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1月07日訊】按：文東海曾經當過警察、教師，現為長沙執業律師。2015年開始，作為「廣州民主三劍客」唐荊陵、袁朝陽、王清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辯護人之一，第一次辦理維權案件，後來成為「709」王宇律師的辯護律師，2016年被警方強行解聘。近日文東海律師接受了記者的採訪，談自己從警察轉行做律師的心路歷程。

（續前文）

記者：您對王宇「電視認罪」怎麼看？

文東海：電視認罪是延續了中共上台後一直運用的一種遊街示眾的方式，本質上它就是反文明的。過去電視沒有那麼多，資訊沒那麼發達，文革時是在一個廣場召集所有人，讓人當眾人低頭認罪，戴上屈辱的標誌，現在是通過電視示眾了。

我和王宇沒有正式接觸，我現在也沒見過她。我聽過一些事情，她過去是體制內的，因為地方執法部門粗暴執法，她曾被冤判了幾年，做律師之後也走上維權之路。她做過許多敏感案件，是我見過最多的，在民間她被稱為「戰神」，那都是有紮實的業績擺在那兒，她經驗豐富，非常勇敢，意志是非常堅強的。但是最後她選擇了認罪，我感覺更多的是她對家庭的考慮，她是個好母親，孩子求學不成，可能是她內心最大的遺憾吧，兒子因為她這樣一個母親，連正常學業都沒法完成，她對兒子很愧疚吧，她接受警方的條件，通過電視認罪，想對她的家庭進行一些的彌補，包括彌補對她兒子的打擊。

作為個體，遇到這麼強大的國家機器，也許能挺過去，也許挺不過，那都是很正常的，我們應該理解。

記者：當您做維權律師面臨風險，您考慮過您的家庭嗎，怎樣達到平衡？

文東海：生活在這個年代，很多東西確實沒辦法兼顧，家人老認為我會出事，有時候確實我感到無能為力。我的尊嚴不能被人踩在地下，我既然是律師，那麼律師的尊嚴也不能被踩到地下，我必須要站起來。中國有30萬律師，不管人家站沒站出來，我要站出來，那我就要冒很多風險。抓人，抓其他的律師，大家就會有一種不確定的恐懼感。

家裡只有我一個人賺錢，我老婆沒工作，我小孩那麼小，我一旦被抓，她們怎麼辦？有時也想，不如退出維權律師這個行業，做一些商業案件，恢復以前的生活，跟大家一起玩玩牌，與法官、檢察官混好關係，請他們辦案時稍微照顧一下，這是普通律師的常態啊。但當我碰到一些事情的時候，退出的想法就消失了，莫名奇妙的是，這事好像我必須去做，人可能就是這樣糾結吧。

我並不認為我需要為國家做甚麼，我認為國家越大，越不容易改變；國家越小，更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中國之所以專制，又故步自封、自以為是，認為自己體量大，有所謂民族的優越感，國外好的做法、先進的制度，反而沒辦法引進來。

我不是為了這個國家，是為了生活這片土地上的人、包括我自己過得更體面一點，更有尊嚴一點，更像一個人一樣活著，而不是每天在恐懼中，把自己屏蔽起來，讓出一些東西，求得片刻的安寧，卻沒有真正的自由。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不想這樣生活，我也希望我周邊的朋友不要這樣生活，如果大家都不願過這樣的生活，這國家就真會有所改變。

其實國家作為一個虛幻的概念，它和家庭是沒法比的，我們也不要太固守國家如何如何強大，只要這片土地上的人過得真正像個人就好，就可以了，這是我希望的。

記者：您可以談一下政治與中國人的關係嗎，及政治與法律的關係？

文東海：政治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是全部，我們每個人都被政治框在一個大框裡，不管你願不願意，你每天都受政治的影響，按照政治分配按部就班地做事。在中國決定政治分配的是少數人，大多數人是被政治決定的角色。你不去參與，你不去關注政治，你就有可能成為政治的犧牲品，或者被邊緣化、受欺壓。講起來，在中國的每個人都受到政治的迫害，不管你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你多多少少都受到迫害。

政治在中國通過權力就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角色，包括他的全部生存資源。在一個法律起作用的國家，政治能起作用的範圍就很小，政治權力就沒有市場。法律和政治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法律的空間大，政治空間就小，政治空間大，法律空間就小。我們現在是政治空間大，而且在政治裡邊，站在支配地位的人是極少數的人，法律的空間相當狹小，作為律師的空間都不斷被壓縮，連律師正常業務都無法進行，一個普通案件，隨著官員的運作，很快會演變成敏感案件，最後會變成政治事件。實際上它是按照政治權力、內部認可的潛規則在處理事情，這裡沒有法律的空間，而我們律師的主要目標和方向，就是讓法律的空間越來越大，要政治的空間越來越小，讓權力受到法律的限制。

記者：您可以談談對恐懼的理解嗎？

文東海：我體會呢，一個人的恐懼更多時候是來自內心。小時候，我家人嚇我說：哪裡有警察哪裡有老虎，老虎吃人，警察會抓人甚麼的，我會感到非常恐懼，一經過墳地我就感覺緊張，因為聽過一些鬼故事，就怕鬼從墳地冒出來，其實是心理作用啦。在當今的中國，作為律師確實每天都面對風險，當然這個恐懼和那個恐懼不一樣，這個恐懼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但它也在你內部有陰影，有些事不一定要真正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首先是我們個體面對國家機器的時候，我們會自己感覺渺小，每個人都很難克服，就是說，當局刻意製造的恐怖氣氛，你不想辦法去扭轉，恐怖氣氛就會感染到每個人，它會使你的恐懼無邊無際，恐懼是他們統治最好的方式啊，它讓你害怕。

目前它的謊言已經在慢慢解構，專制的兩大利器，一個是謊言，一個是暴力，當謊言被解構，謊言所維持的統治實力就慢慢消失，大家對政權不信任的時候，它唯一依靠的就是暴力，暴力所以能奏效，是人有恐懼，害怕挨打，害怕坐牢，害怕被他們折磨、刑訊逼供，怕被它折磨致死，像對高智晟那樣的酷刑，任何常人都無法忍受吧。如果我被抓進去，自己能堅持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發現有個群體，他們已經克服了恐懼，那就是法輪功，這個群體表現出那種在抗爭中的執著，對當局的那種藐視，是我在任何一個群體中都沒看到的，而且他們非常團結，他們已經克服了這種恐懼。中國真要走上民主法制，可能每個人都要克服，包括我們律師也要克服，當然克服恐懼是相對的，不是說不害怕。

我最恐懼的是第一次被國保約談的時候。雖然我過去是警察，曾在警察學校接受教育，但是我對國保能做甚麼並不瞭解，但面對他們之後，恐懼感慢慢消失了，第一次被約談時和他們吵起來，第二天又找我談，我發現自己沒有一點恐懼了。

恐懼來自一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不斷瞭解、經歷一些事情後，恐懼感就越來越小，就明白，如果自己不反抗，恐懼感會越來越強，就活得更不開心了；如果反抗了，可能恐懼的時間就短，一旦突破，就沒那麼恐懼了。

當局它已經不顧一切地揮舞著刀劍，威脅我們的安全，一個人克服恐懼，當局可能把他消滅，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也有可能被它消滅，但十萬個人甚至一百萬人克服這個恐懼，它再想消滅，就沒有這個實力了，圍繞十萬個人身邊的至少有上百萬上千萬人的時候，這上千萬你當局怎麼消滅？怎麼對付？

我在辦709案件的時候，有一次被警察扣押在天津的一個看守所，警察問我，你難道沒有甚麼可怕的嗎？我說我怕，我怕刑訊逼供。他說「這不可能，法制在不斷地進步」。我說，進步的不是法制，是人心。

中國人在改變，和外界交流後，每個人的觀念都在改變，體制內的人可能因為現實的逼迫，會把自己的想法隱藏起來，或者因為在體制裡獲得了好處，他把自己的想法丟棄到更小的角落，但每個人都有對安全尊嚴的需要，在中國，沒有哪個人真正有尊嚴，沒有，不管是高官，還是富商，還是貧民老百姓，沒有一個是有尊嚴的。但是追求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是每個人內心都有的一種渴望。

民主不是哪個人的事情，不是哪一個人能推動的，它需要社會整體的進步，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們不能對他們有更多的期望，我們要自己努力，追求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每個人都應該克服恐懼，有所擔當。

採訪整理：鄭延 責任編輯：蘇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