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29日訊】按：王全璋，北京人權律師，代理過農村土地拆遷、異議人士及大量法輪功維權案件，屢遭當局暴力對待。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後「被失蹤」半年，遭非法拘禁至今。太太李文足被嚴密監控、軟禁、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一年多來，她和其他「709」家屬一起，積極呼籲國際社會幫助解決中國律師遭遇的人權危機。
採訪視頻：
記者：「離開梳妝打流氓」是你們「709」家屬維權的一個口號了，還有那個紅桶，「『709』家屬同款」、「今夏最潮水桶包」，那是怎麼想出來的呢？
李文足：峭嶺姐曾說，她是「離開書房打流氓」，她是獨立撰稿人嘛，有文化、有學識，而我不是這樣，我說我是「離開梳妝打流氓」，然後峭嶺姐就說，嗯，你這個比我那個更好，更適合我們「709」家屬。
那時我們決定以後去看守所，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要經常拍照，我們覺得穿那個紅色衣服最喜慶了，最能表達我們積極樂觀的狀態，家屬都穿著紅色衣服進看守所，他們就會疑惑：你們丈夫都被抓了，你們還這樣喜慶？
我們想告訴他們：我們這些老婆沒有被嚇唬住，沒有被打垮！我們為丈夫自豪！但我特別不愛穿紅衣服，就提議是不是身上有一點紅色的元素就可以了？比如說紅色的鞋啊，紅色的包、耳環甚麼的，峭嶺姐就說，對，這樣也可以。於是之後的每一次行動，我們都會特意隨身帶上一個紅色的東西，我經常就是穿一雙紅色的鞋。
6月6日我們去天津問案件進展，先是去一個小商品市場逛，買了好多東西，手鏈、繩子、雨傘等等，都是紅色的。後來我們忽然看見好多紅色的桶，一摞一摞的，當時我就說，這個桶真好看，顏色真好，要不買幾隻紅桶吧，如果不讓會見或把我們趕出來，也沒有休息的地方，這個紅桶可以當凳子坐呀，於是我們就買了紅桶。
接著我們又逛到一個打字複印店，看見裡面可以打字，然後我們說，這個桶上面，還可以貼上字呀，很快大家就七嘴八舌了，說了各自的想法，最後我們決定在桶上貼自己丈夫的名字，表達對我們丈夫的思念，還有對他的愛、對他的支持，所以那個桶上就寫了「支持你」「愛你」「等你」，這是我們大家的心聲。
沒想到，我們竟然因為這幾個桶就被抓了。警察上來指著我說：「走，跟我去派出所！」為甚麼？他說我涉嫌擾亂公共秩序，我說我怎麼擾亂了？他說我拿了紅桶！我拿了一個紅桶，就擾亂社會秩序了！這個紅桶居然成為「作案工具」要扣留！（笑）
記者：您作為「709」律師家屬，也是一直被監控的嗎？
李文足：對呀，今天我出來接受採訪，一出門口，就被樓下的國保照了相，（笑） 天天出門、回家都這樣啊。
最開始家屬打電話找律師，結果一聯繫那律師，馬上有人就找律師施壓：你不要摻和「709」的事！然後大家才知道我們的電話、微信都被監控了。後來有一天，我下樓時無意地一抬頭，哎，怎麼發現我家單元樓門口那個電線桿上，有兩個特別大的攝像頭，正對著我家的單元門，我特意去旁邊兩棟樓看，都沒有，只有我家門口裝了這麼大兩個攝像頭！
8月2日到5日，「709」案中的四位律師開庭，警察就把我軟禁在家，不許出去。我跟國保說，我的孩子這麼小，我每天都要帶著孩子出去活動，你不讓出門可不行。他們就說，帶孩子出去可以，但只能在小區裡，不能出這個小區。當我剛一打開門，就聽見有人迅速地「蹬蹬蹬」跑到樓下，然後就是國保他們在樓門口等著了。
我在五樓，他們專門租了二樓201的房子，每天24小時看著我。那天我就突然闖進了201，進去一看，果然裡面放了一個電腦，顯示屏上有四個鏡頭，都是對著我家的！
我從樓下慢慢找，發現我家對面人家的門上有個白色盒子，中間有個黑色的點，我懷疑那是個攝像頭，剛好那天峭嶺姐來我家，她買了一盒口香糖，上樓之後就用口香糖蓋住了那個黑點。過了兩天，我上樓時，石景山的國保也一起上來了，他說你別鬧了，糊個口香糖也起不了作用，只是把我的鏡頭弄模糊了，害得我得上去處理一下。原來那真是監視我的秘密攝像頭。我說你們幹嘛啊，我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你們花這麼大的功夫！好可笑啊。
從8月到9月，差不多二個月時間，國保嚴密監控我們，隨身跟著我，我一下樓，一下子就上來六個國保。我去超市買菜，他們就把我圍成一圈。我說：「你們至於嗎？我逃不了，我也跑不過你們，你們這麼多人，沒必要啊。」我罵他們，我說你們離我遠點，你們跟著可以，別離我太近了，我說我嫌棄你們！但他們就這樣跟著我！
他們還發動了「朝陽群眾」看著我，有一段時間他們在我家樓門口搭了兩個帳篷，七八個人每天直接就坐在裡面，看著我上下樓。
記者：您會把您丈夫的事告訴同學朋友嗎？估計大家都知道，都在央視新聞上看到他的事啊。
李文足：全璋被抓之後，國保跑到我老家那個小山村，告訴那些父老鄉親，說我爸爸有個女婿，就是七女兒的那個丈夫，現在被抓了，是反革命，他們故意散布這些謠言，去抹黑全璋。
所以開始我覺得我的那些同學、親戚朋友可能不會理解吧，我就在微信上把她們屏蔽了，不願意讓她們知道全璋的事。後來隨著對全璋的了解，我覺得全璋做的這些事情讓我這個做妻子的挺自豪的呀，我覺得他的事情應該讓大家都知道啊，為甚麼怕人知道？我應該讓人都知道全璋是個甚麼樣的人，這個社會是甚麼樣的。新聞就是造假啊。
於是我每天都在「朋友圈」裡發全璋的事情，開始大家很驚訝、很疑惑，後來那些我認為不會理解、甚至可能會嘲笑我的同學，反而給我發來支持和鼓勵的話。所以我覺得我們所做的、所承受的這些，一定要把它公布出來，真實的信息，就會使人有一個是非對比和判斷吧。其實並不是說中國人有多麼壞，有多麼冷漠，我覺得他們首先是被欺騙，生活在謊言中，他們不知道真相。
因為對我的監控，直接影響了附近鄰居，開始我還擔憂他們會不會對我有甚麼想法啊。一天，我家旁邊樓的一個大爺，看見我就好遠地跟我打招呼，他說：「姑娘，好久不見，你還好吧？」現在這個央視，國內這些媒體啊，完全都是一些不實的報導，很多人是不信的，人都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斷的，大家只是不敢說出來，但是大家心裡是支持我的。
記者：結婚前，您理想中的丈夫是甚麼樣的？
李文足：我婚前選擇丈夫的一個標準，就是看他的人品，人品是最重要的，我按照這個標準找到了全璋，全璋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有責任心，有擔當，他還特別特別孝順。
全璋對他媽媽的那種愛，對他父母的那種孝順，讓我特別感動。他基本上固定每個星期給父母打電話，作為一個大男人，外面的工作壓力那麼大，那麼忙，他給他媽媽打電話的時候，會說很長時間，語氣都特別溫柔，特別有耐心。
網上有一個笑話，就是問這個丈夫，如果我跟你媽掉到水裡了你先救誰。我覺得怎麼會有這樣變態的問題，怎麼會這樣？這是沒法相比較的呀。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去管，不去孝順的話，這算正常人麼？
2015年全璋曾把父母接到北京治病，那段時間，全璋有時週六晚上半夜到家，早上7點就去大興看他父母，他也只有這一點點時間看父母。有的時候，他出差回京直接就去了他父母那邊，然後再從那裡直接出差，經常是我們母子半個月都見不著他！
說實話，那幾個月我對他有些不滿，不是說他對父母做那麼多我不滿，而是他對我和孩子有些疏忽，他對孩子陪伴特別少。我一個人帶著孩子，孩子還那麼小，我們都在一個城市，他出差回來，我們母子倆都見不到他！他的姐姐都說，我們兒子的爸爸是個視頻爸爸，他在視頻裡看著兒子長大！
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全璋，但那時確實有些埋怨，現在想起來我很愧疚，我沒有包容他，總是埋怨他對我們陪伴少，我對他關心太少了，他全國各地飛，代理案件那麼忙，還要照顧我們母子，還有他父母，他遭遇的事都是他一個人承受了，我還埋怨他不顧家！這一年多他不在身邊，我每天晚上都會想他，都會想起他的好。等他回來我要告訴他，對不起，以前我是不理解他啊！（擦眼淚）
（採訪全文完）
【附】梁小軍律師：王全璋律師維權歷程
王全璋律師是一個質樸的人，很少言及自己的榮耀與成就。也許是因為我和他的交往時間多了一些，隻言碎語間聽到他提及自己早年的維權歷程和受打壓經歷，也約略知道了一些他堅持維權的緣由。
高智晟律師曾經在一篇聲援「709」被打壓律師和公民的文章中提及全璋律師。記得他說全璋律師為法輪功受打壓者提供法律幫助比他還早，還曾經到北京來拜訪過他。我不知道高律師甚麼時候開始為法輪功受打壓者維權，但我確實聽全璋說過他在上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幫助法輪功修煉者維權，為遭勞動教養者提供法律幫助，並因此而被山東國保或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全璋律師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法學院，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打壓始於1999年，那時整個國家機器全部運轉，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群體極盡打壓之能事，一時間，人們談法輪功而色變。全璋那時候還在大學期間，就能用所學法律知識，站出來為法輪功修煉者維權，不是一般的勇氣和膽識！或許在他恢復自由之後，我們可以讓他介紹一下自己當初站出來的起因，以及他代理案件的過程和結果。
過早參與維權案件帶給全璋律師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還在他太年輕的時候就遭到來自於國家暴力機器的威脅、恐嚇和侵害。他曾經告訴我他的東西被抄走過，他曾經被嚴密監控和跟蹤。以至於在後來我認識他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對外界細微的變化都很敏感，讓我覺得有些不能理解。
全璋畢業之後，雖在山東省圖書館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但依然會利用業餘時間去農村為農民普及法律常識。他一直沒有離開過維權活動，離開過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倡導和維護。我不知道他的這種堅持是否和他早年的維權經歷有關。
來北京之後，他先在世界與中國事務研究所工作，後來到律師事務所開始做一名執業律師。2010年，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名不見經傳，講起話來拘謹。我知道他後來代理過農村土地拆遷的案件和異議人士的案件，每個案件都做得專注和辛苦。
真正讓他名聲鵲起的是2013年江蘇靖江開庭被拘事件。雖受此打壓，但全璋並未退縮，反而越戰越勇，2014年初，奔赴建三江聲援被抓捕律師，再被警察施以暴力。
他說過，他後來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遷案件，是因為他認為法輪功修煉者更需要法律幫助，而受助者群體的善良和誠信則讓他更專注於案件的代理。我也曾聽到他對那些委託人說：「對於你們，無論我收多少律師費都顯得太多，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為了可持續的維權，我不得不收費，你們給多少看你們的能力吧。」
全璋律師就像一個空中飛人，整日奔赴在全國各地為法輪功修煉者維權辯護，很少有回北京休息的時間。我知道，他雖然勞苦，但並沒有掙多少錢，被抓捕之前一直與妻兒在北京租房生活。
全璋律師一直堅定地走在法律維權的第一線，直至身陷囹圄。＃
採訪整理：鄭慧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