最近宣佈對這些警察的錯誤和不當行為免於起訴，使民憤進一步沸騰。

據律師梁小軍說，「這個案子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案子。它已經升級到維穩的高度」。對雷洋一案的決定，顯然不是由下級機關就可以做出的。筆者贊同這種說法，它直接關係到最高層對社會的控制和維穩。

有一種說法認為，雷洋一案「明明法律可以解決的問題，政治卻非要摻和進來。」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在「依法治國」的中國特色下，法律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依法治國」只是個幌子，中國特色才是真格的，政府從來也不想讓法律解決實質問題。第二，在中國特色下，政治一定要臨駕於法律。法律能解決的問題，政治要摻和進來；法律不能解決的問題，政治更要摻和進來。這既是這幾年中國依法治國的基本理論，更是其基本實踐。

在雷洋一案上，政治摻和法律，等於是把民眾對警察的憤怒轉移到政府身上，這似乎很愚蠢。但是，習近平政府若想摘清自己在雷洋案中的作用，其實很難，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警察根本就是一根線上的螞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在為所欲為激起民憤的警察和憤怒的民意之間，政府選擇為警察背書，一點也不奇怪。政府為了自己的維穩利益，必須袒護警察，寧可搭上自己的信譽。雷洋之死不過是警察越來越放肆濫用暴力的最新證明。

警察濫用暴力這幾年趨於失控，普通民眾遭警察暴力對待，甚至導致死亡的例子，舉不勝舉。而一些有思想的異見者遭到控制和鎮壓，也越來越多。去年在20多個省份，有數百名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異見人士、NGO成員被喝茶、約談和警告，有的遭到綁架、逮捕、失蹤，有的被上電視，被判刑。這些鎮壓行為就是由警察和國安（秘密警察）執行的。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現像，中國是個典型的警察國家。

警察國家（Policestate）指的是一種政府自稱為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在缺乏法律程式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控制人民及違反人民意願，指導人民如何生活的社會（見維基百科）。在中國的案例中，中國政府自稱為人民政府，以國家機器，包括警察和國安，還有國保等行政力量違反人民意願，實施社會控制。警察和國安是習近平這幾年控制社會，保持高度維穩的直接打手，已經被他們打壓的領域包括企業、高教、媒體、智庫、互聯網、NGO和法律界，中國人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遭到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表達不同於共產黨的政治觀點遭到嚴格限制，等等。這些都體現了警察國家以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為主的基本特徵。

中國這個警察國家，和北朝鮮及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和埃及的警察國家相比，幾乎毫無二致，只是規模要大的太多。這些國家都設有超級維穩力量，都對社會實施嚴密控制，都嚴厲鎮壓反對派和異議分子。在警民發生衝突時，政府幾乎都無條件地為警察背書。「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一旦為警察背書，就必須為警察所有的行為負責；一旦有人死去，人們對警察的怒火必然會轉移到政府頭上（郭建龍）」。一些在突尼斯和埃及發生的事情，同樣也在中國發生了。

在中國，警察和秘密警察們為所欲為的結果，就是利用手中的權力，隨意抓人，隨意制定規矩，隨意致民眾於死地而不受懲罰。這種權力的惡性擴張已經讓整個中國不寒而慄，讓所有的人失去了安全感。就像埃及Saeed被警察暴力毆打致死，引發整個社會的憤怒，導致反抗導致革命一樣，雷洋之死也已經引發了由人大校友發起的全國各高校的抗議。這個抗議會不會擴散到整個社會，政府如何對應，很值得關注。

責任編輯：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