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1月07日訊】很多人認為，當今歐美政治已被民粹主義裹挾。
在美國，茶黨的興起、川普在共和黨的勝出以及桑德斯旋風，被視為美國民粹主義崛起的表現。在歐洲，無論英國退出歐盟的公投決定、法國右翼國民陣線的崛起、北歐諸國右翼政黨的抬頭，還是排外性政黨在許多「新歐洲」國家的得勢，亦或激進左翼政黨Podemos（西班牙）、Syriza（希臘）的選舉表現，都被視為歐洲民粹主義的徵兆。
以「民粹主義」命名當今歐美的政治潮流，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如何區分「民粹政治」與「民主政治」？如果說民主的要旨是「人民意志至上」，那麼這種民主政治與「以民意為精粹」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
進一步而言，為什麼「人民意志至上」是道德可欲的，而「以民意為精粹」就是有害的？難道「我同意的民意」就是民主政治，「我不同意的民意」就是民粹政治？事實上，一個趨勢是：沒有政治家自稱是「民粹主義」者，但是幾乎人人都在給異己者貼上民粹主義標籤。因此，如果不對民粹政治和民主政治進行概念上的釐清，那麼任何針對「民粹主義」的分析都可能成為語義含糊的風車之戰。
本文試圖在美國的背景下思考民粹主義。具體而言，第一，試圖從概念上區分民主政治以及民粹政治，論述二者的相關性及差異性；第二，試圖從長線歷史的角度理解美國的民粹主義，以及它與民主政治的關係；第三，從前面提及的分析框架及歷史視野出發，理解當代美國民粹主義的類型、程度、由來及後果。
一、民主政治與民粹政治
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重合性。它們都以「民意的合法性」為其話語核心，並以此反對缺乏民意基礎的專制政治。問題在於，儘管高度重合，「民主」與「民粹」是否存在相異性？如果存在，如何界定？
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以回答，是因為人們對民主的理解不盡相同。簡單來說，就民主的理論傳統而言，存在著兩種對民主的理解，一種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稱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種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記者Fareed Zakaria發明了「Illiberal democracy」一詞，用以描述那些允許一定程度競爭性選舉卻大力限制政治自由的國家。）如果一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後者，那麼，本質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而如果一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前者，或許我們能從中找到區分民主與民粹的鑰匙。
「多元式民主」相對「一元式民主」，這個分野從何說起？簡言之，分野在於對「民意」的認識是多元的還是一元的——是存在著「一個」至高無上的整體性「人民意志」，還是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民意」？選舉，作為一種民主技術，是用以發現「那個」人民意志並為其道德合法性進行論證，還僅僅是一種決策的效率裝置、「多數民意」無論技術上或道德上都不應取代「多元民意」？
本文不是一篇思想史論文，對此很難展開論述，只能簡述。「多元式民主」秉承漢密爾頓—熊彼特—哈耶克的傳統，認為「民意」是多元的，因而不同意見（尤其是少數意見）都應有表達渠道。他們恐懼「多數暴政」，認為應以自由制度安排（財產權、市場自由、言論自由、少數權利等）約束稀釋多數偏好——事實上根據Riker這樣的社會選擇理論家，是否存在一個整體性並能通過選舉發現的「多數意志」都大可質疑，遑論以其為決策的依據。
而「一元式民主」則以盧梭—新左派為主線，傾向於將民意本身視為至高無上的合法性源泉，解除對這一意志的束縛。儘管盧梭的概念是「公意」而非「眾意」，但是假定民意是一個單數形式（general will，而非general wills）並進而假定這個意志客觀存在，本身就蘊含了極權政治的種子。
體現在制度安排上，多元式民主注重權力制衡與分散——多數與少數、精英與大眾、中央與地方、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相互制衡並共享權力。這種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設計必然為「多數意志」（如果存在這樣一個意志的話）設定了「半徑」——半徑之外，通過選舉發現的「多數意志」不能隨意佔領。權力分立、間接選舉、非民選權力機構的存留、聯邦制、遊說組織、智庫、市場的政治力量、財產保護等制度安排，便成為抵消「多數統治」的一些緩衝機制。
相對而言，一元式民主傾向於一種可被稱為「選舉霸權」式的制度安排，選舉產生行政部門，行政部門「收編」立法和司法部門，被「擰成一股繩」的權力又進一步吸納公民社會、媒體、企業與市場，最終「多數民意」通過選舉的勝利得以統領整個社會。
很大程度上，當代查韋斯的委內瑞拉、普京的俄羅斯或者埃爾多安的土耳其，都是這種「一元式民主」的代表。與威權統治不同，這些國家存在著具有一定競爭性的選舉，但是又與自由式民主不同，其當選政治家往往大幅翦除整個社會的多元性，試圖將所有權力機構乃至公民社會「統一」到一種意志之下，而其勝選的事實亦使其「贏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當的道義合法性。
對兩種民主做出區分之後，民主和民粹之間的區分就相對清晰。簡言之，如果一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一元式」的，是「選舉界定民意，民意統領一切」，那麼民主和民粹就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只有當一個人對民主的理解是自由式的、多元式的，我們才能找到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之間的界限——這個界限就是民主的多元性程度。也就是說，當我們討論民主和民粹的區分時，事實上我們是在討論自由式民主與民粹主義的界限。
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天然導向社會分層。因此，區分（自由式）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一個標誌是對精英主義的容納程度。自由式民主容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依賴精英主義，而民粹主義反對精英主義。在此，精英主義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經濟的、政治的以及智識的。
第一，經濟上而言，（自由式）民主容納相當程度的經濟不平等，並認為財產所有權的安全是政治權利的基本保障；而在民粹政治中，經濟自由常常屈從於其他政治價值——對於左翼民粹主義，「其他」價值往往與「平等」相聯繫，而對右翼民粹主義，「其他」價值則與「身份認同」相聯繫。
第二，政治上而言，民主政治也比民粹政治更能包容政治精英主義。儘管自由式民主作為民主，必然要求政治權利的平等，但它並不保障、亦不追求政治影響力的平等。如果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樂於並善於運用組織、資源、話語權或話語能力去獲得政治影響力（在最直觀的情況下，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樂於投票），從而造成影響力的不均，那麼這個局面並沒有道德上的不義性，正如一場賽跑需要保障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但並不保障每個人的速度一樣快。
第三，智識上而言，自由式民主更強調通過理性論證來獲得觀念合法性，而不是僅僅以人數（「多數」）或者身份（「白人」「窮人」「Weare99%」）來自動獲得合法性。比如，諸多調查顯示，在一系列科學問題上（比如全球變暖、核能源、轉基因），大眾和科學家的觀點常常存在落差。此外，在一系列經濟問題上，經濟學家和大眾的態度也常常不同，這種情況下，一定程度的「精英主義」將容納甚至要求放大「專家」的聲音。當Gilens以「中上階層對政治的影響力超過中下層」來批評美國民主時，很大程度上他是在以民粹式民主的尺度作出批評。
當然自由式民主仍然是民主，因此與威權主義不同，它反對封閉式的精英主義，而要求一種開放式的精英主義——政治家需要通過選舉上台、企業家需要通過創新來獲得市場、專家需要通過理性論證來獲得影響力。換言之，精英或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但是沒有人有資格壟斷精英位置。本質上，自由式民主依賴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之間的平衡，而民粹政治信奉平民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壓倒性勝利。
一個反諷的局面是，雖然民粹主義敵視精英主義，但它卻往往比自由式民主更容易走向「強人政治」甚至「獨裁政治」。可以說，民粹民主有滑向民粹專制的天然傾向。
這一點並不難理解。
首先，民粹主義往往需要一種「人格化的力量」去喚起和表達。由於對「精英建制」（elite establishment）的敵視，民粹主義往往需要一個「孤膽英雄」式的人物去樹立一個「反叛」的旗幟。無論是查韋斯、普京、埃爾多安、穆加貝，或美國的川普或桑德斯，都試圖樹立自己「孤膽英雄」的形象。
因此，民粹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其政治的「個人色彩」很強，這與民主政治的「機構色彩」形成鮮明對比。民主政治是冷靜的、常規性的甚至乏味的，而民粹政治中充滿了「孤膽英雄引領民眾振臂高呼」的戲劇化場景。
其次，由於民粹政治試圖以民意為名將所有的政治力量「擰成一股繩」，將分散、多元的權力收攏為集中的、一元的權力，它傾向於借助「選舉霸權」拆除政治制衡。因此查韋斯的國會數次「授權」總統繞開國會、實行「政令統治」，普京大大壓縮地方政府的權力、加強中央權力，埃爾多安大力打擊公民社會、壓制不同聲音……將選舉發現的「一元意志」定義為全部民意，再將「民意」神聖化，又賦予自己「民意代言人」的身份，民粹主義就這樣悄然實現了「民粹」與「強人」之間的過渡，實現了二者的兩極相通。
因此，民粹政治的現實展開形式，常常是政治強人利用底層民眾聯手夾擊社會中間層，而自由式民主固然具有精英主義色彩，但由於精英本身的多元性與分散性，卻更能抵禦威權主義的侵蝕。
二、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
就美國政治傳統而言，長期以來美國的民主實踐是多元自由式的，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聯邦黨人對「多數暴政」的警惕，在美國憲法的設計當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各種制衡機制的設立即是平衡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的努力。
事實上，儘管美國憲法開創了現代政治的第一個大規模民主實踐，美國憲法裡面根本沒有「民主」兩個字。在許多開國者看來，政治的多元性和制衡性，而非「民意」的所向披靡，才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才是其追求的終極價值。當達爾將民主改寫為「多元政體」（polyarchy）、並認為這比democracy更能反映現實中的競爭性政體時，他的表述或許更接近美國製憲者的本意。
正因為美國的民主具有相當的精英主義成分，它的民粹主義傳統並不顯著。無論是對比法國左翼傳統，或德國右翼歷史，更不用說發展中國家的民粹政治，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色彩相對較淡。這是認識美國民粹主義的一個基點。也就是說，在切入美國的民粹主義傳統之前，應從整個歷史圖景中獲得認識它的比例感。儘管這一比例也始終處於流變之中，但失去它，談論美國政治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霍夫斯塔德曾在其名著《美國的政治傳統》中指出，雖然美國的歷史在每一個橫切面中似乎都鬥爭激烈，但在激烈鬥爭的表面之下，大多數有影響力的美國政治家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輝格黨人」（即古典的自由主義者），分享一些基本共識：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與階級鬥爭；對有產階層、企業家階層大致抱有同情性立場；主張政治寬容與經濟自由主義。也就是說，美國的政治傳統是一種溫和的中間派傳統，缺乏極端主義的土壤。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美國政治歷史的一把鑰匙。
體現在制度安排上，即美國的政治制度充滿了制衡和否決機制，因而「多元民意」中的特定「一元」通常能在政治體系中找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地盤」，而不會因為它不合乎特定範圍的主流民意而被碾壓。無論是聯邦制、司法審查制度，或是美聯儲的獨立地位，國會與總統之間的複雜制衡關係，都是這種錯綜複雜的制衡機制的表現。其好處和壞處，是任何政策的演進和改革都比較緩慢。福山曾經哀嘆美國的民主已經成為「否決制」，並認為這是美國今天政治僵局的一個源頭。
正因為美國政治的多元主義和精英主義成分，它也招致了許多人對美國「虛偽民主」的批評。達爾的《美國憲法有多民主》和列文森的《我們不民主的憲法》，都批評美國的憲法不夠「民主」，而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起源》乾脆將美國憲法看做一個有產者維護其權益的「反革命」文本。
至於描述美國政治如何被精英和財團操控的著作，更是不勝枚舉，從林德布羅姆的《政治與市場》到吉倫斯的《財富與影響》，或是巴特爾斯的《不平等的民主》，都批評經濟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影響力不平等。
儘管在理據上變得越來越艱難，但也不乏為美國政治中精英主義辯護的聲音。《民主的反諷》一書認為，精英主義是美國民主得以良好運行和延續的「秘密」，而這正是美國民主的反諷之處。
作者指出，由於精英往往比大眾在政治上更加寬容，如果美國的政治體制鏡像式地反映最主流的民意，而不是「摻入」了很多精英的理念，那麼自由式民主或許早就不復存在了。
經濟學家Caplan也指出，如果美國的底層民眾投票率和中上層一樣高（事實是前者低得多），那麼美國的經濟政策會「不理性得多」。甚至Gilens的研究也可以潛在地推出，如果美國的公共政策更貼近「底層民意」，它會比現在更排外、更不寬容。換言之，儘管自由式民主的實踐放大了精英的影響力，但是它增加了美國政治的理性程度，而這種理性是美國政治得以健康運行的「秘密」。
儘管民粹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影響力有限，它絕非無足輕重。事實上，民粹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不但存在，而且很多時候以積極或消極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美國政治。
或許可以將第七任總統傑克遜當做美國民粹主義傳統的起點。選舉權在傑克遜時代顯著擴大——成年白人男子基本上在這個時代獲得了普選權，「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一詞被發明，成為「大眾民主」的代名詞。
傑克遜本人從登上美國的全國政治舞台開始，就以一個「反精英建制、代表普通民眾」的面目出現。他將自己1824年的落選歸結為當時的「精英建制」的「腐敗交易」，而他在1828年上台後，力推具有民粹色彩的主張。經濟上「反對富有銀行家」，極力推翻第二國家銀行（1836年成功關閉該銀行），並大力倡導貿易保護主義（1828年關稅法案為其表現）——此為左翼民粹主義的先聲。另一方面，他又推行種族主義政策，「1830年印第安人遷徙法案」（所謂「血淚之路」的開端）即是其政治成果——此為右翼民粹的影子。他任期開創的政黨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即勝選後將數以萬計的公職當做戰利品向其支持者分配，更是其民粹主義傾向的直接體現。
19世紀末「人民黨」（也稱民粹黨）的興起，是美國民粹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重大節點。人民黨崛起是美國社會對迅猛工業化的一種政治反應。1880年代，針對農產品價格的下跌、歉收以及信貸不足等問題，農場主聯盟（Farmer’s Alliance）成立。該組織於1890年代初發展成人民黨，推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James Weaver，並贏得了約100萬張民眾選票。人民黨和民主黨1896年共同推出總統候選人William J.Bryan——被視為當時最叱咤風雲的演說家，曾數度參選美國總統，1896年僅以微弱劣勢敗選。1896年人民黨併入民主黨。
總體來說，人民黨的議程是左翼議程。他們要求銀幣的擴張供應（而金融界出於通貨膨脹的恐懼而反對）、累進稅制、鐵路的國有化、參議員的直選等，其不滿主要針對「華盛頓精英」「工業資本家」以及「東岸金融家」。Bryan打出的政治綱領也是反對金錢權力、反對大銀行和托拉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自由銀元以及徵收收入稅和遺產稅等。但是，該黨又不乏排外、反移民的右翼議程。Thomas Waston（人民黨1896年副總統候選人）極力反對當時大量湧入的意大利、波蘭、猶太人移民，將其斥為「舊世界中最危險、最腐敗的力量」。
或許因為主流政黨對激進力量議程的吸收能力，或許因為不同時代的「民粹」的定義發生巨大變化，20世紀美國的民粹主義並不興盛。對於右翼來說，無論是老羅斯福的「進步黨」，或是小羅斯福的新政，更不用說Huey Long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左翼民粹主義的代表。而對於左翼來說，反共的麥卡錫勢力，George Wallace這樣的種族隔離主義者，更不用說3K黨這樣的勢力，則是右翼民粹主義的體現。1990年代的「佩羅旋風」也被視為一次新的民粹主義抬頭——佩羅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贏得了近20%的大眾選票，是老羅斯福以來美國第三黨所獲得的最大成就，而他的政治綱領也以「反精英建制」為其標誌。
從美國民粹主義的簡史中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往往相輔相成、如影隨形。這種相輔相成或以直接結合為表現形式，比如傑克遜或者人民黨的綱領；或因防禦心態相互激發，比如進步主義時代，保守的法院勢力激發左翼進步黨的興起，而羅斯福新政後左翼勢力的興起又激發麥卡錫主義。美國歷史上，我們很難見到一個時代左翼或者右翼民粹主義作為一個孤立的現象存在，它們往往相互激發甚至相互惡化。
第二，民粹主義的政治後果未必一定是負面的。很多歷史時刻，雖然民粹主義政治家敗選，他們常常能將自己的議程——通常是打折版本——納入到主流政黨的政治議程當中，從而構成政治改革的動力機制。比如，人民黨雖然最終解散，但是它的許多「進步主義」議程被納入民主黨；同理，佩羅1992年雖然敗選，但是他得以將自己的「預算平衡」理念推入兩黨競爭的議程。很大程度上，民粹主義是一種「信號燈」機制，其閃爍的光亮構成一種政治報警。儘管全盤採納民粹主義綱領往往是危險的，但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一些溫和版本的民粹綱領不但增進政治的代表性，而且可能通過預防革命維持秩序。
第三，就總體趨勢而言，美國政治當中的平民主義色彩越來越強，而精英主義色彩越來越淡。儘管許多人譴責「美國墮落了」，似乎美國歷史上存在著一個更民主的「黃金時代」，一個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事實是，縱向而言，當代幾乎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時代。（當然，這是就長線整體趨勢而言，不排除在某些政治議題上存在著反覆和退步。）
這可以從許多方面得到反映：普選權的擴大化；競選資金自1970年代以來的逐步規範化（美國對選舉資金的系統規範起始於1971年「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此後對個體、組織的政治捐款數額和透明度才有了系統規範。當然，針對這個法案各個條款的鬥爭，持續至今。）；政黨提名候選人方式的民主化（初選的出現）；議員「深入本選區、走群眾路線」的密度顯著增加；美國福利制度的穩固化；等等。
儘管歷史上美國曾經兼有過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但左翼留下的政治遺產顯然比右翼思潮更有持續性——麥卡錫的歷史地位可以說「臭名昭著」，種族隔離主義者多年以後已經沒有政治影響力；相比之下，兩位進步主義羅斯福總統都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其制度和政策影響持續至今。這是理解當代美國民粹主義的一個總體性背景。
三、當代美國的民粹主義
當代美國，左翼和右翼兩種民粹主義都在強化——至少他們彼此認為對方是民粹主義。就左翼民粹主義而言，很多人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和後來的「桑德斯旋風」是其表現。就右翼民粹主義而言，則先有茶黨運動，後有川普現象。
川普的政治崛起是這一政治戲劇的頂峰。他關於構建美墨邊境高牆、暫時中止穆斯林移民的政綱，加上他「刺激性」的語言風格，使其成為右翼民粹主義的代言人，而他高位的民調支持率，以及最終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這一事實，更是令許多人目瞪口呆。人們追問：美國怎麼了？
兩種民粹傾向各自的根源並不相同。要理解當代美國右翼民粹的根源，必須從美國左翼民粹說起，因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對後者的一種應對。概括而言，左翼民粹傾向的土壤，在於「權利觀念」的不斷泛化，而不斷上漲的權利預期與美國政治當中的精英主義之間的裂縫和張力越來越大。
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則很大程度是對美國左翼自由派在長線歷史中地位不斷上升的一種反彈——它之所以演變成民粹主義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右翼民眾認為右翼「建制派」對於左翼的挑戰應對無力。也就是說，美國政治的「兩極化」，是因為左翼越來越無法容忍美國政治當中的精英主義「秘密」，而右翼對左翼「節節勝利」的趨勢產生強烈的怨恨。
如前所述，就中長線歷史而言，相比保守右翼，自由左翼在美國主流政治中留下了更持久的遺產。無論是羅斯福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勞工保護法案、累進稅體系，還是約翰遜時代的醫保體系、平權法案和扶貧項目，或是1970年代的聯邦選舉法案以及女性墮胎權，更不用說在聯邦制中聯邦政府的逐漸坐大，都早已成為美國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無論是南方種族隔離主義還是鍍金時代的經濟放任主義，顯然處於衰勢。
推動這一變化的，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的觀念變化。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20世紀的後半葉西方世界出現了一場「權利革命」——無論是黑人、女性、同性戀甚至兒童、動物，其權利都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改善。
權利觀念的擴展不僅僅是在政治和法律領域，也深入經濟和社會領域——無論是針對少數族裔的「平權法案」，還是不斷擴大的福利和扶貧項目，都是這種擴展的表現。「福利」逐漸成為一種「權利」。一套越來越細密的「政治正確」話語體系，也作為這種不斷拓展的權利觀的衍生物出現——超過一半的美國大學開始發佈「正確用語」指南，其中一份甚至稱「美國人」(American)應該成為避免使用的用語（The Real Danger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Washington Post,2015.7.30。當然，由於引發批評，這份指南最後被從校方網站撤銷。）。
儘管里根時代開始的所謂「保守主義回潮」，一定程度上讓這種「自由左翼上升、保守右翼衰退」的趨勢剎車，小布什政府的八年更是一度讓許多人為「新保守主義」的再現驚恐，但這種剎車更像是歷史以「進兩步退一步」方式前進過程中的「退一步」，而不是對歷史趨勢整體性的逆轉。
事實上，里根和小布什時代到底是歷史發展趨勢的「平台期」還是真正的「逆轉」，都並不明確。經濟上而言，里根時代只是使聯邦政府的開支停止上漲而已，而不是使其真正下降，而小布什政府醫療改革的思路其實合乎「進步主義」。
有趣的是，不斷拓展的權利和福利並沒有平抑自由左翼的不滿，反而滋養了當代的左翼民粹主義。這一點看似費解，實則並不難理解。現實的變化速度跟不上人們「權利預期」的上漲速度，因而儘管權利和福利總體而言在改進，但是左翼的「相對剝奪感」在強化。
這一「相對剝奪感」的後果，是美國政治中持續了數百年的精英主義成分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左翼民粹認為，福利和扶貧措施乃至平權法案還遠遠不夠；對商業和金融精英的管控和稅收遠遠不夠；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令人憤慨（哪怕整個社會總體而言都在變得更加富裕）。而最糟糕的，是「富人」比「窮人」的政治影響力更加顯著，似乎「權利平等」必須帶來「影響力平等」才合乎正義。這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桑德斯現象」的基本背景。
當左翼從其理想主義的權利預期出發，看到的是精英主義劫持了美國的民主；右翼看到的則是完全不同的現象——在他們眼中，美國政治歷史是一個「自由左翼節節勝利、保守右翼節節敗退」的歷程。
古典意義上的「市場自由」早在1930年代隨著「洛克納時代」的終結而終結（洛克納時代是指19世紀末到1930年代，當時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捍衛市場契約自由、反對勞工保護立法」的判決，到1930年代，由於最高法院立場的轉變，這些判決被一一推翻。），福利制度的氾濫正在瓦解美國傳統清教徒的「工作倫理」；黑人在「平權法案」之下受到了「優待」，而「中下層白人」成為被遺忘甚至被污名化的群體；傳統文化價值在不斷消融中——女性墮胎權在法律上難以逆轉，同性戀的婚姻權成為歷史趨勢，而美國的非婚生子女在所有兒童中佔比已經高達41%；國界線的不斷開放不但惡化了本土的安全局勢，而且威脅了本國中下層的就業機會。當他們看到自由左翼還在爭取更多的福利制度、更多的黑人保護、更激進的文化變化以及更開放的國界線時，可想而知他們心中的怨恨。
如果說左右翼歷史地位的相對變化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一個原因，這種力量對比的未來走勢則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二個原因。任何國家的未來政治都難以預測，但是美國社會的兩個變化足以令右翼感到前途暗淡——一個是美國人口的族群結構，另一個是美國人的代際觀念變化。
就族群結構而言，研究顯示，白人將在美國的人口結構中不斷縮小（到2055年白人將不再構成美國人口的多數），而少數族裔將不斷增加（其中拉美裔和亞裔增長最快，而黑人比例基本不變）。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少數族裔更傾向於給民主黨投票。以2012年總統選舉為例，59%的白人投票給了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但93%的黑人、71%的西裔和73%的亞裔投給了奧巴馬。一個對比可以展示人口結構變化的政治後果：1980年里根贏得了56%的白人選票，但他以44個州的壓倒性勝利贏得了選舉；2012年羅姆尼贏得了59%的白人選票，卻輸了選舉。一個重要原因，是從1980到2012年，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比例從12%升至28%。
就美國人政治觀念的代際變化而言，一個清晰的趨勢是，越年輕的美國人通常越左，而年輕人是「未來的主人翁」。仍以2012年為例，65歲以上的人56%投給了羅姆尼，45-64歲51%投給了羅姆尼；相比之下，30-44歲的選民52%投給了奧巴馬，18-29歲60%投給了奧巴馬。就2016年來看，30歲以下的選民中，桑德斯的支持率超過希拉里和川普這兩大候選人的總和，而且超過幅度是25%。
這一代際變化趨勢，對於預測美國的未來具有重大意義。與這種代際變化相關的，是教育水平的影響。各種調查顯示，川普的最大票倉來自於「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問題在於，隨著整個社會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個群體在迅速縮小。一項研究指出，這一群體在選民中的比例，每四年就下降3%。
由此可見，共和黨的主要選民基礎——白人、年齡偏大以及教育水平偏低的選民在不斷縮小，而民主黨的主要選民基礎——非白人、年輕人以及受教育水平較高的群體在不斷擴張。就長期後果而言，除非共和黨大幅調整政綱，某種意義上它已經進入了衰亡期，美國的兩黨制將從所謂「左右之爭」走向「左與更左」之爭（即「克林頓黨」和「桑德斯黨」之爭）。從這個角度而言，川普的崛起可以說是保守右翼民眾絕望之下的「垂死掙扎」，是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舊美國」衝下山坡時的本能與理性選擇。（之所以說「理性選擇」，是因為激進右翼保守話語或許會進一步推遠少數族裔選民，但在人口結構發生質變之前，這種「極端化策略」或許有利於激發白人選民的投票率，從而使其暫時穩住自己的政治力量。）
歷史不在保守右翼這邊，未來也不在他們這邊，更令其絕望的是「當下」也不在他們這邊。文化精英系統化的「自由派偏見」是保守右翼「憤怒」的第三個原因。所謂文化精英的自由派偏見，是指整個文化產業不成比例的自由左翼傾向，這在媒體、高校和文化工業等方面都清晰可見。
以「媒體偏見」為例，儘管美國公眾在許多涉及「自由—保守」的政策議題上勢均力敵，主流媒體卻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左翼自由派」（顯著的例外是Fox News）。關於這一點，已有無數研究證實。一項調查顯示，自稱為「民主黨人」的記者和自稱為「共和黨人」的記者比例是4：1，而在華盛頓，給民主黨投票的新聞記者佔90%。此外，2014年一項調查顯示，44%的公眾認為媒體過於「自由派」，只有19%認為媒體太「保守」；52%的民主黨人認為媒體「大體公正」，只有18%的保守黨人這樣認為。
與媒體類似的是高校。一項調查顯示，2014年自由派的高校教師和保守派比例大致是5：1，而僅僅在大約25年前（1990年），這一比例還大致是2：1。也就是說，高校不但本來就具有顯著的自由偏見，而且這種偏見正在迅速擴大化。
同樣，文化工業也大幅左傾。以好萊塢明星為例，2012年明星給奧巴馬的捐款總數達到80萬美元，而對羅姆尼的捐款則不到8萬美元。
由於新聞記者、高校老師和影視明星等職業是公共空間擁有「話語霸權」的人，這一系統性的左翼偏見以及偏見中對右翼保守派的「妖魔化」，在很多右翼保守派看來，是文化精英對普通民眾的背叛甚至羞辱。
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則是右翼民粹化的第四個原因。各種調查都顯示，川普最大的支持群體是「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尤其男性）。在這個群體中，大約55%支持川普，只有30%支持希拉里，而在幾乎所有其他選民群體中，希拉里都佔優勢。
經濟上而言，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根據皮尤中心的調查，從1971年到2015年，美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相對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其人口比例在縮小（從61%到50%），財富也在明顯縮小（從62%到43%）；而在各個群體中，經濟地位下降最嚴重的，是「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以「在高收入人口中佔比減去在低收入人口中佔比」為衡量標準（很大程度上反映經濟相對地位），1971到2015年黑人增加了11.2%，亞裔增加了4.1%，但是「沒有高中學歷的白人」下降了18.1%，而「只有高中學歷的白人」下降了21.9%——他們構成美國經濟地位下降最嚴重的兩個群體。
某種意義上，他們是「被遺忘的人」——技術革命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有學位的白人群體」的經濟地位，而福利和扶貧項目很大程度上幫助了黑人和其他低收入群體，但很多「沒有學位的白人」作為曾經的「中產階級」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經濟地位不斷下滑至「低收入階層」，其怨恨不難想像。
需要指出一點，一種常見的看法是，川普現象反映的是「底層右翼」的民粹主義。這種看法的問題在於，事實上就平均經濟水平而言，川普支持者的經濟收入既高於桑德斯支持者也高於希拉里支持者。
激怒川普支持者的，與其說是其絕對經濟水平，不如說是其相對經濟地位的變化。川普現象之所以「顯得」是個底層運動，或許是因為前面所提及的文化精英話語霸權現象。也就是說，希拉里和桑德斯才是真正經濟底層的代表，只不過這些經濟底層與文化精英（媒體、大學、好萊塢等）有一個嫁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川普現象的本質更像是偽裝成平民主義的精英主義。
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最後一個——但絕非最次要的原因，則是穆斯林極端分子恐怖襲擊的浪潮。這一點眾所周知。這股襲擊浪潮不但加深了美國人的安全焦慮，也賦予其排外情緒相當的合法性。9.11事件的陰影自不待言，近年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恐怖襲擊有擴大傾向——每發生一次襲擊，川普的支持率就提升一次。歐洲近年頻繁的恐怖襲擊也一次次令美國人感到唇亡齒寒。
這些恐怖襲擊，成為歐美各國「排外民意」不斷上升的一個直接導火索。這種焦慮不但是安全意義上的，也是文化意義上的。由於穆斯林的出生率普遍偏高，穆斯林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將不斷上升，據估算到2050年將與基督教人口基本持平。在美國，穆斯林人口雖然不會以同樣比例上升，但基督教徒比例會嚴重下降（以2007-2014年為例，僅僅7年時間，美國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就從78%下降到了71%。）、「清教文化」將被大大稀釋，則是歷史的趨勢。
綜上所述，右翼民粹化傾向有歷史原因、未來走向原因、經濟原因、文化霸權原因以及安全因素。一種看法將川普現象簡單地視為「白人的種族主義」，這顯然低估了事情的複雜性。
毋庸置疑，右翼民粹化趨勢中種族怨恨起到了很大甚至可能是主要作用，但是，與其說其種族怨恨是基於「白人優越論」的粗暴偏見，不如說是對政府的種族政策（包括移民政策）、文化精英的種族話語的一種反彈。
換言之，在很多「沒有學歷的白人」看來，可惡的不是——至少不僅僅是——「黑人」「穆斯林」或者「墨西哥人」本身，而是政府的「平權法案」、過於寬鬆的移民政策、對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應對無力、經濟上作為一個群體被忽略、越來越吹毛求疵的政治正確話語、文化工業中黑人永恆的受害者形象，以及白人必須為自己爺爺的爺爺承擔的永恆罪責。
那麼，後果是什麼？左翼由於權利觀念的不斷上漲而民粹化，右翼由於「失去歷史和未來」而不斷民粹化，政治兩極化將給美國帶來什麼後果？
短期和長期後果或許並不相同。短期而言，後果可能並不那麼嚴重。如果用本文第一部分區分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的標準進行衡量，美國當下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多大程度上能被稱為「民粹政治」都可質疑。
首先，無論桑德斯和川普，從一個更大的觀念連續譜來看，都並不極端。事實上，兩個人在某些問題上還立場接近，以至於其支持者常常能相互倒戈。就川普而言，與很多共和黨大佬不同，他認為伊戰是一個「錯誤」，對給富豪減稅沒有自由放任主義式的熱情，對全球化和貿易自由非常懷疑，即使對擴大政府醫保責任，他也顯得含糊其辭、左右搖擺——這些都使他比其他共和黨參選人更接近民主黨。
一項大數據研究顯示，川普和希拉里的「用語自由度」程度非常接近，甚至還有學者認為，「川普是一個溫和意識形態的教科書式案例」。就桑德斯而言，雖然他提出打碎大銀行和徵收金融交易稅，但他並不主張銀行國有化；他主張醫保體系國有化——這在美國的話語體系中「極端」，但在諸多歐洲國家早已是現實；儘管2010年他曾連續演講9個小時譴責奧巴馬延長布什的減稅政策，兩年後他卻投票支持了一個預算方案，該方案使得布什98%的減稅方案永久化。
其次，桑德斯和川普的「勝算」都可疑——桑德斯已出局，川普上台的可能性也低於希拉里（除非出現某些極端事件）。美國社會更願意選擇「中間建制派」作為自己的總統，或許印證了霍夫斯塔德所說的美國「輝格中間派」傳統。
針對美國文化越來越兩極化的說法，Fiorina曾在《文化戰爭》中予以反駁。其研究顯示，美國人總體而言溫和、寬容，道德上不存在重大分歧，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程度遠遠小於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程度。Abramowitz在《消失的中間派》中也指出，美國政治的兩極化與其說是因為整個社會已經變得水火不容，不如說是一系列政治構架的變化迫使政治家不得不回應更極端的聲音。（比如，初選的出現使候選人必須先通過「本黨選民」的把關才能走向全國選民，問題是在政黨初選中，踴躍投票的往往是少數立場堅定、激烈的積極分子，溫和的候選人很難通過這一關。參見AlanI.Abramowtiz,The Disappearing Cent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再次，制度上而言，美國複雜的政治制衡也不大可能一夜之間消失，這將使美國的「宿命」只能緩慢呈現。比如，選舉人團制度或許會相當程度上延遲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政治後果（比如，雖然西裔亞裔人口比例將大大增加，但如果他們不分佈在「政治搖擺州」，那麼他們對選舉的衝擊就會被大大稀釋。），而司法審查制度在很多歷史時刻成為政治激變的急剎車。如果說「一元化民主」是民粹政治的核心特徵，那麼美國要從「多元式民主」走向「一元化民主」，還有漫長的道路需要穿過。
但長期來看，美國政治的未來卻令人擔憂。固然，一種理想的情形是，美國主流政黨通過吸收部分民粹議程來推動溫和改革，以此防止革命或者「反革命」，正如歷史上所發生的那樣。
從代際觀念變化出發，美國未來的最樂觀情形，是通過又一場「進步主義革命」（桑德斯革命）將美國建設成一個巨大的、社會主義歐洲式的國家。但是，且不說歐洲自身也正在陷入「左右兩極化」，問題在於，當美國不再是美國，由於全球安全體系、貿易體系和創新體系的變化，歐洲還能否是歐洲？並且，當歐美的代際觀念繼續左轉，觀念的多元性迅速消失，又有什麼力量能夠防止桑德斯成為查韋斯？
如果說樂觀的情形是美國的歐洲化，悲觀的情形則是美國的拉美化。無數研究顯示，美國當代政治兩極化程度是二戰以來聞所未聞（無論是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不相上下程度，或兩黨在國會中的投票與「對方黨派」的距離，都顯示政治的兩極化在顯著加劇。），而兩極化——正如埃及、泰國、阿根廷等地歷史顯示——對於政治發展極為不祥。
問題在於，很難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會在可見的未來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權利觀念泛化」趨勢還在繼續，可能突破「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平衡點，形成「平民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壓倒性優勢，而右翼在左翼攻勢下越來越絕望憤怒，以至於「狗急跳牆」，也可能變成一種極端主義勢力。
持續的政治僵局和頻繁的街頭運動還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經典局面，是左翼通過其「數量優勢」不斷贏得選舉，並逐漸將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贏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選舉勝利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之後，開始訴諸政變、暴力和極端主義組織。這一情形如果出現，不但意味著美國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機，而且意味著二戰以來大致維持了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國際體系的衰落。
到那時，世界將向何處去，會否墮入一個無序的「自然狀態」甚至一個核擴散深淵，就難以知曉了。
——原載《探索與爭鳴》雜誌2016年第10期，原題為《民粹與民主：論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