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0月10日訊】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在2016年諾貝爾獎開獎第一天（3日）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儘管日本科學家近年來屢獲諾獎，但日本的教育現狀，以及整個東亞教育體系，被一些專家詬病。

微信公眾號「左思右想」日前貼出一篇來自藍橡樹的文章，提及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日本物理學家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制度的批評，文章分析了當前東亞教育制度的來源、現狀以及所存在的問題。這篇文章在網上被廣泛轉貼，而網上評論似乎是贊同該觀點的網民多於反對者。以下是部分內容節選。

諾貝爾獎得主：東亞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

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日本物理學家中村修二認為，日本、中國以及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現代普魯士教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這種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

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於2015年1月在東京的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舉行記者會，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個非典型的日本科學家：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他動手能力非常強：上午調儀器，下午做實驗；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這樣的人在日本並不主流，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

東亞教育：效率低下 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經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讚賞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裡比較寬鬆的了，有些國家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總稱為「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

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元，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 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數學和閱讀項目上，韓國學生在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一。但是，這項成就是以相當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為何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係呢?個人觀點認為，是因為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本來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而對於有的國家來說，可以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

東亞教育具有循規蹈矩的「普魯士基因」

在十九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著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

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

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著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

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餐以及體育課的時間；

放學後，學生回家做作業。

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裡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

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十九世紀也被其它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它國家。

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

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與細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像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普魯士基因以外，東亞教育還深受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影響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舉模擬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一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向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裡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像力和實際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

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

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

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其視為極待跨越的障礙。

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局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擇人材中的位置。

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慮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六次報考機會。

台灣、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聯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聯考一年一次。#

責任編輯：李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