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0月24日訊】作者的話

大衛·雷姆尼克是《紐約客》雜誌的總編輯，在1987－1991年間，他是《華盛頓郵報》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在四年多的時間裡，他採訪過蘇聯社會的各個階層，也見證了這個強大政權的失敗。後來他把這些採訪集結成書，這就是他的名著《列寧的墳墓》，此書獲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獎。下面這篇文章所提及的事實大都出自此書，有一些也參考了別的資料。許多句子都是直接引用，因為網絡發表，未能一一註明。部分語句是我參照英文原文重新翻譯的，和台灣版稍有不同。

1《懺悔》的公映

1987年，格魯吉亞導演欽吉茲·阿布拉澤的電影《懺悔》在全國公映。這是蘇聯解體之前極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虛構，情節有點像後來的美劇《暴君》：阿拉維澤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長，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許諾要為人民建立「人間天堂」，但大權在握之後，他開始殘暴地踐踏和虐待當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發昏憒，甚至想開槍射下太陽。他把自己的朋友，藝術家山德羅關進了集中營，後者就死在那裡。多年之後，山德羅的女兒柯蒂開始追尋父親的死亡之旅，並決定復仇。那時阿拉維澤已死，柯蒂挖開了他的墳墓，撬開了他的棺材，並把他的屍體拖出來「罰站」。

在那個時候，蘇聯依然強大，審查部門依然有著不容質疑的權力。但和大多數極權政府一樣，因為官員的昏庸草率，審查總有縫隙，政府也不可能禁絕所有的事。《懺悔》提交申請時說是一部「關於道德與倫理的電影」，其實影射意圖十分明顯，片中的阿拉維澤就是斯大林。

那時戈爾巴喬夫上台已經兩年，許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斯大林時代的囚犯，他對斯大林不可能完全沒有意見。而當時蘇聯和世界的局勢，也要求他必須以一種較為開明和寬鬆的姿態出現。在1987年1月的蘇共中央會議上，他宣佈要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一個月後，他在克里姆林宮告訴記者：蘇聯將填補「歷史的空白處」，「我們不能忘記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們遺忘或不去追尋那段沉默歲月中的犧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們必須揭露歷史的真相。

《懺悔》公映之後，在蘇聯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它不僅公開說出了極權的罪惡，也讓成千上萬的蘇聯人開始反思罪惡的來源以及成因。或許可以說，正是這部電影揭開了蘇共一直遮擋和掩蓋的那些東西，把「我們不能這麼活」的念頭深植於每個人心中。值得一提的是，戈爾巴喬夫本人也看過這部電影，看過之後，也正是他當批准了《懺悔》的公映。

蘇聯解體之後，有記者採訪欽吉茲·阿布拉澤，問他當初為什麼想拍這麼一部電影，他反問道：這個，難道不是我們的責任嗎？

2 基馬的卡片

《懺悔》讓無數蘇聯人感覺振奮和激動，基馬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叫德米特裡·尤拉索夫，生於1964年，比王小山只大幾歲，但腦容量要比王小山大上八百多倍。從高中時代起，基馬就致力於一件在當時毫不起眼、後來卻證明無比重要的工作：他收集那些在蘇共統治下被囚禁、被處決的受害者名單，然後把這些名字寫入卡片，卡片上列有他們的姓名、生卒年月、被迫害的事實……到1988年，24歲的基馬已經填滿了200，000張卡片。換言之，在成千上萬的遇難者屍體中，他已經找到了20萬具確證無疑的骸骨。

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前後，或者說，從更早的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聯的軍警特務就已經無力阻止人們在飯桌上談論這個政權所犯下的纍纍罪惡。這也是極權末期常見的景象，當獨裁者的權力日漸軟弱，平民的反抗——無論是行動還是言語——就會越來越直接和激烈，而任何試圖重建極權的努力都將被證明是徒耗心力，他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平民的憤怒，還有知識精英的嘲笑，以及整個官僚系統的懈怠與抵制。在1987－1988年間，在莫斯科、彼得堡這樣的大城市，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人開始自發地聚集起來，他們討論歷史和時事，嘲笑蘇共及其領導人，模仿他們的動作、姿勢和話語，常常引起鬨堂大笑。許多我們熟知的蘇聯笑話就出自其中。其中一個不定期的聚會就是「莫斯科論壇」，參加者包括著名的薩哈囉夫，以及列恩·卡平斯基，後者是蘇聯著名的紅二代，其本人也曾是體制內的明星，但在1987年前後，他開始公然稱自己為「半個異議分子」。

基馬是「莫斯科論壇」最年輕的參加者，薩哈囉夫這種「長鬍子的成年人」一定給了他不少啟發，但他也不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事實上，他常常在論壇中露出輕蔑的笑容。按今天的說法，基馬出身於一個粉紅色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位體制內的工程師，他媽媽熱愛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時代，他們家從不談論時事，也從來不讀那些「反動的」地下刊物，但基馬還是一點點褪去了身上的粉紅色，漸漸成了一個堅定的異議者。

他當過兵，退伍之後在蘇聯最高法院的「書庫」找到一份工作，書庫裡藏有數百萬份「罪犯檔案」，基馬就利用這些檔案慢慢充實自己的卡片。這種事注定不會長久，他的一位主管很快發現了他的秘密，他們開除了他，失業之後的基馬做過一段時間搬運工，但一直到1988年，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卡片事業。

沒人知道基馬後來過著怎樣的生活。在蘇聯解體以及後來的一系列動盪中，他的名字沒有再出現過。我想他應該不會死，他今年52歲，也算是美好年華，不知道他會不會為自己年輕時的所作所為自豪。但在當時，並不是每個蘇聯人都能理解他的工作，有人這樣問他：你很有熱情，但你是否想過，你的熱情能否帶來任何有意義的東西？

3 安德烈耶娃的來信

在1988年之際，蘇聯意識形態部門的官員對「輿論亂象」憂心忡忡，無數卡通、新聞小報、電視節目都在傳播著他們不喜歡的「異端邪說」，在那年的一月，《旗幟》雜誌刊登了話劇《前進、前進、再前進》的劇本，在這齣戲的高潮部分，劇作家借羅莎·盧森堡的話來批判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沒有政治自由的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得到的自由，也絕對不是自由。」然後就是列寧的台詞：「太棒了，羅莎！」

蘇聯的媒體向來都把吹捧領袖當成自己的責任，比如勛章大王勃列日涅夫，他一生獲得過114枚獎章，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他自己頒給自己的。有個笑話講的就是這個：勃烈日涅夫被鱷魚吞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那條鱷魚連著屙了一個禮拜的勛章。不出意料的是，這位勛章大王還是成就極高的暢銷作家，他的小說三部曲《微小的土地》、《處女地》和《復興》出版於1978年，當年紅極一時，並且獲得了最高文學獎。但世人很快就會知道，這些作品沒有一個字是出自他之手。

在1988年，《前進、前進、再前進》利用列寧來反對斯大林，算是一大發明。但意識形態官員還是很快嗅出了不祥的氣味。1989年1月8日，《真理報》主編當著戈爾巴喬夫的面激烈地批評《前進、前進、再前進》，認為這齣戲不僅「不精確」，而且「污衊了蘇聯的歷史」。雖然戈爾巴喬夫並不同意他的見解，但兩天後，《真理報》還是刊出了批評文章，並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

「安德烈耶娃事件」就發生在這樣的氛圍之中。

妮娜·安德烈耶娃是彼得堡（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一位化學教師，當時剛滿50歲，雖然斯大林已經死了36年，但她和那時代的許多蘇聯人一樣，依然狂熱地愛著斯大林，絕難容忍那些「誹謗和誣衊斯大林」的言行。1989年2月1日，她投書《蘇維埃俄羅斯報》，認為「目前國內外的局勢歪曲了社會主義的歷史」，而《前進、前進、再前進》則背離了馬列主義，認為斯大林或許犯了錯，但也正是他領導蘇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這些人要我們相信蘇聯的過去全是錯誤和罪惡，卻對過去和現在的偉大成就一字不提。」「斯大林時代確實很困難，但人民都有工作，也可以保衛國家，沒有那麼多外國作品污染他們的心靈，也沒有那麼多庸俗文化污染他們的靈魂……」

這封信在1989年3月13日見報，蘇聯的輿論場瞬間為之沸騰，無數電報、電話打進《蘇維埃俄羅斯報》的編輯部，平民、官員，甚至是戈爾巴喬夫的軍事顧問，都對這封信表示讚美和支持。在蘇共高層的推動下，這篇文章很快被各地報刊轉載，連東德的《新德意志報》也不例外。在這篇文章的帶動下，蘇聯本已活躍起來的輿論場再次陷入肅殺和沉默之中，用當時一位編輯的話說：「那是一個令人顫慄的時刻，我們所期望和夢想的一切，都處於生死關頭。」

他們的驚恐自有道理。在那時，蘇軍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意識形態部門依然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真理報》的社論比法院的判決書更加致命，但自後來者觀之，他們其實沒必要那麼驚恐，那時已經是1989年的3月，離蘇聯最終的失敗，只剩下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妮娜·安德烈耶娃住在彼得堡郊外的「共產國際大街」，在1989年的初春，這條街上滿目荒涼。本書的作者大衛·雷姆尼克在一片靜謐之中敲響了安德烈耶娃家的大門。

如果不考慮政治立場，妮娜·安德烈耶娃的品行幾乎無可挑剔，她生活簡樸，甚至有點過於嚴肅，她出生於俄羅斯的貧窮家庭，一輩子遵從黨的教導，也服從黨的召喚，幾乎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她愛國，有同情心，工作也兢兢業業，還燒得一手好菜。在她50歲的時候，她的國家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變化，她一生之所信、一生之所為都在這場變化中顯得脆弱和危險，她為此而奮起抗爭。

「無論如何這個國家都需要秩序。我們現在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是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烏合之眾。……國家、秩序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而國家的意義就在於秩序、秩序、秩序！」

像安德烈耶娃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他們一生都活在《真理報》的陰影之下，他們的教科書、他們的報紙、他們的廣播都對他們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些媒體把斯大林塑造成一個英雄，一個全才，甚至是一個完人，在幾十年的浸淫和教導之下，這已經成了他們的青春記憶和人生信條，懷念斯大林就等於懷念青春，而否定斯大林就相當於否定了自己的一生。這需要相當的勇氣。事實上，他們對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完全無知，在1988－1989年間，無數媒體已經報導斯大林的所犯下的種種罪惡，但他們依然抗拒和排斥，對某一部分事實，他們選擇無視；對另一部分事實，他們斥為捏造；而對剩下的那些，他們則竭盡所能地尋找理由：衛國戰爭那麼艱難的時期，不搞大清洗能行嗎？那麼多壞蛋要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不鎮壓能行嗎？沒錯，他確實殺過人，但在那樣的時期，不殺人能行嗎？……

「年輕人從《青年》《微火》這種雜誌究竟可以學到什麼？」當安德烈耶娃走進廚房，她沉默的丈夫這樣問大衛·雷姆尼克，「不就是說斯大林是個偏執狂、性變態、好色之徒、酒鬼和罪犯嗎？他們甚至把他和『你懂的』相提並論，好像這個人一點貢獻都沒有似的。」

有些偏激的人可能會說，安德烈耶娃和她的丈夫不是蠢就是壞，但我想也可能有第三種情形：他們得了某種病，一種對新事物的接受無能。而之所以接受無能，無非是因為以前強加給他們的東西過於強大。在蘇聯末期，像安德烈耶娃這樣的人為數極多，他們抗拒新思潮，也反對變化，但變革始終要來。「民心向背」是一句大而無當的話，但蘇聯的結局可以證明：一個社會的變革，並不取決於有多少人反對變革，而是取決於有多少人期待變革、歡迎變革。

4 破爛展覽會

從1922年蘇聯建立以來，蘇共高層一直過著奢華甚至放蕩的生活，他們有豪華的別墅，有特供食品，當然也有觸目驚心的腐敗，而且越到後期，腐敗就越嚴重。而與此同時，蘇聯民眾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多次發生饑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2－1933年的大饑荒。因為荒唐而邪惡的集體農莊制，以及對農民的過分盤剝，蘇聯至少有700萬人餓死。在素有「歐洲面包籃」之稱的烏克蘭，至少有300萬人死於這場饑荒。

到1989年，蘇聯民眾的悲慘生活已經為世界所知。《共青團真理報》在那一年發表了一篇報導，說在1917年之前，俄羅斯的人均消費水平排全球第七，而在蘇共執政67年之後，已經降到了全球第七十七，「在羅馬尼亞之前，南非之後。」

在北方的沃爾庫塔，因為沒有足夠的肥皂，礦工們沒法洗淨臉上的煤灰；在白俄羅斯，村民只能在垃圾堆裡翻找金屬碎片，才能換到足夠的錢買一雙鞋子；在西伯利亞的秋明油田，礦工們只能住在破爛的小屋或簡陋的拖車裡，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據某些官員估計，當時蘇聯全國大約有150萬－300萬流浪漢，光烏茲別克就有超過100萬人失業。嬰兒死亡率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高出2.5倍……

大約就是在那一年，在莫斯科電視塔附近的「經濟成就展覽館」，幾位策展人決定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展覽。這個展館本來是蘇聯政府自我炫耀和吹噓的地方，常年擺放著他們在科技、航天等領域的重要成果，以及那些紅臉膛、肌肉發達的工人農民。但到了末期，這樣的吹噓和炫耀越來越讓人厭煩，真相於是就出現了。

這是空前絕後的展覽會，所有的展品都來自附近的商店，包括爛萵苣、破鞋、破鍋、生鏽的茶具、袖子不一樣長的上衣、醜得嚇人的珠寶，以及一瓶泡著死老鼠的礦泉水。一位運輸工人這樣告訴大衛·雷姆尼克：「這些還不算糟，我見過更差的。有些商店連這些爛貨都沒有。」

蘇聯解體之後，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個政權如此強大，養了那麼多人，為什麼在它行將失敗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維護它？我想1989年的那場破爛展覽會已經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個政權只能製造這樣的破爛，為什麼要維護它？如果一個政權可以罔顧民生到如此程度，它的失敗又有什麼可惋惜的？難道它不該失敗嗎？

5亞歷山大·曼的葬禮

亞歷山大·曼是一位東正教神父，在蘇聯的最後幾年，他的勇氣和虔誠同樣為人稱道，有人甚至稱他為宗教界的薩哈囉夫。他堅持不與政府合作，對克格勃們也沒什麼好顏色，多年來一直受到蘇聯政府的騷擾和迫害，被抄家，被審問，時常收到死亡郵件。但他依然不為所動，堅持教授《聖經》，在各個教會中公開地演講，有時甚至會出現在電視上。

我確信亞歷山大·曼受到過天主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影響。1979年，保羅二世在華沙老城的勝利廣場對40萬人發表演講，告訴他們「不要恐懼」，而且堅信「領導波蘭明天的將是耶穌」。這次訪問對瓦文薩有著莫大的影響，2013年我曾經當面問他：「是什麼給了你力量，讓你甘願冒著那麼大的風險，一次次堅持抗爭？」瓦文薩回答：「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教皇。在他來華沙之前，我奮鬥了十年，只發展了一百個同志；而在他來華沙帶領我們祈禱之後，我只用一年時間就發展了一百萬個同志。」

亞歷山大·曼一定知道這段史實，他似乎也有志願像保羅二世一樣，做一個社會變革時期的精神領袖，從勃烈日涅夫末期到戈爾巴喬夫時代，他的身邊始終圍繞著一群知識精英，在後來的意識形態之爭中，這群知識精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90年的9月9日，55歲的亞歷山大·曼走過一條樹林中的小路，一個暴徒拿著斧子躥了出來，沿著一條瀝青小道穿過樹林，一斧砍中了神父的後腦勺。重傷流血的神父又堅持著走了300米，拒絕了路人的幫助，最後死在自己的家門前。沒人知道兇手是誰，但從那時到現在，許多人都相信這是克格勃干的，記者亞歷山大·敏金在他的報導中這樣寫道：蘇聯政府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警告我們：「你們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葬禮那天，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其中有平民、宗教領袖，當然也少不了他的知識精英信徒，人們獻上白花，流著淚悼念他平生的英勇和虔誠，說了許多讚美的話，但幾乎沒有人主持追查兇手。

在亞歷山大·敏金看來，這場葬禮證明了蘇聯人的軟弱，他在報導中提到了1984年波蘭的那起神父被殺案，「那次事件讓波蘭人民奮起抗爭」，而面對幾乎同樣的事件，蘇聯人的表現要差得多，「我們站在一起，卻在討論別的事情。……我們比不上我們的東歐兄弟……我們不僅沒有奮起反抗，甚至不會因此而感覺憤怒……」

這段話十分悲觀，而且有著強烈的自怨自艾意味，似乎在說「我們這個民族不行啊，我們沒有血性啊」。但自事後觀之，這一聲哀嘆並無必要。敏金的文章大約發表於1990年的9月16日，不出一年，他就會看到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頭，面對坦克和機槍，坦然地、毫不畏懼地發出他們的聲音：「不要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回去抵抗你們的長官！」

6 維爾紐斯的血

在1991年最後的幾個月，蘇共和蘇軍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麼軟弱，事實上，它們極為強悍，不憚於扣動扳機，也不介意踏著平民的鮮血「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戈爾巴喬夫也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那個溫和開明的民主主義者，直到1986年2月，他還對媒體發表這樣的見解：斯大林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敵人編造的概念，也是對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嚴重污衊。同年6月，他還對蘇聯作家們發表指示：如果我們清理過去，就會失去這個國家所有的能量，我們必須向前……把國家的能量帶往進步的方向。

1991年1月13日，蘇聯克格勃特種部隊——其中包括幾十架坦克——開向立陶宛維爾紐斯的電視大樓，向聚集在那裡的示威人群猛烈開火，至少造成14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許多人都遭受過槍擊、毆打，甚至是坦克碾壓。這就是著名的「維爾紐斯慘案」。這起慘案不光在蘇聯國內，也在國際社會引起了極大憤慨，奇怪的是，沒有一位蘇共高層願意站出來對此事負責，戈爾巴喬夫說自己沒有下令，國防部長說自己沒有下令，內政部長也說自己沒有下令，聽上去感覺是軍隊集體走火了。

這並不是唯一的慘案。到1991年，蘇聯到處都在發動遊行示威，人們控訴蘇共與克格勃的罪行，也發出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呼聲。大衛·雷姆尼克曾經見過這樣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原諒我們！蘇共強硬派對這些遊行越來越缺乏耐心，越來越頻繁地動用機槍、坦克和毒氣瓦斯，在格魯吉亞的底比利斯，在阿塞拜疆的巴庫，民眾的遊行示威全都遭到了殘酷的鎮壓。3月27日，在莫斯科，為了阻擋和鎮壓民眾示威，內務部派出了超過五萬名警察，國家通訊社塔斯社發出了極為嚴厲的警告，莫斯科的克格勃頭子更是發誓「將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但一切都為時已晚，再過144天，就是著名的八一九政變，為了挽救這個政權，或者說，為了保住他們的官位和特權，蘇共的強硬派使出了最後的手段，他們綁架了國家元首，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也把軍隊和坦克派到了廣場上，但這一切，連垂死掙扎都算不上，他們所留下的「不惜血戰」的身影，最後只是一場笑話，他們什麼都沒有保住，只是加速了這個政權的潰敗，還有他們自己的恥辱。

關於蘇聯的失敗，至今依然是一個謎，「看著他起高樓，看著他樓塌了」，沒人能夠說清這大樓是如何倒塌的，但我相信，它一定與上面所列事實有關，這些事實未必是決定性的，但就像牆上的裂縫，當它們日日加深，再高的樓也終將變成瓦礫一堆。

那棟樓並不值得懷念，值得懷念的是那些曾在危樓之下生活過的人們，就像這本書中引用的，那位古拉格的囚犯給他的愛人所寫的信：在我們還有力氣和希望的時候，請讓我們保存希望。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絕望。這是最可怕的自殺方式：在你還有力氣的時候就劃掉所有可能，並且放棄戰鬥。

－－轉自新世纪

責任編輯：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