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0月02日訊】57反右運動和文革，這兩場針對文化和文化人的運動，致使那些憂國憂民的中國文化菁英，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被打斷脊樑。中共無神論的黨文化，將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幾乎摧毀殆盡。
57年反右中，學院領導對父親說：「老管，你寫字又好又快，負責記錄。」父親只需低頭記錄別人的話，不用說自己的話。因此，他躲過了一劫，沒被打成右派。但是，他的很多同事、朋友、熟人都成了右派。
「木乃伊」朋友 右派嚴老師
嚴老師和父親是莫逆之交。他出獄後，和父親有張側身合影。兩張臉龐同樣消瘦，太陽穴是坑，腮幫是坑，喉結超大。相片底下父親寫了仨字：木乃伊。看了二人多封書信，才理解圖說「木乃伊」，不僅在自嘲相貌，也在寓意心靈：他們在中共獨裁政權下，心已死，猶如「木乃伊」。
嚴老師是上海人，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父親曾是國民黨政府南京衛戍部隊的司令長官。57年他被大成了右派，被判刑20年入獄。
嚴太太和他離婚後，帶著兒子改嫁，與第二個丈夫又有了兩個女兒。似乎是命運捉弄人。20年後，當嚴老師拖著一身病痛從監獄出來時，嚴太太的後任丈夫去世了，這促成了他們的復婚。
嚴老師說他在監獄裡又讀了一遍二十四史，對共產黨認識得更清楚了，很多不解釋然了。為了兒孫有個名份上的歸屬，他同意了復婚。但是，可以上門一起吃飯，而堅決不在妻子家過夜。
嚴太太是英文老師。她時常用手絹捂著鼻子，紅著眼圈敲我家的房門。當我打開門，請她進來時，她卻從不跟我說話，甚至都不看著我，直視父親房間而去。只見房門被輕輕推上，但仍能聽見她嚶嚶的哭泣聲和父親輕輕的勸慰聲。
她不看我一眼，不說一句話，在街上碰到我，也裝作不認識。我想，她一定是為當初和嚴老師離婚這件事，感到顏面盡失，而抬不起頭來？
復婚後，嚴太太對丈夫特別好。但是嚴老師就是不原諒她。學校分房子，嚴老師可以要大房子，他非要一人住的小房子，怎麼勸也不聽。
嚴老師死於肺癌。他住醫院時，嚴太太每天跑醫院，給丈夫送飯，端屎端尿。但是直到他閉眼，也沒原諒她。
父親提過他們，說二人當初門當戶對，情投意合，美滿婚姻，完全是被一場無中生有的政治運動毀了。倆人骨子裡都很清高，嚴老師更傳統一些，但是，他太苛求了，拿王寶釧等薛平貴18年寒窯之苦比，不現實啊！嚴太太自己出身不好，再背一個「政治犯」家屬，帶著「狗崽子」，背井離鄉在石家莊，比王寶釧難啊！
「我們一家人和你劃清界限了！」
家屬大院裡有個女黨員，反右時表現積極。她丈夫是外單位的一個工程師，突然被劃為右派了。她生第四個孩子時，丈夫被看管交代問題。一個星期後，丈夫被放出來。他聽說妻子生了個男孩，喜出望外。他家輩輩單傳，他們已經有了三個女兒。
當他回到家，走進母子房間時，只見妻子，迅速拿起床頭一張報紙，擋住了嬰兒的臉，對他說：「我們一家人和你劃清界限了！」
丈夫先是一愣，待醒過味兒來，轉身出去了。夜裡，他們的二女兒上廁所推開門，看見爸爸吊死在水管上了。
廖阿姨和混血兒
廖阿姨是父母在石家莊的北京朋友。廖阿姨年輕時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一個德籍老師經常去館裡看書借書，兩個人年齡相當情趣相投，日久生情，隨後結婚生子。
但好景不長，二戰結束了，做為戰敗國的國民，廖阿姨的德國丈夫被限期離開中國，真可謂棒打鴛鴦不散也得散。生離死別，天各一方。
德國夫君的命運不得而知，但是廖阿姨和兒子諾諾的苦難正慢慢降臨。
北京「解放」後，廖阿姨因涉外婚姻被轟出北京，在石家莊遇到父親他們那批被逐出北京的「敵對分子」，他們同是天涯倫落人。父親說過，「她比我們更難，她還拖個混血的孩子」。
由此，廖阿姨也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運動員」。五七年反右後，我父母結識了一位未婚的右派曹叔叔，便把他和廖阿姨撮合在一起。因男方是右派，夫妻雙雙被下放到比石家莊更低一級的邯鄲去了。臨別父母親對他倆說：你們是一棵藤上的一對苦瓜，互相珍惜，相依為命吧。
廖阿姨和前夫德國人生的兒子諾諾，從小患有先天小兒麻癖症，他總是一瘸一拐的跟在母親身後。二十年後，和父親再相遇時，廖阿姨說到兒子諾諾。
可想而知，諾諾比別的「狗崽子」更受欺凌。他長著混血兒的臉，又拖著一條殘疾的腿，這就已經註定了諾諾在這個國度裡的悲苦命運。兒子受苦，母親更是苦不堪言，她時時在承受著兒子從肉體到心靈上的痛苦。
那些年裡，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沒有上大學、當兵、去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就業的機會。不能在國營大企業工作，只能去工資待遇低的集體小廠就業。我們尚且如此，諾諾不及我們這樣的二等公民，他在這個國家裡什麽權利都沒有，想找份餬口謀生的工作都不行。招聘單位，一看他檔案，就皺著眉頭合上了。也難怪，那時候，「混血兒」被人辱罵為「雜種」，和外國人有染的母親有「里通外國」嫌疑。所以諾諾二十多歲了還靠家裡養著，不給他自食其力的機會。
終於有一個單位肯要他了，廢品回收公司。其實就是老百姓說的「撿破爛」的活，一個又髒又累、沒人愛去的地方，還是個臨時工。對諾諾來講，能夠自己養活自己，能減輕母親心理和經濟上的負擔比什麼都重要，這是他最大的心願了。
諾諾勤勤懇懇，不怕髒不怕累，博得廢品回收公司上上下下好評。他每天第一個到崗，最後一個離開。自己的活幹完了干別人的活。人前人後都一樣的表現。諾諾的人品和工作態度，尤其感動了公司裡的一個人——公司領導，他簡直不相信，在中國大鍋飯體制下，竟然還有諾諾這樣自覺自願實幹苦幹的人？！他升遷時帶走了諾諾。從此，諾諾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諾諾調到新單位後依舊兢兢業業。這位有着德國血統的殘疾人，先當了區勞模，又當了省勞模。每次諾諾到省城開會，他都會奉母親之命來看望我父親。父親很少如此地誇讚一個人：「諾諾人性好，人品好。」
我認識很多當年的「狗崽子」，他們都曾有過良好的家庭教育，長大後在工作態度上往往也象諾諾一樣忠於職守，因此被中共拉進了邪黨。出身於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家庭，教育出來的孩子一般不離譜，尚有傳統道德、良知善念。而他們不應該是中共臉上的脂粉，為中共臉上貼金。為後代的平安幸福，當年製造父輩苦難的歷史不該遺忘。所以我常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扼腕痛惜。
意大利原裝小提琴，讓紅衛兵一腳踩進音箱裡
在一起玩耍長大的保康，他媽是教外文的。父親說她上過兩回大學，是馬思聰的收門弟子。文革時，她的那把意大利原裝小提琴，被抄家的紅衛兵一腳踩進音箱裡。這把琴是意大利著名工匠18XX年製作的原裝真品。後來我女兒考音樂學院時，考官提到這位工匠和他製作的提琴，說現在全世界只剩52把了，而且與年遞減。文革前一定比52把多，其中包括保康他媽那把。
兒子保康看著流淚的母親說：「媽媽，我給您做一把！」後來，他真的用一塊木頭摳出了一把小提琴。母親看著這把不出聲的木頭琴，流淚不止。
保康爸爸是省醫科大學胸外科專家，改革開放後，去日本講學時，通過日本朋友，買到了那把提琴的1：1製作圖紙。從此，保康埋頭做提琴。他做出了一把把真提琴，能出聲。他選了一把滿意的，郵寄給了大洋彼岸的美國小提琴製作大獎賽評委會。評委會每兩年評比一次。他的提琴第一次參賽，人家取前12名，他是第13名。評委會來信，邀請他帶琴親自赴美參賽。
去美國？談何容易！八零年代，還很少有因私護照。不是美國簽證問題，而是中國政府不給公民護照。後來可以去香港了，還是不能去美國。他就每兩年郵寄過去一把琴。大概是八零年代末，評委會終於給了他金獎的榮譽，並打來越洋電話祝賀。他太太告訴電話那頭：「我先生是個失聰的人。」聽電話的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懂提琴的人都知道，提琴裡面有個琴柱，提琴製作人都必須會調琴柱，調得差一點，音色會差很多。據說，失聰的人，聽人說話都是重音兒，別說調琴了，所以令人震驚。
保康是因為小時發燒打鏈黴素導致的耳聾，屬於中國特色的鏈黴素受害群體。家裡發現孩子失聰，如五雷轟頂。母親讓兒子摸著自己脖頸的發聲部位，看著口型，教他叫出「媽媽」的。
紅衛兵抄家，把母親的骨灰盒都打開了
我媽得了肺結核，62年在石家莊去世的。文革66年10月，我回家一開門，見爸爸坐在地板上。他人很瘦，膝蓋高過肩頭。平時很注重儀表，斯文儒雅的父親。怎麼成這樣了？父親一看是我，眼睛片後面的一雙大眼流露出驚恐，低聲說：「出去！出去！」我一看，滿屋的紅衛兵。父親從來沒有對我這樣過，嚇得我拉上房門就跑出去了。
那天發生了什麼，父親從來沒跟我說過。後來，八零年代，在街上碰到他一個學生對我說：「你知道嗎？66年，抄你們家，學生把你媽的骨灰盒都打開了！」我沒聽父親說過，回家問這事，他頓時老淚縱橫，之後說了一句：「共產黨踹寡婦門，掘絕戶墳，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政權！」
地上的粉筆字留言
68年我14歲，因為出身不好在學校挨批鬥。那時，我想下鄉投奔農村親戚，甚至不想活了，給自己設計過各種尋死的方式。有一天，校長把我叫進辦公室，對我說了三句話：「你爸爸來過了，你不要下鄉，不會總這樣的！」從那以後，班主任不再帶領全班同學批鬥我了。
68年學校老師都背著行李走。父親回家沒見到我，用粉筆在地上給我留言：我要去五七幹校了。切記：1，不可以隆火。（怕我煤氣中毒）2，不可以去大食堂吃飯。（怕有壞人欺負我）給我留了十五塊錢，讓我再向我哥要十五塊。那時候，我一個小丫頭片子，手裡有三十塊錢，美壞了，整天買豬蹄饅頭吃。
但是，一連好幾天，夜裡老有人敲門。來人想幹什麼？家徒四壁，連書都沒了，只一床被褥。臉盆裡的水結著冰。我頂着被子，趴在枕頭上，又冷又害怕，一直哆嗦到天明。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誰敲的門。
後來我哥回來了，夜裡就不敲門了。父親說，這是我不讓你去大食堂吃飯的緣故，有人知道你一個人在家，是奔你來的。什麼工宣隊、軍宣隊，是流氓隊。
父親後來告訴了我，當初攔我下鄉投奔親戚的原因，「你是不知道深淺，要是去了，你現在就是二傻子媳婦，不嫁也得嫁！」
繼母疯了
62年母親病逝，後來父親續弦了。本以为是農村小學教員的继母为人樸實，能多照顧我們，但我們之間不親近，也不住在一起。這可能是緣分不夠。
1967年11月份，我從北京躲避武鬥回來，父親接的我，放下行李對我說：我帶你去省二院看看你媽。我問她怎麼了？父親說：她瘋了。我嚇的「啊」了一聲，問怎麼瘋的？父親說，學生準備鬥她，給她糊了一個高帽子，她正好從辦公室門口過看到那頂高帽子，還沒看清罪名呢，一看見自己的名字就嚇得瘋了，整夜不睡覺，嘴裡念念有詞的在房間裡走綹。
出事後，父親不知道。是繼母家的鄰居打電話到父親住的家屬院找父親。門衛接了電話不管叫父親來聽電話，因為父親是黑幫份子。最後鄰居急了說：「我們也只是鄰居，他老婆瘋了，還有一個三歲的孩子沒人管！」這樣門衛才通知父親。
想去探望繼母得向紅衛兵請假。遭訓斥後，約法三章，總算放行了。父親先把妹妹託付給了鄰居，每月付30元，然後帶繼母去了醫院。
到了醫院門診一看那個醫生，父親偷著樂了。見那名醫生戴著一個大黑牌子，寫著：打倒學術權威某某某。父親馬上低聲對他說：「我跟你一樣。她，（指著繼母）學生要鬥她，把她嚇瘋了。拜託了，能讓她住多長時間的醫院，就讓她住多長吧。」那個醫生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只是不停的像雞啄米一樣的點頭。果然，繼母憑藉醫生的診斷證明和醫囑，在醫院裡住了很長時間，躲過了「紅色風暴」。從此以後再也沒回去教書，直到文革結束。
「那真是蒼天有眼啊！」每當化險為夷時，父親都說這句話。
父親也差點兒瘋了
1968年5月，紅旗雜誌有篇社論，標題是《清除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那時我還不知道父親曾經在國民黨政府謀過差事，但是對這個標題格外敏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我暗自祈禱，這和我們沒關係，但是心裡就是不踏實。只知道父親有歷史問題，具體什麼問題不清楚。很多事情父親不和我們說，是怕我們承受不住壓力，也怕我們不知深淺說出去再找麻煩。
針對父親歷史問題的運動來了，才知道他在剿共委員會幹過，我心裡害怕極了。那時已經不讓父親回家過夜了，但中午還可以回來看看我。有一天，我在食堂吃完飯回家，正捧著一本書在看。父親回來了，他沒出聲，我沒在意，還在聚精會神地看書。突然，父親用著從來沒有的怪調對我說：「你在看什麽書啊！」我聽後一驚，感覺不對勁，抬頭看到的是父親一雙變形的大眼睛，透過眼鏡鏡片向我投來驚恐的眼神。我「哇」的一聲嚇得跑了出去，跑向了學校的那塊麥子地，跑進了麥子地的深處，坐在地上哇哇的哭，哭了好一會。害怕、擔心、傷心、委屈一股腦湧上心。爸爸瘋了怎麼辦？怎麼辦？想了很久，只有一個答案，那我就去死。
68年5月，我剛升入初中，班主任正領著全班同學在批鬥我，因為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和官僚出身，是雙料反革命份子，所以我就成了全班唯一的雙料狗崽子。
整整一個星期裡，中午我都沒敢回家，我怕再遇到異樣的父親，和他那雙刺我心的眼神。長這麼大，我還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樣。對我講話的父親永遠是位幼兒教師，他給予了我父愛、母愛，雙重的呵護和慈愛。
他是如何被審查的？他們給他多大的壓力？他好像承受不住了！想到這些，我更多的是耽心父親現在怎麼樣了。吃完午飯，我沒去麥子地躲著，回了家，父親不在。不一會兒，父親回來了。我先找尋他的眼睛，透過鏡片我看到了以前熟悉的眼神，知道父親沒事了。父親用以往溫和的聲音問：吃過了麼？我回答：吃過了。這一問一答，終於結束了我一生中最痛楚、恐怖的一個星期。
以後多年的日子裡，我們父女倆從來沒有問過，在那一個星期裡，彼此是怎麼度過的？
父親險些沒了命
1970年春的一天，校長把我找去了，是父親學校來了三個人來調查。當我走進校長辦公室和來人的眼神相撞時，我感到來者不善。「你說說你父親平時怎麼給你留口信兒？」三個人輪流厲聲厲色地追問我。不知道父親又捅了什麼漏子了？讓他們如此這般。
我的腦子飛轉著，實在猜不出父親那邊出了什麼事？到底應該怎樣回答，才能把對父親的傷害降到最低？仨人逼我回答問題，我不能不說：「他用粉筆寫在地上，寫上1讓我幹這個，2讓我干那個，還把他的話用粉筆圈個小圈，提醒我注意。」一人說：「你寫寫看！」我便拿粉筆在地上寫給他們看。「還有嗎？」我說他常這樣留言。
他們又問：」他有習慣在紙上給你們留言嗎？而且還習慣墊著東西寫？」我說：「沒有過。」他們聽了好像不滿意，接著盤問了好半天，顯得挺掃興的。臨走還不忘扔下一句話：「要和你爸劃清界線！」我目送他們走出了校長辦公室，咬著牙沒哭出來。
中午放學了，我飛快的跑回了家，父親不在家。我又胡思亂想：不回來，那一定是出事了！我根本就坐不住，在屋裡轉悠。突然房門打開了，父親默默走進來，我高興地哭了。父親聽我講了上午發生的事情，說：「我差點當了現行反革命份子。」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上個星期老師們組織學習去年十月份的紅旗雜誌社論。在這裡說明一下：父親不屬老師類，屬於黑幫類。有的老師收入不多，捨不得花錢買這種非工具類的書，他們就借著看看。父親說：我也不是喜歡才去買，是因為買這類書允許出校門逛書店，平時是沒有出校門的權利，藉此可以放鬆一下。
那一期的紅旗雜誌封面是毛賊的頭像。政治學習最無聊，互相大眼瞪小眼，但要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結果有人就觀察到父親那本雜誌封面上的毛賊象有問題，毛象頭部有一圈圈的陰影。有人舉報後，「陰影」成事件，引起喧然大波。專政隊先把父親找了去，訓斥道：「說！為什麼在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頭上畫圈圈？」看到對方手裡那本揮來揮去的雜誌，父親突然明白了他們嚷嚷的原因了。「這不是我乾的，我沒有這種書寫習慣。」專政隊不信，說，你先回去，隨時等我們傳喚。
一位女老師回想起了那天的情景：父親買雜誌回來，被吩咐快去排版，就順手把雜誌放在了一邊。這時一男老師過來要在一張紙上寫序號，就順手拿起那本雜誌墊在了紙下，寫帶圈的1。萬幸的是，據女老師提供的線索，居然找到了那張原始證據的紙，上面書寫的字跡和雜誌上的陰影完全吻合。至此，父親「蓄意侮辱偉大領袖」的重大嫌疑才被解除。
而真正「作案」的那個男老師，因為是黨員，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父親說他這一生中，有兩位「貴人」讓他逢凶化吉。一位是原幹部學校校長，57年反右時一句話：「老管你的字好，你做記錄。」救了他。做記錄不用發言，不發言就揪不住辮子打不成棒子，父親果然沒當右派。再一位，就是這位女老師憑良心給父親作證，洗刷了不白之冤。否則，父親就成了現行反革命，輕則坐牢，重則槍斃。
事後過後，有一天，父親第一次對我說：「紅五啊，你要有個思想準備。如果爸爸哪一天回不來，你要活下去，要照顧好你自己。我知道啊，共產黨對我們是想斬盡殺絕！」
這個世界上，除了父親，我再沒有可依靠的人了。哥哥已經去了下面的水泥廠，我想像不出，剩下我一人怎麼活下去？
家譜和乾隆賜的「斗方」都漚成紙漿埋了
一尺厚的家譜，都是宣紙毛筆寫的，連同乾隆皇上賜給管家的「鬥方」，一塊毀了。當時都不敢燒，北京那時候，一見誰家冒煙，紅衛兵就衝進去打砸搶。各家就拿水泡，泡成稀粥似的埋了。67年，我回北京的時候，我二嬸已經都毀完了，化成紙漿，在後院挖個坑埋了。
乾隆皇上賜給管家的「鬥方」，用硃砂寫的一個「福」字。我爸和我二叔的小名就叫「大福字」、「二福字」，後面是寫字的字，不是北京人讀的「大福子、二福子」。他們哥倆的小名源自乾隆爺的賜字——福字。
都知道這塊「鬥方」是家族的榮耀，鎮宅之寶，起碼也是值錢的文物。即便如此，誰也不敢留存，都怕招來殺身之禍。是二嬸動手毀的，父親想起來還生氣。其實，父親何嘗不知道怨不得她。當時，自己不是也把爺爺穿着官服的老照片都燒了嗎？爺爺官服前襟有一個「補子」的圖案，一看就知道他是幾品官吏。
父親說，有了家譜，才能湊成縣誌，有了縣誌，才好編寫朝代歷史。
幾代人珍藏下來的「鬥方」，連我都沒捨得讓看，最後自己毀掉了。印象深的那個景泰藍大膽瓶，齊我眉毛高72年，我回北京吃餃子時，二叔讓我摟住那個細脖大膽瓶，把它放倒了在地上，好用筷子往外掏糖蒜。
景泰藍講究的是金絲鑲嵌，銅絲鑲嵌就差多了。家裡這個大膽瓶是金絲的還是銅絲的？父親說，不是說是銅絲的不值錢嗎？二叔說是金絲的，按老爺子的家境，能買個銅絲的放家裡？
父親說過，北京老宅，明代的磚頭，清代的椽子。裡面盡是寶，掘地三尺能挖出銀元來。我們家廚房裂了紋的鹽罐子，仔細看，是明代什麼官窯出產的。沏茶喝的小蓋碗，父親用過的，扔在哪個旮旯裡了。茶銹色了，新的時候是象牙瓷的，也是明代的。
父親常講老北京的事兒，說北京城的每一個物件、一磚一瓦，更別說北京胡同了，都是古董，有歷史，有故事。現在都拆了、毀了！共產黨就是敗家來的！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莆山
